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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小沈阳由于春晚效应而红遍全国的时候，上海有个叫周立波的喜剧演员在当地以“海派清口”深受大家喜爱。春晚的郎导显然发现了这个卖座点，于是，力邀周立波在春晚中演出。
据周立波讲，当时的这个邀请被他“婉拒”了。“春晚不请你是能力问题，而请了你不去就是境界问题了。”
他戏称：“赵本山是全国人民的水饺，而周立波只是上海人民的小菜。春晚可以没有周立波，但不能没有赵本山。”
谈到和邀请他喝郭德纲同台的问题时，他说“一个吃大蒜头的和一个喝咖啡的，哪能好呢？”
谈到南北文化差异问题时，他说：“南北文化不应该处在pk的状态，而应该共同繁荣，我个人也将促成这种繁荣。”
从他的话语中，可以看出这样一些问题：他的骨子里有着知识分子的清高，认为自己被邀请不参加春晚是一种高境界；他对北方文化颇有些成见，从骨子里感觉到低俗，与他的幽默比起来，好比用大蒜比咖啡，而殊不知，这位“吃大蒜”的郭德纲先生，早在他成名好几年前，就曾“婉拒”过春晚的邀请；他不得不承认赵本山的伟大，虽然在骨子里，他不看好北方文化，但对我们的喜剧界老大，还是有几分尊重的；虽然他说要促成南北文化的共同繁荣，但实际上却缺乏信心，否则，与吃大蒜头的pk又如何？古往今来，清高只能使人狭隘。
我个人是很喜欢周先生的段子的。
他的很多后期的表演，百分之九十多以上是用普通话来表述的，可见，周先生在促进“海派清口”的推广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我相信，这样下去，他的表演一定可以受到越来越多人民的喜爱的。这人民，已经不局限于上海。
他的表演大多以讽刺、挖苦为主，配以惟妙惟肖的模仿，以及拿捏得有些分寸的调侃实事，达到令人捧腹的效果。
虽然他一再宣称：“对艺术家要宽容”但是基本那些“宽容的艺术家”都被他拿来开刀了。
比如：他讽刺蒋大为歌曲单调“他这朵桃花开了近30年，哪能不会谢呢？是塑料花？”；他讽刺刘欢脖子短“你叫刘欢穿立领去抢银行啊？”；他讽刺李宇春男性化“我看到这个开朗的小女孩，解决了我多年以来的一个困惑。小时候读到木兰从军时候我觉得这不可能，看到这个小女孩的时候，我知道了，这在技术上有可行性。”
其实，拿名人说事在曲艺界已经司空见惯。如：“那家伙薅的跟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啊？”；又如：“人倪萍不是写本书叫日子吗？我就写本书叫月子。”
似乎不见葛优出来回击，倪萍当时也笑着面对。
而到了周立波这里，就有很多人受不了了。认为他的讽刺过于恶毒，会中伤某些“名人”
我认为：如果能给大家带来欢笑，拿名人们开刀纯粹是搞笑，没什么恶意的。幽默与滑稽带给人的欢笑有时也许不如恶作剧带来的效应。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去热衷于在愚人节那天捉弄别人了。而如果总拿隔壁武老二开涮，显然大家不会有什么兴趣。所以说：虽然周先生对名人的讽刺很尖刻，但给我们带来了欢乐，那些“艺术家”与他们的粉丝们对周先生要宽容。
他模仿领导人的段子尤其令人拍案叫绝。我过去听到这样的段子，都是在街头巷尾、茶余饭后，几个好朋友谈论这样的事情。而在舞台上表演的，他是第一个，至少是我看过的第一个。
熟知历史的人都知道，身在哪个朝代，就莫要过多谈论某个朝代的政治，否则，是没有好下场的。
而周立波的段子真的能像外界评论的那样：“拿捏得恰到好处”没有触及执政者的底线吗？我看不好说。
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向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表示敬意。
如果要比较南北幽默文化的差异，我认为：北方幽默是一种生活幽默，从生活中的点滴小事与人性的表层提取笑料，达到让人发笑的目的，比如：不差钱中“这个可以有”“这个真没有”就深刻体现出了有些人想请客又有些不想花钱的人性；南方的幽默是一种语言幽默，相对含蓄一些把一些事情提炼，总结出一些精辟的话语，达到引人发笑的目的，比如周先生的“现在中国股市基本上属于：老板进去，瘪三出来；人才进去，棺材出来；博士进去，白痴出来；杨百万进去，杨白劳出来；进去的时候想发财，出来的时候想发疯；握着双枪进去，举着双手出来，全部缴枪不杀了；想学巴菲特进去被扒层皮出来；小康家庭进去，五保特困出来；拍着胸脯进去，抽着耳光出来；男人进去，太监出来；周立波冲进去，周扒皮逃出来；大小非解禁进去，大小便失禁出来。”精炼的话语幽默地体现了股市里的无奈与悲哀。
想促进文化的发展，就要不拘于地域性。倘使周先生真的想为促进文化发展而做些贡献的话，抛弃些清高，吸取些民俗，少一些地域性的哗众取宠，多一些本性的真正宽容，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
饺子可以吃全国，小菜也一样可以吃全国。文化的发展需要更多的赵本山、郭德纲、周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