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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暑假，虽说单位接收了我的派遣证，但却没有告知何日才能上班，只说还要等等等。也不知要等多久，我便到哥哥所在的城市去玩，正好听说附近有家中外合资的工厂准备开业，颇觉新奇，便吵着哥哥帮我报了名，一边在工厂做事，一边等通知。近来闲着无事，便时常想起那段仿佛已经很遥远的岁月了。
工厂就在离繁华的街道只有几十米远的地方。报到的那天，是哥哥带我去的，我们一人骑一辆自行车，我双眼不离地紧盯着哥哥的背影，唯恐一眨眼哥哥就不见了。骑了没多久，哥哥在一个院子门前停了下来，说到了，让我一个人进去。我放慢了脚步，看到高大的门柱上镶嵌着灰白色的大理石，两扇崭新的大铁门敞开着，两边还各有一扇小铁门，是关着的。有人在陆续地往里走，整个厂区像是一个放大的“几”字形。迎面是两排长长的用泥石砌成的花坛，里面栽种着四季青。花坛中间的水泥地面的尽头，是一排平房，进去的人都聚在门前，我也朝那里走去。
几个嫂子模样的人，站在一起说笑着，嗓门很大，时不时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还有一大群天真朴实的少女们，三五成群地说说笑笑，一脸的兴奋之情。看着这些即将成为同事的姐妹，我凭空对她们升起一种亲切之感，仿佛认识很久似的。
一个身材很矮的青年人，手上拿着一叠纸从平房里走出来，往里指着说：“大家都站到里面去，我要开始点名了，来的人说声‘到’就行了。”我随着人群走到里面，意外地看见几个男孩坐在椅子上，我还以为是清一色的娘子军呢。那青年人说完开始点名，那情景很像是坐在教室里让新来的老师认识他的学生。名字点完了，青年人接着说：“我手里拿的是厂规，每人一份，大家回去后，要把它们都背下来，明天上班后要检查的。”一边说，一边把手里的纸传开，还望着那几个嫂子笑着说：“你们这些老厂的嫂子也一样，这次请了福州的人来管理，听说是很严历的，那就不比从前了。”嫂子们听了，纷纷议论起来。青年人又和她们说笑了几句，见每人都拿到了一份厂规，便说：“大家可以回去了，明天八点钟上班。”
第二天，所有的人集合在厂房的三楼，车间很宽敞明亮，我和光明坐在一起，她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同事，有一对令人羡慕不已的乌黑的长辫子。检查厂规的是个中等身材的年青人，说一口不是很标准的普通话。听嫂子们说，他叫韩星。韩星拿着一张厂规，抽其中的几条让我们用普通话背出来。一个接一个，回答对的可以下班，回答不出来的重头再来，听着各式各样的普通话，我们在旁边暗自偷笑。
接下来的几天，我和光明都是坐在一起，分车间时，我们也分在了同一个车间，仍是坐在一起。管理我们车间的是一个女的，名字不记得了，只记得大家都喊她黄小姐。黄小姐长得不是很漂亮，但为人极是和气，说起话来，轻声细语，十分温柔，一口普通话比韩星的好听得多。她负责为我们讲解基本的操作知识。过了不久，另外两个年轻人接替了韩星和黄小姐，管理我们的是凌雨。
凌雨的身材很高，油黑的脸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嗓音粗哑。他人高腿长，微微有些罗圈腿，走起路来总是一副十万火急的样子，再加上腿还没动，上身已先行半步的姿态，使人看了总是想笑。凌雨的管理比起韩星来更令人“寒心”厂规里有一条：不许车间里有串岗和说笑的行为。我们这群年少好动的员工，当凌雨在车间里，每个人看上去还都是规规距距的样子，凌雨一走，立马就有人叽叽喳喳的，像一群不甘寂寞的小鸟，还相互走动。坐在最排的员工顺带放哨，看见凌雨快要进来时，赶快咳嗽一声，串岗的人一遛烟地就回到了原位上，吵闹的车间，一眨眼就哑雀无声。
也有措手不及被凌雨发现的时候，他立刻就会扯着嗓子一连声地喊道：“集合集合，赶快赶快，站成三排，赶快。”喊叫声就像发怒的海水，一浪高过一浪。等我们站好了，他就唏哩哗啦地训斥起来，和韩星同样的普通话更是令人难懂。有一次，他说我们是一群分子，令我们摸不着头脑，你望我，我望你，谁也没听懂。过了几天才知道，他说的不是“分子”而是疯子。更令人难忘的，还是那次全车间的人在太阳底下罚站。有个同事实在是支撑不住，要不是被身边的人手疾眼快地扶住，早就叭在了地上，有些人愤愤不平，带头回了车间，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凌雨来后不久，接替了全厂的管理，成效还是有的，但随着权力的上升，精采纷呈的事情也接踵而来。他把全体的员工集合在厂区里，各各车间站在一起，整齐地站成一排排，进行些立正、稍息、左右转、原地踏步等等的训练。有些姿势和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不同，有人戏称为“国民党的式样”那场面也颇为壮观，吸引了不少过往的行人叭在铁门上，乐不可支地观看。训练完了，还要进行分组表演，看谁做得最好。最为热闹的要算是跑步了，围着厂区跑几圈。据说是为了加强我们的体能，要每天都坚持下去，各各车间错开跑。
