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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提时总是盼过年，因为过年有好吃的，好穿的，还可以逃脱母亲严厉的管束，好好地疯玩几天。
年复一年，我的家却越来越穷，父母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淡薄，年货也越来越稀少了。
十岁那年的冬天，我和二弟几乎天天去挑田荠，冬日里的田荠稀疏又娇小，根本经不起拔。我们拿一把断头的稻镰，磨快了，在田荠根部轻轻一挑，然后捡起那轻飘飘的、瑟瑟发抖的野菜放到篮子里。大半天下来，也就挑那么一斤八两模样，送到一个老中医家中，换他二分钱。我曾经异想天开地想攥钱买一块花布，——要知道我身上的棉袄都已经穿了三个年头了啊！然而零食的诱惑又不断地让我意志动摇，我们往往把钱换了两块硬糖，咬碎了，弟弟妹妹们一人分一只角，和着馋涎一股脑儿吞下。 每日里，我们一边挑着田荠，一边巴巴地睃着河堤岸，盼望总是家访、总是送成绩单的妈妈回家，盼望妈妈那个布兜会像宝葫芦般变出好东西来。
就这么一直等到大年三十，太阳已经下到西山腰了，身背五弟的母亲才晃着疲惫的身子出现在河堤上。我飞快地迎了上去，接过布兜一看，里面除了一个面目狰狞的瘦猪头，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
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对于一个爱漂亮的小姑娘来说，没有新衣服，这个年就不成为年了。
晚饭后，爸妈就忙着炊松糕。多年来，爸一直失业在家，无论他怎么样努力就是没人让他工作。这一天，他已经独自把糕粉磨好。我们家乡过年炊松糕，跟北方包饺子一样必不可少。那一年，我们家的松糕里已没有猪肉，没有红枣，没有花生和桂花，却掺了太多的番薯。南北风俗不同的是，北方的饺子是自家的年夜饭，而我们的松糕却是存着正月里送人或请客用的。
二弟拉着风箱，我往灶洞里塞着乱七八糟的破桌片、断凳脚——我家从前是办学堂的，烂课桌歪课凳还遗留不少。火光映着我那早已嫌短的旧棉袄，一冬的地里滚泥里爬，衣服已经脏得看不出花色了，袖口和领子也已磨出了棉花。我难受得直想掉，早知道就穿着这件衣服过年，我前些日子就该洗洗它，那样至少也干净点；现在就是洗了也无法晾干呀。
弟妹们尝过番薯松糕后，心满意足地睡觉去了，他们还小，他们对新衣服的要求根本就没有我迫切。大约是午夜了，又累又沮丧的我几乎是怀着绝望的心情才昏昏沉沉地睡去。
当邻家迎新的炮仗声（我们家已经多年买不起炮仗了）把我们惊醒的时候，我一骨碌翻身坐了起来，我的眼晴忽然亮了一下：我的枕头边放着一件叠得端端正正、絮得软软乎乎的花棉袄！
我仔细翻阅着这件棉袄，那分明是我穿了三年的旧棉袄，只不过是被人拆过、洗过、翻过、连棉花都重新掰过松过。洗净翻过的面料虽嫌稍旧，但花样还较清晰，更妙的是，破了的领子袖口不但补缀好了，还镶了道黑底红荔枝花的布头儿，和接着了一截的下摆上下呼应，不但压住了棉袄本身的陈旧，更是添出一番特殊的韵味来！
我读着妈妈脸上新添的皱纹，读着她布满红丝的眼睛，问：妈，你一夜没睡？妈答：我给你们守岁呢。爸爸说：守什么岁，是烘你这件棉袄时叫火给烤的。
那个春节，我小小的心儿得到极大的满足，因为我不管走到哪儿，都会招来一大帮大姑娘小媳妇，她们围着我的旧棉袄，指手划脚的啧啧夸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