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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昨天（4月2日）下午，我接到了郑渝川先生的电话――他是在网上搜索到我的手机号码的，因为我在网上的所有信息都是真的，而且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用同一个笔名――表示要和我探讨学而优与富士康的纠纷中问题。在提及自己的文章可以为富士康说话，不能颠倒黑白的标题可能不太妥当之后，他认为我“颠倒黑白”与“混淆视听”一文中的后两段写得有点过火了，而我则在电话中指出了他可以为富士康说话，不能颠倒黑白一文中逻辑上的混乱和几乎所有立论都缺乏事实与逻辑的支撑。郑渝川先生表示，他又就我的文章写了回应文章，我可以就此再进行回应。
该怎么看学而优与富士康的逼迁风波就是郑渝川先生后来所写的回应文章。不可否认，他这篇文章里确实比以前写的两篇学而优题材的评论显得稍微理性了一点，但仍然还是没多大长进――依旧逻辑混乱，句子都写不通，简直不知所云。
和可以为富士康说话，不能颠倒黑白的一样，郑渝川先生首先就用了同样的暗示手法，看似轻描淡写地说我读了他的文章后“动怒”了――人一动怒，自然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难免就是非理性的――这两个字真可谓“四两拨千斤”呀，象打太极一样，一下子就将我的所有回应的合理性都给消解于无形了。
我确实有点“动怒”了――我只是一个凡人，不可能象耶稣一样，人家打了你的左脸，还微笑着送上自己的右脸。我信奉的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如果有人抽了我一个耳光，我一定得抽回来，而且会比对手更狠――不管人家是否会用“绅士风度”之类的大帽子来压我，如我在“颠倒黑白”与“混淆视听”里所说的，我讨厌并且会毫不理会一切被人视为神圣或崇高的玩意儿。如果有人在我身上泼了脏水，难道还不许我“动怒”么？何况对手用的还是含沙射影，躲躲闪闪，不敢正面交锋的鬼蜮伎俩。郑渝川先生在向了泼了脏水后，自己却在一旁悠闲自得地笑我“动怒”了，暗示我“有失风度”无异于再一次在我的身上泼了脏水――这正是那些经常鼓吹神圣与崇高的以“正人君子”自命的大人们惯用的伎俩。
就在暗示我“动怒”的这同一篇文章里，郑渝川先生再一次暗示我拿了富士康的的“金元”――另一方面却又为自己“撇清”强调自己“没有说”只是质疑我为什么写了“这么多”富士康题材的评论。确实如郑渝川先生所说，我“发表过很多与富士康有关的评论文章”而且所有这些的文章都老老实实地用了全国唯一的笔名――“宕子”以表明我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但是，我写这些文章却并非如郑渝川先生所说的“可能出于巧合”――明明是想说我写这些文章并非出于巧合，而是拿了富士康的“金元”却偏要拐弯抹角地说出来，累不累呀――我几乎每次都是特意地选这种材料来作文章的，而且从不考虑别人是否会说我收了某某单位或某某人的“金元”也不躲躲藏藏地为自己穿上马甲。正因为这样，郑渝川先生才有机会指实我“发表过很多与富士康有关的评论文章”――看来，我的智商真是远不如郑渝川先生，甚至简直就是弱智，在收受了富士康的“金元”之后，连最基本的自我保护意识都没有。
我为什么写了那么多――而且到了如郑渝川先生所说的“罕见”程度――关于富士康的评论文章呢？看来正面回答这一问题是我无法回避的。首先，我得声明，我以后可能还会写，绝对不会因郑渝川先生或任何人怀疑我收受了富士康的“金元”而不写，而且还要署上“宕子”的大名。现在，我可以正面回答这一问题了，其实很简单――我讨厌一切被大家视为神圣或崇高的玩意儿。
自2004年至今，我写过的评论也有上千篇了――而且都发在网上，有心的读者不妨翻出来看看――对于“神圣”与“崇高”的反抗与厌恶几乎贯穿了我所有的文章，甚至就连不知逻辑为何物的郑渝川先生都看出了我“许多文章也有类似逻辑和主题”我在我们的孩子缺少“孝”的教育吗？反对“孝”的教育，按照郑渝川先生之流的简单逻辑，我岂不就是不认父母、十恶不赦的“不孝之子”了么？我在很多文章中都对周作人先生表示了敬意，虽然不可能收受他的“金元”岂不是自甘堕落，将自己等同于汉奸么？我在妙龄少女为什么会变得这样残忍？中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3位年青女孩杀人的原因，岂不是又在为杀人犯开脱罪责？我在为考试立法是在开历史倒车强烈反对为考试立法，岂不是反对法治？