我们车间的人最多，一个接一个的像一条长龙。厂区前面是一所高校，一栋男生宿舍正对着我们。每当我们跑步，宿舍的窗口就伸出许多的脑袋，一起喊着：“一、一二一，一、一二一。”就像有人出钱顾了他们，喊得甚为卖力。下班时，员工还要排队走出厂区，像放学的小学生，一个挨着一个，生怕走丢了，这时“一、一二一”的喊声又会再次响起。
春风得意的凌雨把女朋友－－雪云也带了来，管理我们车间。雪云长得倒是文静秀美，但她和凌雨像是一个师父教出来的，不许我们说话，还不许我们笑，违规者，把名字写在黑板上，还要扫厕所，拖地板。我们小心翼翼地不想金榜题芳名，受罚者也就寥寥无几。雪云无所事事，时常双手抱在胸前，伴着高跟鞋尖利的吧嗒吧嗒声，一副女王巡视的神态，在车间里走来走去，像一根被风吹佛的杨柳。
不甘沉寂的我们，在紧张压抑的劳动中，也能制造出不少的笑声。车间里有一种白色的双面胶带，也不知是谁独出心裁地用它粘贴成“王八”字样，悄无声息地贴在某个人衣服的下摆，当她站起身来走动时“王八”也随之摆动起来，十分的惹人注目。车间里就会轰然响起一片笑声，走的人不知笑什么，回过头来看见大家笑，自己也跟着笑，我们见她笑，越发笑得不可收拾。就这样“王八”很快就流行开来，谁都有被贴的可能，有时防不胜防，背上背着个“王八”在车间里招摇过市。
好景不长，凌雨带着雪云走了，接替他们的是原老厂的厂长，有人欢欣鼓舞，有人大失所望。又过了不久，厂里换了一位头头，和我不但是同乡，还住在我哥的隔壁。其它的一切还是一如既往，唯一不同的是厂里的食堂被二胡承包了下来，听说他是头头的远房亲戚。
二胡大概是姓胡，排行老二，如是就喊他二胡。他倒像是一把只见拉，不见响的二胡。他对前去吃饭的员工都是满脸的笑迎，但吃的人还是越来越少。有一回，只有我们几个人在吃饭，不知是碗什么汤，只见些蛋花在上面飘着，一个同事拿着筷子在汤里晃了两晃，笑着小声说道：“只有拿网来，我看还能吃上两口。”二胡知道新来的头头和我哥是邻居，在厂里每每看见我，总是笑容满面，客客气气，好像我也是领导。
食堂旁边有间房子，是眼镜和女朋友住的。听人说：眼镜是在新疆长大的，也说一口普通话，戴着眼镜，别人干脆叫他眼镜，真名倒不记得了。眼镜长得很瘦，对穿着又不是很讲究，裤腰像捆稻草似的，胡乱捆在腰上，又像是没有屁股，走起路来，裤子只管荡来荡去。眼镜的女朋友也有些近视，但很少戴眼镜，一不小心做错了什么，哪怕是芝麻大的事，眼镜也会皱着眉头，没完没了地用手指着，说：“你看，你看你真是”那喋喋不休的样子，很像电视剧里勾心斗角的姨娘们。
车间里有个嫂子，长得矮矮胖胖的，走路微带“八”字，每走一步，脚后跟像是使劲地往上一提似的，给人一种一走一闪的感觉。说话的声音像是从破琴里发出的，还说得又急又快，生怕被人抢去似的，特别喜欢对人评头论足，大有宋世雄之风，全车间的人没有不被她评论的。
和我们坐在一起的鸿艳，最是活泼大方。有一次到江边放风筝，我们几个坐在草地上，她一个人在旁边，边跑边放风筝。江边有般小货轮开了过来，船边站着两个年轻人，朝我们这边张望。我们笑着对鸿艳喊道：“鸿艳，那两个人在看你呢。”鸿艳接口就大声喊着：“嘿，哥们，我在这呢。”边跑边挥着一只手，引得我们哈哈大笑。有人说鸿艳还会看手相，我们争着伸出手，她被缠不过，拿起手来，像模像样地说东道西。听她说，她家里原有一本这方面的书，是她父亲看的，她偷偷地看了一些。我曾笑她，将来要是厂里呆不下去了，她也不用愁没了饭碗，只要带上一个小板凳，往街头一坐，准保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同事中，小玲最是讨人喜欢。高挑的身材，娇好的容貌，还有见人一脸的笑。她进厂比我晚些，但一进来就和我们坐一起。我们俩人喜欢在街上闲逛，饱饱眼福，有些东西是买不起，有些东西还是买得起的。我们俩人逛街，十回有九回嘴巴是没闲着的，就像是为了吃才特意上街的。那时，都怕长胖，也不知怎的，一吃起来就顾不上计较了，唯恐长不胖似的。我一个人在街上原是不吃东西，有小玲陪着，也就无所谓了。我们买吃的东西是从不分开付帐的，她买这，我就买那，一式两份，吃完了还说：“再吃点吧。”就像满街的东西都是有人免费请我们吃的。
第二年，我接到通知上班去了。当年的那群黄毛丫头，后来很少见到，想必都早已是为人妻为人母了，也不知生活是非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