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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家里好像并没有信箱。农村穷教书匠的父母，本就没有多少人际交往，偶尔有封把亲戚或学生的信件，邮递员在大门口一喊，我们便飞快地跑了去，乐颠颠地接了过来交给父亲。
后来，父亲订了几份报刊，于是他就用马粪纸做了个信箱，挂在二门上（我家的大门永远是开着的），一副摇摇欲堕的样子。
我离了乡下的家，踏进了县立中学没几天，给父母写了第一封信。当时还未满12岁的我，对校园那一排儿竖着的十根竹竿发生了浓烈的兴趣。体育老师对爬竿的规定是：女生3米，男生五米，否则这一项成绩不予通过。
可是我那麻杆似的胳膊不行，无法完成“引体向上”的光荣使命；最要命的是我的脚弓太深，双脚板贴在一起，里面的穹隆还可以藏个小兔子，根本“抱”不住那打滑的竿子。后来我改变了方针，放弃了“抱”而采取了“夹”我撑开我的大脚趾和二脚趾，就这么让两个脚趾夹着竹竿，在双手的导航下，一路扶摇直上，不但爬到了竹竿顶端，还横跨了固定那些竹竿的顶杠，从最远处的一根竹竿上下哧溜溜地滑下来。
这件事让我兴奋不已，于是我给爸妈写了生平的第一封信。多少年后，父母的同事、舅舅、姨妈们还老提这封淘气透顶的信，我没有想到那张皱巴巴的、从练习本上扯下来的、错别字肯定不少的纸条，会给大人们带来欢乐和记忆。
长大远嫁后，正赶上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本人“出身不好”时时刻刻不忘“夹着尾巴做人”写信变得慎之又慎起来，怕一下子被人抓了“资产阶级”去游斗，更怕那些漫天飞舞的“反革命”帽子降到头上。每每到了非向家里请安不可的时候，首先在信纸上写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或“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云云，信写好了，再三检查，有一点点“危险信号”的，都删去重来。那些战战兢兢的信，并不一定能到达父亲的信箱里，任何一个革命群众都有权把它拆读，或者把它们当作攻击我们的锐利武器。
那时候，信箱是个奢侈品，也是个定时炸弹。
三中全会后，父亲平了反，他才给自己钉了个木板信箱，堂而皇之地挂在大门口。那一段时间，我写信比较勤快，憋了太多的话要说，让人高兴的事也不少：先生调入新单位，自己发表了作品，大儿子登台演奏二胡，小儿子诗朗诵得了一等奖，都一一向老人家汇报。当然，人活得并不总是轻松，失败和曲折还时时伴随着我们。只是我们都成熟了，再也无权把不愉快转嫁给年迈的双亲。终于有一天，我觉得自己光报喜不报忧也挺没意思的，渐渐的，便冷落了父亲的信箱。
有一回，爸妈在我家小住几天，我发现父亲总是心神不宁。我问到底是怎么了？他说：
“信箱，家里的信箱要装不下了。”
我问他信箱里到底有些什么，他如数家珍：一份浙江日报，一份钱江晚报，一份报刊文摘，一份杂文报，一份杂文杂志，还有三份音乐期刊。
是的，父亲的信箱够丰满的了，可是我隐隐地觉得，他还在企盼着什么。
老家装上了电话后，我便彻底地搁了写信的笔，有事，一个电话过去，便捷又清楚。说话间，却发现自己老了，早已失却了在双亲面前的那种“女儿呢喃”状态，总不过是例行公事般的“我们都好都好”和“你们保重保重”
前年的春节回娘家时，我发现老屋的后门上又增加了个信箱，扁扁的，较精致。我问：爸，怎么又弄了个？父亲看了看后窗，说：邮递员有时爱从这条路上走，我怕他不愿走前门，而把信件在后门乱扔。
我的心格登了一下。
母亲发话了：“你怎么都不写信了？”
我看了看父亲，父亲的脸色恬淡而平静，可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最应该问我这话的当是父亲。于是我说：“有事都打电话了，不一样吗？”
“不一样。”母亲认真地说。
“怎么不一样？”
“电话打过了就没了，什么也没留下来。一封信，可以反反复复地读，十遍，二十遍地读；自己读了亲戚读，朋友们读了邻居们读，还有来看我的学生们”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我的两位教师父母，他们不图子女们什么，从来都不曾图过什么。如果一定说有所图，那也不过是儿女自身的健康、平安、快乐和事业有成；我们的喜悦就是他们的喜悦，我们的悲伤就是他们的悲伤，因为我们是他们身上掉下来的肉啊。
我当时下定决心，回家后一定得给父亲的信箱里充填点内容。可红尘滚滚，杂务繁冗，最容易忽略的常常就是最疼你的人，最可以怠慢的也就是你的生身父母；因为无论你怎么待他们，他们不会怪罪你不会记恨你更不会背地里给你使绊子的啊。
我必须要给父母写封信了。可是我早已用上了电脑，拿笔已变得十分别扭了，总不能从打印机里给他们拉一张哗哗作响的纸片出来吧！再说，习惯了电子邮件的来往，到邮局里寄信也变成个烦事了。于是心想，父亲有个电子信箱就好了，那我就可以天天给他发email了。
可是这对于82岁高龄的父亲，显然是不可能的了。
父亲的信箱将一如既往地被我冷落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