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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往往爱捉弄人，让最不适合呆政府部门的我竟然在政府部门干了17年。事实上，大学一毕业，我就进了政府部门，除了政府部门，我至今从未在非政府部门工作过。
我之不适合政府部门，最大的原因并非能力上的缺陷，而在于——我是个太平民化的人，不会讲“官话”或许是受西方“人生而平等”或许是受佛家“众生平等”思想的影响，与任何人相处，我都愿意把自己摆在最低的位置。我喜欢坐在地板上与朋友聊天，因为在我，低是一个最舒服的位置。如果有人对我太客气，把我像神一样地恭维，总是令我浑身不自在。此外，我不喜欢说假话、大话、空话、套话，且自认为不是做大事的人，只配也只能做点微不足道的小事，由于这种秉性，我命中注定不是当官的料——无他，只是没有官样罢了。
官话是一种自我封闭的系统——它一方面是一套程式化的炫耀性的话语，另一方面也是一座语言的牢笼；一方面是权力的展示，令人觉得无比威严，高深莫测，另一方面也像乌龟的壳一样，用以保护官员们威严与高深的假面背后脆弱而空虚的灵魂不受伤害。
在中国，权力越大的人，属于其私人领地的空间往往也越大。私人领地是身体的延伸，一般来说，权力越大的人，其社会性的身体就越大，故名之为“巨人”外人一旦撞入这种私人领地，往往会被认为是对其身体的侵犯，从而引发被侵犯者的不快和各种人际冲突。由于官员的社会性身体远远地大于普遍的草根阶层，所以和官员打交道，总是要保持一种社会性的安全距离，让双方都有安全感，正因为如此，草根阶层想靠近官员并非一件容易的事——除非他或她与该官员有着或血缘或裙带或其他什么的特殊关系。
摆在我面前的这本并非官话：香港高官的大智慧其实是不折不扣的“官话”——它是南方都市报的十余名资深记者对掌管着不同政府部门的十余名香港高官的访谈记录。这些生动鲜活的访谈记录虽然出自高官之口，却非常平实自然，没有半点假话、大话、空话和套话的影子，就像和好朋友坐在草地上随意地聊闲天，其中不时地流露出谈话者的爱好、性情、卓识与洞见——读到这些访谈记录，你会觉得坐在你对面的不是神，而是和你一样有着七情六欲及人类一切弱点的普遍人，不过，却也有着和内地官员不一样的智慧，他们的从政理念、行政智慧以及应对媒体的坦然和从容，非常值得内地官员的学习和借鉴，甚至作为他们从政的必读教材：
面对记者“今年（2009年）失业率会超过sars最高时吗”的询问，身为政务司司长的唐英年一方面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无人知，天晓得”另一方面却又表示会“尽一切努力”做好自己能做到的事，充分体现了香港官员的务实作风。
前立法主席范徐丽泰在立法主席任上时，坚守中立，但在港英政府当议员时，却锋芒毕露；因为她认为，议员的责任，就是为民请命，而主席的责任，就是主持好会议。这说明她有非常自觉的角色意识和规则意识。
作为香港教育局局长的孙明扬，对于高校办学，他不去过问，因为“高校办学有自主权”可对于跨境学童通关问题，却又管得事无巨细。他深谙“妥协艺术”在某些事情的处理上却又雷厉风行。他说“我觉得每件事情都不能脱离现实，一定得考虑实际情况，就算有些人觉得你根本不是解决问题，但也必须要做取舍。”不沽名钓誉，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公共利益为原则，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不愧“孙公”的尊称。
环境局局长邱腾华坦然面对民间调查对自己仅两成四的最低评分，并表示“欢迎民众评价”；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面对议员的质疑表示“可以怀疑我们的行为，但是要有理有据，不能每天空穴来风”；审计署署长邓国斌不担心得罪任何人“针对的不是个人，是制度”；卫生署署长林秉恩“不希望拿市民的健康做赌注”；医院管理局主席胡定旭的“我不是官，我是一个普通人”；警务处处长邓竟成反复强调“市民的信任是香港警察的骄傲”、“尊重市民权利是警察基本素质”；廉政公署专员汤显明的“如有合理怀疑，廉署可查特首”
从这些官员的访谈记录，可以看到香港官员务实、敬业、尊重规则、遵守法律，具有平等意识、权利意识、服务意识等共性，同时也可以见出他们鲜明而独特的个性。他们坦诚、质朴，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平平凡凡的普通人，而不是像某些内地官员一样，一坐上某个官位就得意忘形，不可一世，还真把自己当成全知全能的神了；可在香港官员的身上，我们却看不到一点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狗屁官架子，在他们所说的话中，也嗅不出一丝官僚气息——在我们内地人看来，他们的话自然算不得什么官话，然而，某些尚有一点良知的内地官员看到这些访谈记录，能不汗颜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