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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父亲的身体还很好。没有癌细胞和医生能够侦察出来的其它病菌，没有腰椎间盘突出和其它骨胳肌肉方面的病症。六十岁的人了，走路风一样快，我总是跟不上他的步子。我知道，这与他一辈子和土地的交往有关。他把他的身体完全交给土地，土地也给他以最善意的回报。可是，我清楚得很，父亲的伤，看得见或者看不见，都以一种历史的方式长留在他的身体，它们曾经以致命的姿势让父亲差一点离开他的土地和他的妻儿。
而这些伤，都与我有关。
一
父亲有恐高症，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也许我应该想到，因为我自己就有，上到高处，我从来不敢往下看，眼睛只盯着自己的脚下，偶尔眼睛一抬，心立刻就空了，两条腿仿佛被抽去了骨头，直往地上缩。父亲的，比我严重得多。第一次到北京，母亲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两个人到街上逛，要过一座天桥。父亲上了，却不走，立在那里不动。母亲已经走了一半，回过头来找父亲。父亲一只手扶住栏杆，另一只手伸得老长，朝着母亲挥舞。母亲想了半天，明白过来，只好折回来，牵住父亲的手，一步一步从天桥上移过去。母亲笑，我也笑，父亲真是好玩得很。
扯这个闲篇，与父亲的伤有关。我不明白的是，父亲的恐高，是与生俱来呢，还是那次伤的后遗症。
我十岁那年，家里准备盖新房，茅草屋要换成大瓦房。先要烧窑，做了泥坯的砖，装到土窑里，烧上十天半月，红通通地出窑，就可以盖房了。父亲的伤是在上窑的最后一天发生的。
泥坯的砖一块一块地往窑里装，窑一点一点地往上长。长到最后那一天，已经有十多米高了。前面那些天，父亲有没有挑砖上窑，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也许有，帮忙的人太多了，我没有留意，也许没有，窑底下也有许多活需要干，还要指挥调度。最后那天，上完最后的几担砖，窑就要封顶了。天阴了下来，乌云在头顶盘旋，隐隐的雷在天边滚来滚去。
父亲上窑了。满满的一担砖，稳稳地压在父亲的肩上。父亲一只脚踏在了吊板上，有些停顿，几秒钟的功夫。继续走，一脚一脚地朝着吊板的最高处，朝着窑顶的方向。我仰头望着父亲，眼睛追着父亲的两条腿，脖子渐渐有些酸了。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干点别的，不在那里傻站着，傻望着，事情就不会发生了。没有谁吩咐我干活，我的活都是父亲派的，可是现在，父亲在上窑，父亲上窑，我就无所事事了。
一滴雨。一滴雨掉在我的脸上。我并没有意识到那是一滴雨。我揉揉眼睛，在脸上擦了一把，继续仰着头，追着父亲的两条腿。已经上到了吊板中间的父亲，步子明显慢了下来，吊板有些晃动，父亲似乎又停了，几秒钟而已。
两滴雨。一滴掉在我的左脸，一滴掉在我的右脸。三滴。四滴。我把眼睛扯回来，望向天空，雨滴已经扯成线了，从高空扯到地上。我有些呆了，也急了。上窑的前一天，我听父亲和母亲说过，这几天千万别赶上下大雨。雨一大，进了窑的泥坯砖就会被雨泡软，成泥，那就要出大事，不光几千块一块一块手工做出来的泥坯要完蛋，即使重做，再上一次窑，盖的房也会打折扣，败了家里的风水。现在知道，后一种担心完全是迷信心理在作祟。当时不懂，只是急了。
没有谁知道我急了，几十个过来帮工的乡亲各自做着封窑的准备工作，母亲在灶房里做饭，大碗大碗的菜已经摆到了桌子上。我四处张望，没有一个人在意这些要出大事的雨滴，全都弯着腰干他们该干的活。哪怕有谁抬一下头，说一声呢。天地寂静得很，除了雷声越来越近，和雨滴掉在地上的声音。
我哭了。十岁的我，表达着急的方式，只有哭。
哭了，我还喊着。我的哭声和喊声突然爆发。
我扯着喉咙，喊声穿透越来越密集的的雨线。
爸，下雨了，下大雨了。
我的哭还没有结束，母亲从灶房里冲出来，一把把我抱住。其他的人，都直起了身子。
父亲，只有几步就到了窑顶的父亲，从高高的吊板上晃悠着身子，一头栽下。我透过泪光，看到了父亲的坠落。满满一担泥坯的砖，从父亲的肩头首先滑落，砸在地上，一声巨响。
父亲也在地上了。
母亲推开我，冲向父亲。所有的人都扔了手中的活，冲向父亲。只有我，抹着眼泪，呼天嚎地。
