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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看胡戈的恶搞是三年前的一个星期天，当时，几个朋友家庭聚会在一起，当我们手端着酒杯，面对着他恶搞陈大导演严肃认真制作出来的电影镜头，竟然哈哈哈地笑个不停，最后几个人手里的酒全都笑得浪费掉了，抖动着手腕端着的酒全被洒在地上。再就是前几天，又一不小心看到他恶搞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的镜头，从头到尾一连串的节目中，看似胡闹却隐含着民间的观点，隐藏着抗拒正统说教大道理的文化。不小心看着看着又是人笑让个不停，满嘴喷饭，在机关里工作多少年了，好久没有这样笑过了，我把腮帮子都笑痛了。在一本正经的恶搞之中，透露着“山寨”文化发源时所具备的原有色彩。
文化有宫殿与田野之分，我们的信息渠道中所散发出来的文化，论起来都是正统的没有丝毫差别的宣传产品，而沿习着的、口口相传甚至是恶搞的“山寨文化”则是“低俗”而“平庸”的民间文化。其实从一开始起，我就觉得这份来自民间的“山寨”文化，不论是胆量还是勇气，甚至是他们笨拙而小心翼翼的形式，都显得极其的弥足珍贵，那份充满着天真、挚朴和浪漫的气息，那种正经八百的认真调侃、深深的黑色幽默和来自于民间式的圆滑狡黠和老于世故，以及那份来自民间与官方的私下对抗和对官方讽刺后的那处满足，慢慢地进入了我的感觉之中。与正儿八经扳着面孔讲道理的官方宣传相比，我还是喜欢这种带有诙谐气氛的民间文化，也喜欢能带来这种气氛的文化承载者，轻松与休息共为一体，娱乐与思考并驾齐驱，让这种民间的生存方式又增添了一份令人喜欢的因素，于是，同所有喜欢民间艺术和生活方式的人一样，我也就认同了这种现象，并承认了这种带着民间气味的“山寨”文化。
由“山寨”一词就能联想起许多的故事，我还真的认真仔细地查过这方面的资料，对于这方面的资料历来的统治者记录的都非常少，而且记录之中包含着贬低的成份较多。山寨在中国古代时候，是专指筑有栅栏等防守工事的有独立治安权力的山庄，后来泛指民间的绿林好汉长期占据的山中营寨，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包含了山村。不论如何变化，这毕竟是一个脱离社会主流、与政府有着一定距离，相对独立自治的群众团体和组织，这就有些类似于占山为王的程咬金式的瓦岗军，类似于人人皆知的水泊梁山，是不为统治者所认可的社会团体或民间组织甚至是宗教组织；它们也有些类似于明清两代的白莲教、南方的上帝会所盘锯的地点和场所，也有些类似于当代黑社会组织的私下活动地，是政府必欲倾力清剿、扫荡而尽的打击对象。
民间广泛流传的“不怕江湖怕官府”说法，其实正说明了“山寨”与政府分别占有的对立位置。“山寨”的本意中占主要位置的仍是独立的、不与政府合作甚至对立的成份较多，反映在现实社会中的情形就是自由主义、脱离政府管理、独立自治。一直以来，它始终处于民间的地下状态，让政府始终觉得有个看不见的对手，是让政府不得不时刻提防的一枚尖锐的钉子。
由“山寨”演绎而来的文化，在民间却有着广阔的市场和渊源的历史。远自春秋战国时代的硕鼠、穑稼、坎坎伐檀兮等篇章，再有汉乐府中所描写的艺术再现的诗歌等文集，近代后则有水浒、西游记；还有因为“五四”而形成的文化，以及后来的舶来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更有脱离正统文化的需要而有离异之心，单独行走在中国文化小道上的道、墨、释等派别文化，其实，认真细究，观其不羁、闻其豪放、解其深意，无不流淌着自由主义的血液作气味，这些都是“山寨”的先祖和源头。而在这种纷杂智慧的思想里，更多的是那些来自于民间的文化之中，汇集着社会民间诸多群体的智慧和才能，演绎着中西文化的相互融合，最终逐渐地走强，逐渐地充满着活力最后走上了文化的主殿堂，进而成为统治阶级丰富自身统治思想理论的一个个有益的补充部分。
在流传至今的许多民间文化中，其中最为感动的仍是“山寨”文化中的故事和人物，它们以高炽亮度的闪烁，标示着来自于民间众生的愿望，那些展示着来自民间人物的生动活泼和充满活力的形象，至今仍活在民间的田野之中；民间道德的力量推动着人类之间无限的亲密，人与人之间，族与族之间，血缘的关系演化着亲情的激烈碰撞，而文化的韧性纽带始终牵连着诸多思想不同层次的深入和再深入，观念的冲突与和谐、人类与自然、物质与精神等等，无不让中国古代的文化之刃，以文物的形态横陈于思想宝库之中闪闪发光、熠熠生辉。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文明进程进入了现代以西方为模式的文明社会形态，尽管有许多外来的文化成就大事，但是，不能否认，仍旧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占居着主导的地位。近代或现代甚至当代的诸多文化大家、大手笔们，以尖锐的笔锋饱蘸山野之风厉，深入了民间文化的更深层次，把生动活力的内核一点点地挖掘了出来。在中国的许多体现时代发展、具有力度的大作家群里，尽管他们有着一张外来文化的表皮，但是他们的文化营养，不是来自于外来的思想和统治阶级的课堂，更多的仍旧是来自于民间的那种粗糙的崇尚和文化的温暖。