在全国的舆论都一边倒地谴责“范跑跑”时，我第一个站出来为他说话，而且一连就此写了4篇文章声援他，公然宣称宁选“范跑跑”不要“郭跳跳”，莫不是“范跑跑”又给我送了多少“金元”？莫不是我竟然弱智到不知道这种言论将会给我带来多少唾沫与板砖？此外，我还在多篇文章中为贪官开脱，并且公然说，在现今中国的这种社会政治语境中，如果自己真当官的话，也一定会是贪官，因为我在金钱、美色等诱惑之下的自制力实在是有限得很――我只是个凡人，如王尔德所说的“我什么都能拒绝，就是不能拒绝诱惑”同样，我之所以写了那么多富士康题材的评论，并非因为我是“深圳本地媒体和国内财经大报的社论评论员”――虽然我确实住在深圳――恰恰正是由于咱中国那些宣扬“神圣”与“崇高”的“正人君子”太多的缘故。每一次与富士康有关的新闻出来后，这些“正人君子”们总是会以“神圣”与“崇高”的名义，在缺乏足够的事实与逻辑支撑的情况下，将事件无限地上纲上线，而我，就是要故意让这些神圣的代言人感到有点不舒服，免得他们的“神圣事物”夺走了我的精神生命赖以生存的“人”的空气。
不可否认，如郑渝川先生所言“神圣使命也好、崇高也好，一般情况下都是强者塑造”但他却没有看到这个命题的另一面，即这种“神圣”与“崇高”其实往往得到了弱者自觉的认同与维护――而且只有这样，强者的“秩序、地位和权势”才能得到有效地维护。正是弱者对于强者制造的意识形态的普遍认同，织就了一张将自己束缚于其中且牢不可破的无形之网――这就是鲁迅先生在这样的战士中所说的“无物之阵”――“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在这种强大的“无物之阵”中，战士的命运注定是“老衰，寿终”甚至背上种种恶名，最终的胜利者则是“无物之物”要改良中国的社会，必须要破解这一强大的“无物之阵”――这不是一两个人所能做到的，而需要一代一代“明知道前面是坟还要往前走”的“这样的战士”毕生的努力。法国大哲学家福柯说“要在权力起作用的地方”进行抵制，所以“这样的战士”的投枪并不瞄准标示着对手心脏位置所在的“护心镜”而是“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自然，这样一来，战士也就“成了戕害慈善家等类的罪人”最后“无物之物已经脱走，得了胜利”但战士却依然“举起了投枪”
按照郑渝川先生之流简单得可怕的二元逻辑，这个世界是由诸如“强－弱”、“阴－阳”之类的所谓“对立统一”的玩意构成的。在学而优与富士康的纠纷中，郑渝川先生将富士康定义为“强”将学而优定义为“弱”――这是他所有立论的依据。在我看来，强弱却似乎并没有那么好定义。不错，就象郑渝川先生的“大卫和歌利亚”的比喻一样，在形态上，富士康确实比学而优大得多，是巨人歌利亚，可最终的胜利者却是看似弱小的大卫――可见“牛屎大了不肥田”形态上的大小往往是假象。其实，恰恰因为形体上的大，在几乎所有的新闻事件中，富士康在舆论上都是属于“弱”的一方，因为几乎所有以“正人君子”自命的人或潜意识的“正人君子”都站在富士康的对立面，群起而攻之。而且，在当代中国这种非理性的社会文化语境里，一被套上“强者”的帽子，也就等于拥有了“强者”的种种不道德行为，如为富不仁呀，以强凌弱呀，等等，给了如郑渝川先生之流的“正人君子”们以口实。
在指出我“动怒了”和“发表过很多与富士康有关的评论文章”并再一次暗示我拿了富士康的“金元”之后，郑渝川先生又指出我“全部观点倾向于富士康”甚至“表扬和捍卫富士康”所以“持论不够客观公正”――但是，他仍然还是和上一篇文章一样，只是简单地给我贴了个标签，戴了个帽子，并没有指出我哪篇文章的那个观点是“倾向于富士康”是怎么“表扬和捍卫富士康”的，为什么“持论不够客观公正”？看来，这种捕风捉影的说“张家好，李家歹”的长舌妇伎俩也就是自命为“客观公正”的郑渝川先生之流的客观公正了。
接下来，郑渝川先生说“不过话说回来了，关于企业或个人干预媒体、操纵舆论，学而优没有这个能力，此前也并无媒体曝出类似丑闻。”我感到奇怪的是，郑渝川先生怎么就这么肯定地说学而优没有这个能力呢？众所周知，学而优是广州规模最大的、最具影响力的民营文化学术书店，也是人文社科经管类图书在广东市场的最佳代理商，拥有运营33家零售店（其中自营品牌零售书店16家）、三家批发公司，是一个集批发与零售为一体的连锁型企业――难道只有富士康才有能力使用“金元”手段收买说客，学而优就没有能力用“金元”要郑渝川先生帮她写文章么？难道写了很多文章才是“金元”收买的，只写了一两篇文章就一定与“金元”无关么？这么急急地断定学而优的低能，是不是贼喊捉贼，先发制人，要为自己收过什么不该收的东西掩饰呢？何况，学而优此前没有曝出类似丑闻，就能证明学而优从未有过或这次也没有用“金元”收买郑渝川先生么？