母亲后来告诉我，父亲命大。如果他的脑袋落在先掉下来的泥坯砖上，就不是一条腿的事了。
父亲的一条腿从此就伤了。
伤了腿的父亲在大家的搀扶下慢慢站起来，一步一步地往家里移。父亲经过我身边的时候，看着我笑。父亲的裤管里流出红红的血，可是，父亲看着我笑。我很少看见父亲笑，父亲在我眼里，从来都是板着脸的，动不动就是骂，字写得草了，活干得慢了，在外面玩得疯了，父亲都是骂。那天，父亲却笑了。母亲也笑，所有的人都笑。只有我，忧心忡忡地看着越来越大的雨，眼泪横流。
写这文字的时候，我再次想起父亲的恐高症。如果父亲的恐高是与生俱来的，那天上窑，他需要多大的勇气呢？我问父亲，父亲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以前怕不怕高，可是，上窑的时候，最后的几担砖是不能让别人去的。这是规矩。
反正，现在是怕高了，还好，腿没断，要是断了，你们几个还能上大学？父亲边说边笑，笑得我的心一阵一阵地发酸。
二
父亲的另一次伤，是在手上。右胳膊，粉碎性骨折。我没有亲见，可是同样与我有关。
二伯是亲见了的。二伯说，你父亲命硬得很，我以为，他那次是躲不过了的。
那年，我已经上高一了，放了寒假，冰天雪地的，哪也没去，和弟弟妹妹们一起围着火炉打扑克。父亲没在，和二伯赶着板车去芦苇场里拉芦苇。拉一车能赚五块钱，拉得多还能加。二伯说，那天他们一人拉了五车了，雪越下越大，二伯就和父亲商量，不拉了，回家准备过年吧，年货还没买呢。父亲却不干，要再拉一车，说牛伢子下学期的学费还没有凑齐，过了年就要呢。二伯是犟不过父亲的，就又满满地装了一车。
天已经有些黑了，雪花飘满整个天空。母亲一次一次地从灶房里走到屋外，向远处张望。明天就大年三十了，说好了，今天要回的，怎么到现在，影子都没有呢。母亲一边说着，一边就把伞往我手里塞，去路上看看，看你爸回了没有。我的两条腿放在火炉上边抽不出来。那么大的雪，肯定今天不回了。我气鼓鼓地对母亲说，把手里的扑克摔得山响。母亲就不再坚持，骂了一句“懒鬼”又到灶房去了。
现在想来，或许就在母亲骂我的时候，父亲就出事了。因为我们玩了五把扑克以后，父亲就回来了。父亲坐在二伯赶的板车上，披着满身的雪回了家。二伯停了板车，就叫母亲。快过来，扶他进屋。我就看见二伯托着父亲的一条胳膊进了堂屋。父亲坐下，脸色煞白。父亲一定也是吓坏了，他的心里还留着死神的阴影吧。
二伯叫母亲托住父亲的右胳膊，转身就走，说他去请医生了。
母亲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我们三个看着父亲，愣着，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父亲也不说话，脸上冒出一颗一颗的汗珠子。
医生很快就来了，接过父亲的胳膊看了看，说，这样太危险了，赶快送镇医院吧。母亲就又把父亲扶到二伯的板车上，自己也坐上去，两只手托着父亲的胳膊。板车迎着雪花，直奔镇医院。
第二天就过年了，父亲和母亲却都不在家。我把母亲做好了的饭菜端出来，招呼弟弟妹妹吃饭。妹妹抹着鼻子，说不吃。我和弟弟就都骂她，逼着她扒饭，自己也埋着头，把饭往嘴里送。
母亲深夜回了家，我们都还没睡，妹妹趴在火炉边上打瞌睡，我和弟弟要把她弄到床上去，她不动，眼睛红红地，瞪着我们。母亲进了屋，看着我们，看着看着，就把妹妹搂在怀里，眼泪落在妹妹的脸上。母亲流着泪说，你们一定要争气，把书读好，你们的父亲，今天是捡了一条命。
后来，我才从二伯那里知道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运芦苇的路上，要翻过一道堤坝。下了雪，路滑，父亲那一车也装得太满。下堤的时候，拉板车的水牛脚下打滑，一下子没有收住，笨重的身子往堤下冲了出去。父亲一只手扶着板车的扶手，一只手紧拉缰绳，却拉不住，水牛受了惊吓，竟然撒开蹄子狂奔起来。父亲的身子就也收不住了，一下滑倒在雪地上。几百斤重的一板车芦苇紧随其后，眼看就要从父亲的身体上碾压过去。
父亲却只是伤了胳膊，这真是不可思议。二伯说，他魂都吓没了，却一点办法都没有，眼睁睁看着父亲躺在板车下面，把命丢在那里。
板车飞驰而去，钻进浓密的雪里。父亲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二伯过去看时，父亲眼睛睁着，嘴里说着话，手，我的手，动不了了。二伯说，他真是傻了，不敢相信，把父亲扶起来，除了一条胳膊不能动弹，都是好好的。原来父亲正好躺在板车的两个轱辘中间，只有一条胳膊，留给了板车。
