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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之前，淑芳一直以为高明只是市委的一个小角色而已，没想到真正办起事情来也会有些力度。
现在的淑芳，不但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一个快班的班主任，而且还被评为了市级优秀教师，她知道能够实现这一切高明功不可没。
更让淑芳高兴的是，儿子乐乐也上小学了，这孩子继承了父母的优点，学习特别认真，脑子也聪明，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淑芳想，如果单从表面看，他们夫妻双方都有稳定的工作，还有一个健康聪明的孩子，在旁人眼里应该是很幸福的了。
只是，高明出轨的事情在她心里始终都有个阴影，她无数次都试图说服自己原谅高明，但结果总是不能如愿。这就好比是一面镜子，一旦被打碎了，无论再怎样粘合也会存在裂痕，虽然淑芳明白，现在的男人没有几个不偷腥的，只要他能有点良心，就应该给他改过的机会。
淑芳也相信能以自己的宽容和大度，将高明再次拉回身边来。因为她知道高明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男人，即便高明对婚姻没有了兴趣，那么也不会轻易舍弃了自己的孩子，可以说孩子就是他心头无法割舍的一块肉。
但是，男人的卑劣有时不能单纯用道德品质的好坏来形容，更应该从人性的角度去加以分析，那种由原始的生理欲念所产生的冲动，可以支配男人去做一些十分不可思议的事情。
而这一现象本身又带有绝对的普遍性。高明也不例外，他根本就没有要离开淑芳和孩子的打算。
但这并不妨碍他一方面想要享受稳定的家庭生活带给他的安全感，另一方面还要通过寻求婚外刺激来满足情感上的空虚。
可怜淑芳做梦也没有想到高明会再一次和孟茹旧情复发，她天真地以为就凭她和高明结婚多年的感情，高明无论如何都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
而这一厢情愿的想法，显然只能导致淑芳在未来的日子里受到更深的伤害。是的，高明不但又和孟茹走到了一起，因为有了上一次麻痹大意的经验，这一次较上一次做得更加隐秘。
自从又和孟茹好上以后，高明十分小心自己的言行，在家中尽力扮演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的角色。不但每天准时下班回家，而且对淑芳和孩子总是露出一副笑脸，就连腿脚也比以前勤快了许多，每遇到丈母娘生病，或者淑芳过生日等需要他表现的机会，他都绝对不会错过，想尽办法屁颠屁颠地去献殷勤。淑芳满意了，她趁儿子乐乐不在，偎在高明的怀里问高明：“你是不是良心发现了。
最近表现这么好？现在知道老婆孩子多重要了吧，外面的女人再漂亮也是白搭儿，不会真心对你的。”高明说：“我当然知道，你放心，以后不会了。”淑芳说：“那你要对我发誓。”
高明说：“不用发誓的，如今孩子都这么大了，我不为你着想还为孩子着想呢，以后真的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了。”淑芳说：“不行，你一定要对我发誓，如果我再发现你在外面胡搞，就把你这东西割下来。”说完，淑芳还真像那么回事似的在高明的两腿之间捏了一把。高明实在是拗不过淑芳，嘴里只好应承道：“好吧，如果我以后再在外面找女人，你就把我的小弟弟割下来，扔去喂狗吃。”
听高明这么一说，淑芳这才放心地笑了，再次将头埋在高明的怀里。高明怀搂着妻子，忽然有了一种担心，万一有一天淑芳真的发现了他再次出轨的事情，会不会趁他熟睡时把他的小弟弟割下来。
这样想着，高明有冷汗直冒的感觉，他想如果没有了小弟弟，那他也就不活了，因为他实在想不出小弟弟都没了，活下去还有什么乐趣。丁日民现在真可谓是春风得意，整个天河市已经完全进入了他的掌控之下。
由于市委书记齐向天只做一些宏观性的工作，涉及到政策落实等一些具体事情，都由丁日民来亲自操作，这就为他的弄权创造了便利条件。
作为一市之长的丁日民，他的权力究竟能有多大，这是一个不大好说的问题，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他丁日民想做的事情，在天河市基本上没有做不到的。
他可以扶植上马一个新项目，也可以轻松地搞垮一个企业。他可以制定出台一项新规定，也可以随意废止一些对他不利的行文。难怪我们的老百姓都说，如果摊上一个好市长是老百姓的福气，如果摊上一个操蛋市长那则是老百姓的祸害。