接着，郑渝川先生表示，要和我讨论一个“务虚”的问题。说实话，郑渝川先生虽然费力地说了一大堆，我仍然还是云里雾里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只是想在此奉劝郑渝川先生，在和我“务虚”之前，自己先去“务实”一下，先把句子写通了，逻辑理顺了再说――我是地球人，不懂火星人的语言和逻辑，如果要和我“务虚”还是用地球人的方式和我说话吧，因为我根本没有兴趣去学习火星人语言和逻辑。
尽管如此，我还是看懂了郑渝川先生所写火星文的一部分。郑渝川先生提到“一般情况下，弱者即便占据道义、其诉求合乎法律原则，在与强者的博弈中还是处于下风，缺乏足够的博弈能力、自救能力。”（我虽然不知道“占据道义”是什么意思，还是能猜得出来他说的是“合乎道义”的意思。）我不得不承认，郑渝川先生所说的，在中国当下法治不完善的社会现实中确实很常见，但这并不就能赋予弱者在“博弈（利益冲突）中提出规则之外的诉求”的权力，也不表示“弱者的越界诉求”就是合理的；或者，从反面说，就可以证明对于“弱者的越界诉求”的批判就是非正义的。在法律或正义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根本就没有强者或弱者之分。如果现实中确实存在郑渝川先生提到的那种情况，作为一个理性的知识分子，绝对不能鼓励“弱者的越界诉求”采取一种“策略逆反”的抵制方式，而是应该坚守法律与正义本身，用法律与正义本身的力量来与强大的社会不公对抗。强者的“越界诉求”固然不合理“弱者的越界诉求”同样不合理，如果以“弱者的越界诉求”去对抗强者的“越界诉求”只会加剧整个社会的混乱和无序，并使弱者遭受更大的伤害。至于富士康在员工n连跳所采取的一系列改进举措，恐怕并非“弱者的越界诉求”倒逼所致，也并非如郑渝川先生这种逻辑混乱、句子都写不通的所谓“时评人”制造的非理性的舆论压力所致，而是多种社会政治力量所形成的合力作用的结果。
郑渝川先生这时回到了“话题辩论环节”――在郑渝川先生看来，这叫辩论，可在我看来，这简直是一个大人与刚学会说话的小孩的对话――与一个屁事不懂、不讲道理的小孩，你能够和他对等地辩论吗？郑渝川先生提出：“媒体报道此事是否对富士康不公？”为了表示自己并非“空口无凭”郑渝川先生简单地转述了几家媒体的报道内容，当然，与他得出“基本均衡、恰当的描述了富士康和学而优两方面对事件的定位、评价和诉求”的结论不利的所有方面全部省略了，一个字都没有提及――这种可笑的把戏连傻瓜都会玩――谁是谁非，通读了报道全文之后自然就明白了，还是交给有心的读者诸君自己去判断吧。
我确实在文章中说到富士康对学而优的三次发函中说及的“采取强制措施清场”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而且现在仍然这么认为――这并非理解能力低下、喜欢想当然的郑渝川先生强加给我的“‘宕子’却认为富士康已经三次发出告知通知，就有权‘采取强制措施清场’”――读者诸君不妨去查看我的原文，看里面是否有这种说法。妥与不妥的标准是在于――由谁出面来“清场”富士康说要“采取强制措施清场”却并没有说不要经过“法律程序，由法定部门来开展”由自己动手。而且，富士康确实也没有自己动手“清场”只是采取“断水断电，并不再允许书店管理人员进入园区”的迂回手法让学而优自己知难而退――你赖在别人家里不走，人家不把你的东西扔出去已经算是遵纪守法了，难道还得好吃好喝地供着你，保证你的水电供应么？尽管如此，我仍在文章中指出“或许，这种做法确实有些不妥的地方，因此对学而优造成的损失，同样完全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要求赔偿――但在这件事情上到底孰是孰非，还得视双方签订的具体合同条款而定。因此，我觉得，在事情尚未明朗的时候，大家在媒体上喋喋不休地争论谁对谁错，或声援谁，或谴责谁，其实是一件相当可笑和相当无聊的事。倒不如建议学而优与富士康在媒体上公布双方当时签订的合同文本，如此一来，谁违反了合同的某条某款，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不就一清二楚了么？”
行文至此，我算是回答了郑渝川先生提出的全部问题。在此，我郑重声明：从此以后，不再回应郑渝川先生提出的任何问题或任何质疑，就算他再向我泼脏水，也不再回应――因为，这是一场完全不对等的“辩论”“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原则只适合于地位与能力对等的双方，对于一个不讲道理、不讲逻辑，甚至连句子都写不通的人，你能与他讲理么？当然，如果郑渝川先生某一天具备了最基本的逻辑能力和语言能力，并愿意以事实与道理来支撑他的言论了，那就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