父亲是正月初五回的家。年已经过完了。过了三十多个年了，其它的我都模糊，唯有那个年，父亲没在家的那个年，深深刻在我的心里。也是那个年，我和弟弟妹妹似乎一下子长成了大人，学习上再没让父母费过心，干活，也不再偷懒了。
三
父亲的第三次伤，留下了永久的纪念。右手小指关节折断，至今不能伸直。
那几天，父亲一直很兴奋，说话时声音响亮，总是带着笑，走路时抬头挺胸，见谁都招呼，真有些扬眉吐气。父亲的兴奋源于我，我已从学校查到了自己的高考分数，高出重点本科录取线四十分，这样的成绩上军校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军校，不只是不要学费，每个月还有几十块的津贴，那是多好的事啊。所有的劳作终于等来了结果，这是父亲梦里都想了好多遍的最好的结果。
我至今认为，是父亲过于沉醉在自己的兴奋里，才导致了事情的出现。他只顾兴奋，一遍一遍地为他的儿子设计着光辉灿烂的前程，一遍一遍地咀嚼着苦尽甘来的巨大喜悦，丝毫不会想到，事情就在不远的前方等着，将要给他致命的一击。
天很热，太阳把光线疯了一样洒在无边的稻田。父亲把柴油机装到扮桶（湘北用来收稻子的工具，柴油机作动力）上，我给父亲打下手，扳手，钳子，一件一件地递过去。装好了，父亲就接过我手中的摇手，套在柴油机上，顺时针，一圈一圈地摇。开始很慢，渐渐就快了，越来越快，我分不清父亲的手和摇手了，两者融为一体，高速运转。
柴油机没有反应。这是一台很老式的机器，别人淘汰下来的，父亲用极低的价格买回来，修了修，还能用。可毕竟是老了，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所有的细胞都在衰老或者死亡。别人家的都换了大功率的新机器，发动时，摇手很随意地转上几个圈，就突突突地欢叫开来。我们家的不行，使出浑身的劲，摇手转上几百圈，它一点动静都没有。换了平时，父亲摇着摇着就不摇了，抬回家去，这里拆开瞧瞧，线断了就接上，那里卸了，换个零件，或许就好了。那天也是邪，父亲一直不停手地摇，他很自信。他的自信有些盲目，他以为他的儿了考上大学了，机器就不会坏。他的兴奋让他高估了那台破机器。
我看了着急得很。汗珠子流成了线，一道一道地从父亲脸上划过，砸到地里。我想劝父亲不要摇了，手都摇断了，它也不会动。其实，二伯家的新机器刚刚熄了火，就在那里放着，借过来，就解决了。我心里这么想，却不敢说。父亲的脾气，我是知道的，自己的再破，也不向别人开口，即算是自己的兄弟。
我伸出手，想替父亲。他不让，把我的手推开。我一屁股坐到田埂上的树荫里，用斗笠扇风。我盯着父亲被汗浸透了的背心，看他肩膀一耸一耸地摇着他的破机子，心里烦燥得很。我下了狠心，明年双抢，我要省下大学里的津贴，给父亲买一台锃亮锃亮的新机器，让父亲摇手一挂，好玩一样转两圈，就比谁家的都叫得欢。
破机器竟然响了，像是老牛发出的一声长长的“哞”把我吓了一跳。我把斗笠戴在脑壳上，往扮桶边上走。我听见父亲大叫一声。父亲的叫声甚至掩盖了柴油机的声音。
父亲的伤，就在一瞬间发生了。
我看见父亲坐在水淋淋的地里，一只手紧紧地抓住另一只手。血从指缝里流出来，一道一道的。我扯开嗓子喊隔着一丘田的二伯。
机器还在响，这下子，它倒叫得痛快起来。我把油门拉下，熄了火。二伯过来，从衣服上撕下一块，给父亲包扎，父亲的伤在右手的小指，血从那里放肆地流。
父亲痛得有一阵子不说话，缓过劲来，连说好险好险。原来，这破机器突然一发动，父亲的胳膊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了，摇手就握不住，那么高的速度旋转着，摆脱了父亲的手，就脱了缰了，被机器带着转了几圈后，子弹出膛一样，朝着父亲的方向，飞了过去。那是多大的力量呢？父亲说，幸好没有击中脑壳或者胸部，本是朝着胸的方向去的，以致命的方式。父亲的手挡了，下意识地伸出手拨了一下。摇手，拐了个弯，飞向地里，插进地里有两寸。伤，于是就停在了手指上。
现在想来，我还后怕不已。父亲第三次与死神错身而过。
每次看见父亲那只总是弯曲着的右手的小指，我就想起了父亲的那些伤。有些看不见了，有些看得见，还有的，我根本无从知晓，父亲从来不说，恐怕有一些，他自己也记不得了。一个与土地交往了一辈子的人，他的身上该会有多少伤呢？他又会花多少心思去记着自己的伤，尽管有一些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