那么请看丁日民究竟为天河市的老百姓带来了什么？丁日民上任仅仅一年多，天河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明显放慢，下岗失业人数急剧增多，社会治安一片混乱。
而且，天河市有限的财政资金都投向了一些政绩工程。那牧业小区建了100多个，可成排的圈舍里面就是看不到牲畜，不是政府的工作做得不够，而是老百姓根本就不给予配合。
因为畜牧业生产也有风险，并不是猪牛羊养起来就一定赚钱，还要受价格周期、市场供求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影响，老百姓居家过日子都是小家小业，禁不起太多折腾，所以他们不看准了绝对不会去冒那个险。
我们再看看企业改制的情况，虽然国家已经有政策支持一些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可以申请破产。
但丁日民所领导的天河市政府显然对企业改制的困难估计不足，在改制成本还没有准备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宣布一些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导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那上访告状的下岗工人每天都黑压压一片围在了市政府的大门口，有的甚至打出了这样的标语：“市民吃不上饭，饿死谁来管？”
高明就曾经见过这样让他揪心的一幕，一次他去天河煤矿塌陷区下岗工人家中调研，其中一户住的是那种不到20多平方米的土砖房，因为煤矿采空，地下塌陷，那房子已经被撕裂了好几处口子，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
高明进到屋里面的时候，看到一个年近七旬的老太太正眯缝着眼睛缝补衣服，由于眼花，看得出她缝得很费劲。旁边的小火炕上，一个七八岁大的小男孩正在午睡，他的脸蛋红扑扑的，虽然有点脏，但是他却睡得很香甜，尤其引起高明注意的是，那小男孩的身上不是盖了一层被子。
而是罩上了那种吃饭用的四角炕桌。高明不解地问老大娘这是为什么，老人家叹了一口气说：“还不是担心房子会随时倒塌下来，我老筋巴骨的砸死了不要紧，如果砸着了孩子，我怎么向他妈妈交待啊！”高明这才明白，原来这炕桌罩在孩子的身上，是担心房子倒塌下来。高明又问：“那孩子的父母呢？”老太太又回答说：“孩子的爸爸妈妈离婚了。
孩子判给了他妈妈，他妈妈为了养活这个家，外出打工赚钱去了，只留下她这个当姥姥的领着孩子，每个月靠捡破烂和孩子他妈邮寄的生活费为生。”
老太太一边说着，一边抹眼泪，好像在控诉着这个世道的不公。高明的心里很痛，从这户人家出来之后，街道办事处的随行人员告诉他说。
其实孩子的父亲下岗后，因为生活所迫，参与了抢劫，已经被法院判了刑，孩子的母亲也不是外出打工，而是为了养活这个家去南方做了小姐。随行人员虽然说得轻描淡写。
但是却在高明的内心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他想象不出一个三十好几的女人做小姐能赚多少钱，高明马上联想到了火车站附近那些小旅店内10元或者20元就陪睡一次的女人们，她们一个月要做多少次才能攒够孩子的生活费和学费。
这样想着，高明的心情忽然就不好起来，因为他想到了淑芳，想到了自己的儿子乐乐。高明转身，又重新回到了那户人家，从口袋里掏出200元钱交到了老太太的手里。老太太用颤抖的手接过那崭新的人民币，千恩万谢，恨不得给高明跪下。
虽然天河市的有些老百姓生活困难、度日如年，但是以丁日民为首的一些官员们却生活得无比滋润、赛过神仙。
这些官员出门就坐高档小轿车，动辄一顿饭就花去上千元。在他们眼里这车、这钱、这待遇，都是他们应该得到的。
他们自恃劳苦功高，总想凌驾于老百姓之上。殊不知老百姓们是水，官员们则是鱼，鱼儿离开了水，又怎么能存活。
丁日民更是和普通的官员不一样，他每天都在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他想，自己今年都57岁了，年龄马上就过杠了，他想趁着自己位高权重，再狠狠地捞一把，然后退到人大或者政协去养老。
在丁日民的人生观里，个人价值的体现主要是靠征服，不管你采取何种手段，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标，那你就是王者。别看丁日民没读过几年书。
但是他却经常捧起厚黑学研究一番，他认为做人只有该狠的时候狠、该黑的时候黑，才能另辟蹊径，独闯出自己的一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