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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儿有句俗话：叫“哑佬吃苦瓜。”那意思是再明白不过了，即“吃了苦还说不出来。”
苦瓜现在到处都有。可是十年前，我们这儿还见不到真正的苦瓜，连“苦瓜”的概念还非常模糊。
顾名思义，苦瓜当是苦的瓜也。然怎么个苦法？这瓜是圆的？长的？扁的？那颜色是红的？黄的？绿的？什么样的藤秧？什么样的花叶？什么样的皮、瓤？每只大小、重量几何？
后来我读汪曾祺先生的文章，我被汪先生的精深、渊博所震慑，又被他的为文之道所折服，恭敬之余，便有了些许恶作剧念头：什么时候也抓住点汪先生的什么？——我小时候常常因为这种恶作剧而被老师臭骂一通。及至看到汪先生的 “温州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好像终于抓到汪先生的短处一样，我竟忍俊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再说苦瓜。汪先生在文章里说：苦瓜就是他们家乡的癞葡萄。然何谓癞葡萄？是癞痢头般的葡萄么？我竟是越发的糊涂了。
我有个娘家侄儿在湖北当兵。今冬探亲时到我家做客，我问他见没见过苦瓜，苦瓜到底是什么？侄儿道：苦瓜就是我们温州的红瓤！部队里常常一车一车地拉了炒菜吃。我儿子接茬道：那就是我们台州的荔枝瓜了。
真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了。
小时候，我家里很穷，一年到头，也难得有块糖可以在嘴里含含的。家里有个菜园子，秋冬种菜，春夏种瓜。瓜的种类颇多，南瓜、丝瓜、冬瓜、蒲瓜、黄瓜；但不种甜瓜和西瓜，大人们认为吃甜瓜和西瓜是奢侈——穷家的一切都得好好划算的。这些瓜菜，是大人们的财产，而唯有这红瓤——荔枝瓜，却是孩子们的专利。初春，往菜园门口丢几颗瓜籽儿——大人们不许将荔枝瓜种在菜园深处，怕孩子们进进出出踩坏了别的瓜菜。
天底下再也找不出比荔枝瓜更美的瓜籽了：厚厚的，龟背形，浅黄的底色，双面用金线镂着精致的图案和花纹，完全是一件艺术品。
瓜籽入土没几天，就顶出两瓣肉肉的绿芽来，再两天，便抽出第一片叶子，那叶子的模样，就像小孩子伸开的巴掌；再连续长出几片叶子，就是亭亭玉立的瓜秧了。瓜秧淡淡绿绿，纤纤细细，却日长夜高。我顺手捡了根男孩们丢弃的马——小竹竿，在瓜秧旁边一插，藤秧便顺着竹竿儿爬上来了。再搓一根比灯芯也粗不了多少、歪歪扭扭的草绳，一头系在竹竿上，一头牵向或篱笆、或窗户、或一棵什么树；那瓜秧便热热闹闹地长开了。鸡啄啄，脚踩踩，那瓜秧绝对不死的，——死了可怎么向孩子们交代呀？
开花了，小巧巧的，金灿灿的。雌花底下带个瓜儿，谷粒般大，但已见一身隐隐的疙瘩。荔枝瓜儿一天天的长大，我们给它的瓜秧浇浇肥水，它便越发长得起劲，直长到孩子的拳头那么大，大人的拳头那么大，两个大人拳头接起来那么大，像纺得极满的纱锤子，只是碧绿碧绿的罢了。
“这个时候摘下来，炒它的厚皮吃，就是苦瓜了。”我侄儿说。
可当年我们温州人不吃苦瓜。我们耐心地等着，等着这瓜皮泛白，变黄，从下向上变作金红，红得热烈，红得辉煌，然后摘下来吃它的瓤。那瓤血红血红的，常见形容某些浓妆艳抹女人的嘴唇“跟血瓤子似的”大概就是指这红红的瓜瓤了。
瓜瓤是甜的，并不十分甜；但对于没有任何零食的童年，无疑是一份享受了。
摘瓜务必在半红半黄的时候。你若让它在藤秧上熟红透了，它也许会出其不意地裂掉，瓜皮像钟般吊在枝头，那红红甜甜的瓤可全掉在泥里，化作一堆遗憾，常常招引来一大堆黑色的大头蚂蚁，辛勤地搬运着。
就那么一两棵荔枝瓜（大人们一般不让多种），有时一天能挂出五六只待摘的瓜来。我们站在藤蔓下边，反复数着，计划着那一只送表妹，哪一只送邻居，穷陋的童年便添出许多美好来。
“高高枝头一个盒，打开十八粒”（温州话“盒”“粒”同韵）。这是家乡的一个谜，猜的就是这红瓢。吃荔枝瓜，男孩们一掰两半，然后伸出长舌头叼着吃，或用手指勾出来吃，吃个满脸鲜血淋漓。女孩们则用小刀在顶部切下一个盖儿来，然后用小匙舀出瓤来，弟弟一粒，妹妹一粒，还数着数儿，大个的红瓤，早就超过了十八粒，我记得吃过一只三十二粒的。估其重量，大约有斤把重吧。
近些年，我们这儿的人也从外地引进苦瓜吃，说这东西清凉解毒，降压抗癌。我虽然没有买来做过，却在请吃的饭桌上尝过，那味道确是苦，但苦得清口。
再说说这瓜名。我想，苦瓜，是取其皮肉之味也；红瓤，是取其瓤色之红也；荔枝瓜，是取其外形疙疙瘩瘩似荔枝也；唯癞葡萄，癞是癞，然葡萄何似也？所以，我认为汪曾祺先生家乡的叫法最不准确，我又要笑了。
我们国家之大，语言之丰富，叫人叹为观止，这小小荔枝瓜，还有多少种名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