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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舍予，字老舍，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亚之仁未能一扫空也。幼读三百篇，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示甘于寒贱也。二十七岁，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三十四岁结婚，今已有一女一男，均狡猾可喜。闲时喜养花，不得其法，每每有叶无花，亦不忍弃。书无所不读，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作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如是而已，再活四十年也许能有点出息！
这是老舍40岁时自拟的小传，载于1938年2月宇宙风第60期上。写得质朴自谦，却又妙趣横生，颇见名士风流，读来让人且笑且叹且感动。
“三岁失怙”没有父亲的家多么难，仅仅依靠母亲给人缝洗衣服的微薄收入维持着。陪伴幼年老舍的，是不用花钱的玩具和拥挤的大杂院。这种生活，使他从小就熟悉车夫、小贩、下等艺人、娼妓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这些地位卑贱的人们的喜怒哀乐；还使他从小就喜爱流传于市井里巷的曲艺、戏剧等，深受传统艺术的熏陶。可以说，他接受的是与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不同的生活教育和艺术启蒙，这在他以后的创作中留下了鲜明而独特的印记。
正因为家贫，他长到9岁还未入学，一字不识，是一个亲戚慷慨解囊，才使中国少了一个学徒或小贩，多了一位扬名世界的文学大师（事见作文指导报总第250期第8版宗月大师一文）。1918年，老舍师范毕业，做“教书匠”任北京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校长。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他开始去寻求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
1924年，老舍去英国执教，阅读了大量的英文作品。生活和书本向他打开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兴趣，此后即“发愤著书”创作出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这三部长篇小说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长篇白话文小说的公认的奠基人之一。
1930年，老舍回到祖国，先后在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任教，课余进行创作。陆续发表猫城记、离婚、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和一些杂文，涉及多种体裁，风格日趋成熟，进入一个创作高峰期。这段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他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方法，叙述了人力车夫祥子希望以个人奋斗改变卑贱地位的故事，揭示出了一个意义深广的社会悲剧，表现了作家对于城市贫民的真挚同情和深刻理解，成为中国30年代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并于40年代畅销美国。
抗日战争爆发后，老舍只身赴武汉，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主要负责人，成为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思想和行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画出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城的众生相。这部小说在美国出版后，被认为“不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出版的最好小说之一，也是在美国同一时期所出版的最优秀的小说之一”
1946年，老舍赴美讲学，期满后旅居美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老舍应周恩来之邀回国，从此定居北京。新中国的新气象，激起了新的热情，使他的创作形成了又一个高峰。1951年，话剧龙须沟上演，表现古老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着的深刻变化，引起了文艺界和社会的普遍赞叹，老舍因此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此后，他不断有新作问世，其中最成功的是话剧茶馆和半部正红旗下。前者以北京一个茶馆为舞台，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盘据时期和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三个不同时代的生活场景，前后跨越半个世纪，上场人物60多个，结构严密，深刻入味，成为当代中国最优秀的话剧剧目之一，在欧洲演出时引起轰动，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后者带有自传性质，写出了大清帝国行将灭亡时的社会风貌，特别是作为清朝统治的支柱的旗人在大动荡中的分化和没落，耐人咀嚼。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北京的市民生活，特别擅长在最卑贱的城市贫民中开掘美好的人性，又结合来自于狄更斯等英国作家的影响，形成了极具内蕴的独特文风，被人称之为“京味”其实，读了他的那篇“自拟小传”再听听下面这个故事，就可以了解老舍的性格，及同他的性格一脉相承的“京味”了：1944年，日军欲从贵州偷袭战时首都重庆，重庆方面准备再向西撤。老舍正在重庆，友人问他：“您怎么办？”他脱口而出：“我哪儿也不去，北面就是涛涛的嘉陵江，那里便是我的归宿！”朋友们写信询问，他回答：“不用再跑了，坐等为妙；嘉陵江又近又没盖儿！”底子是悲愤的，表象却是俏皮！内庄外谐，本色自然，并非不带刺，但决不刻薄，而是含着悲悯和寂寞的，口角边虽挂着讥嘲的笑意，眼里却蕴着两眶热泪，一心只想借笑声使艰辛的人生变得好过些，就是这个味儿！含着泪笑，是因为他有热烈的爱，而他的爱是通过爱北京，爱顶小顶小的小羊圈胡同，爱母亲、祥子、王掌柜、祁老人等最卑贱却又最美丽的人们表现出来的。
这样一个人，内心反倒是最刚强，最不能容忍别人玷污清白、颠倒是非、践踏正义的。所以，文革初期他选择了死――投身太平湖，以性格中最坚硬的特质做出最强烈的抗争，完成了生命中最后一次也最不同于任何一次的创作，让爱他的人们永远记着他的话：
“他的眼要看真理，要看山川之美；他的心要世界进步，要人人幸福。他的居心与圣哲相同，恐怕就不屑于，或来不及，再管衣衫的破烂，或见人必须作揖问好了。所以他被称为狂士、为疯子。这狂士对那些小小的举动可以因无关宏旨而忽略，叫大事就一点也不放松，在别人正兴高采烈，歌舞升平的时节，他会极不得人心的来警告大家。大家笑得正欢，他会痛哭流涕。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