然而，如同大树和小草都需要生存就必须有一个诀意的选择一样，生与死、显与隐，民间与正统的不同文化，也需要有一个这样强有力的选择。占主流思想位置的文化统治者，从自身的统治需要出发，为着“使其不可知”的目的，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们并不愿意放任民间文化的泛滥和自由，并不认可这种民间的文化习俗带有的独立性和反抗性。而是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法，不断地变化着“山寨”文化的原初本意，用和平的方式、用收买的手段，甚至用绝杀的办法，悄悄地进行着对反叛文化最完整的颠覆，如同宋江这个尖锐的楔子，深入地标明了归附于正统文化观念的“招安”最终造成了梁山诸多民间英雄满含泪水的不归之路。因而，流传到现在的“山寨”文化已非常原始本初的那份主题。
能够流传至今，已经被多次有意识进行颠覆的“山寨”文化，在当代已成为一种饱饭后的化食笑料，成为一种当初的反动，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更不是当初那种与政府分庭抗拒的含义。由于它现在所具有的几种不同解释，就极具可剿灭的性质：一是非合法的组织，是理所当然取消的对象，如同当初在地下活动的兄弟会、上帝会和白莲教等民间组织；二是以非法的行为脱离于正统管理之外，是主流社会极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为必欲尽皆取消而快之的对象；三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集散地，这种含义是近代才被加入的内容，它与商业行为有着关系，主要是指假冒产品不仅有实物的形态商品，而且也包括着文化的商品。
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们非常聪明，采取的手法和措施也极其到位，如果一说到流行的假冒伪劣产品，主流的宣传就归之于“山寨”文化的行径，如果是充满着暴利行业的杀手出现，那也毫无疑问是来自于“山寨”文化的产物，加之更多的披带着“山寨”文化诸多的不良行为事件，使这种对“山寨”文化肆意篡改和污辱的风气是越演越烈，最终导致了对这种民间文化的的扼杀，有些中国古代的文化看到了这一点，他们指出了统治阶级的的真实意图，这些行径不仅反映出统治思想的险恶用心，而且也意味着这种体现着凝聚和共同特征的民间文化，在民意的接收与民间文化形象上的最终死亡。
同样，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山寨”文化自身的发展也带有一种盲目性和无主见性，即它的短视行为和强烈的农民思想意识，决定了它不断地蜕化而变质的必然性。中国民间文化的代表“山寨”文化，由于自身存在的诸多先天营养不足，加之过份的自信和与统治阶级不合作的态度，最终成为被人恶意利用的工具，成为一个个成功的宋江式人物，最后的结果就是造成了文化本身的悄然变异。
如果说现在仍旧活跃于目前的“山寨”文化这个名词，那么不如说，这是新的一种文化的变种更为确切，因为，那个来自于民间，又流行于民间的“山寨”文化早已被人颠覆而亡，留下的这副干瘪无物的空壳，已成为另类文化的寄生体，外表上“山寨”文化仍旧存在，实际上，它早已做古而去。
是什么让“山寨”文化借尸还魂地存在着，并且在悄然地改变着，我想，这可能并不重要了。关键是谁导演了这一场历史的悲剧，使中国文化最终因为没有对手，而顺利地完成了它安宜、愚蠢、死亡却不僵硬的过程。
从更深的层次来看，每一种文化都无法逃脱自己的命运，总有一个自行退化、终将消亡的结局。目前，我们看到的民间文化，正以新的形式悄悄地走上历史的舞台。我们不必要用正经八百的态度分析和研究这种文化的位置，更不能以正统的思想去忽视民间的力量，把它们当成新的笑话材料。过去的历史走远了，就像不带走一片云的时光，新生的又悄悄地来了，一个新生的民间力量可能就在这无声的状态里慢慢地崛起。
而在这一走一来之间，死亡，以营养的身份，成为一种文化新生的源头。
二〇〇九年一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