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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数字茬子让富镇变“贫”
救古老行业使破厂更新
全县各个乡镇有一种普遍的认识，都说灌河富。这种认识，其实也不奇怪。到灌河街走上一走，就会产生这种感觉。
记得还是在县委当“后进村整顿办公室”主任的时候，一次去红庙乡检查工作，在乡政府吃喝以后，出了大门，就又去赶另一场酒席。因为带去的一个同志是从民政局抽到办公室工作的，这个同志在乡镇民政所很有市场。也不知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喝好，或者为了显示能耐，他专门吩咐乡民政所另备一桌，重新招待一遍。
我们几个到了一个苍蝇嗡嗡叫的小饭铺里，这个老弟交代：“贺主任爱喝高度酒。”害得乡民政所长跑遍了红庙街，只找来几瓶当时流行的一种为了防伪、拧烂瓶盖的“庆丰酒”老弟责怪人家不会办事，连瓶好酒都舍不得拿。所长非常抱歉地说：“领导和弟兄们难得一来，就是茅台、五粮液也舍得。可这一道街，最高档次的也就是这种酒。”
“我给你交代的剑南春也没有？”
所长说：“我都问了，卖酒的说这酒名太冷僻，听都没有听说过。”
这种情况，到灌河就肯定成为奇闻。卖在灌河，走进灌河街，店铺林立，一街两行，高中低档次的商品都应有尽有；行在灌河，当其他乡镇群众仍然骑自行车时，灌河镇就有许多年轻人屁股后边冒烟了；食在灌河，灌河的招待所是全县一流的，县城流传一句顺口溜：“出城向南转一转，红庙、孟坪、瓦房店（三个顺路的乡镇），再拐灌河吃顿饭，不到县城就兑现”；穿在灌河，灌河的百姓穿衣是新潮的，各种新款式从发现到穿身上，几乎与县城以上城市同步。
说灌河人穷，谁也不会相信，但这又是事实。金钱如同真理在某些时候一样，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全镇六万多口人，真正富有的人并不多。灌河百万以上的富翁，大多是因为开矿、倒矿而发财的。
职业高中有一个姓魏的教师，可能是嫌铁饭碗里的饭太稀，就向学校领导申请停职留薪开矿。这个人上辈子肯定行善积德，这辈子才修得一夜暴富的福气，凑了万把元，从一个矿主手里买了一眼打得已经破产也没有见到矿石的萤石矿井，带着碰运气的侥幸心理，继续前任未竟的事业。谁知，运气来了，再厚的门板都没法挡着，只一炮就崩出了蓝莹莹的优质矿石，不到半年富甲一方，不仅盖楼，还把儿子送到新西兰留学，引得学校教师们一度思想动荡。
石楼村有一个姓米的干部，改革开放之初，在大家都没有想到开采金矿的时候，率先起步，搞了七八十万块钱，见好即收。武侠小说中不闯荡江湖了，叫金盆洗手，他却在废金坑里洗手，不再开矿，干部也不当了。而且跑到卧牛坡水库，几百块钱买了一块山场地皮，盖了一套十几间的宅院，牧羊养鱼，安居乐业。
此外，还有米庆福、甄诚友等几个人，则是靠倒卖矿石起家的，手里都握有百把几十万的，早早地就有了小卧车。像这样的富人，在灌河确实有几十个。
可是，一旦出了灌河街，到各村里走一走，就会发现这里的贫富差距很大。应该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温饱都已经解决，但经济条件不宽余的大有人在。石楼村的支书米庆来长年穿的就是补丁衣服。多数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还有一些没有被子盖的、穿裤子露蛋的、供养不起学生上学的、房子破烂不堪的、春节吃不起肉买不起春联的，每个行政村都能找来十户八户。当上了人民的“父母官”后，下去走走看看，发现因灾致贫、因病致贫的农户比比皆是，令人十分寒心。
看一看这些情况，听一听富的传闻，我感到简直是一种耻辱。中国共产党是为全中国人民谋福利的，但一个小小地方的党代表，没有必要考虑那么多，治下的每一个老百姓，才是自己的工作对象。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不挂在心上，算是白披了一张党员的皮子，辱没了党的领导干部的帽子。
可是，历史发展到今天，官民之间，也就是干群之间的距离不断地拉大，在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下，人们习惯按照官场中的潜规则办事，不当官则已，一旦当上了，就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向上爬，生命有涯，欲望却无止境。党的干部路线是“凭党性干工作，看政绩用干部。”这个导向，所向披靡。党性是要靠政绩来体现的，谁在位置上，都会想方设法搞政绩。
突出政绩的有效途径是，出成果、出材料、出数字。各种数字年年猛增，老百姓的穷苦就像即将晒干的衣服，不多的水分很快被蒸发掉了。在“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的政治氛围中，仅灌河的乡镇企业产值就报上六亿多元，全镇人均一万多元！这不能全怪我的前任做得过分，他即使不愿意这样做，也有上边的职能部门秉承领导旨意，压着他不得不报。
我心里一直想，肿了的脸充胖子不会太久，一定得把这个数字茬子平下去。于是，就从各方面做这个平茬子的工作，终于见到了明显的成效。一天，县里通知我去昌河市参加一个贫困乡镇的党委书记会议，我们终于从富镇变成了贫困乡镇，心里由衷地感谢县委书记和县长，他们真的是给了我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啊！
会议中间，下起了1996年的第一场小雪。我想起柏油路面还没有完成，心急如焚，不停地向镇长要情况，督促他们尽快地完成修路任务。家里的老婆孩子，也都随着我的情绪变化不停地看天气预报，电话中陪着我同喜同忧。终于，副镇长郑东方打电话传来好消息，说柏油路面已经开始铺设，不日可以完成，我一高兴就请几个同去开会的其他乡镇的弟兄出去撮了一顿，出手非常大方，心知这完全是为了庆贺的缘故。
当然，有一些事情，并非完全都是在擦前任的屁股。有一天，一个黑小伙，跑到我屋里反映他们西关村一个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他说：“我爹原来是西关村缫丝厂的厂长。前任支部书记在时，有人给顶掉了。当时的理由是说我爹有贪污嫌疑，可是算账以后，厂里还欠我爹四千多块钱。支书就是赖着不给。我爹这个人太老实，好欺负，自己不说，也不叫我反映。我不是稀罕这几个钱，主要是争这个理儿。想当初，我爹在时，厂里很兴旺，这几年下来，他们把厂搞得不像样子，叫人实在看不下去，我就来找书记反映一下。”我把他写的反映材料留下来，说是要了解一下再说，打发他走了。
要是其他情况，我至多批下去让纪委查一下就行。但一说是缫丝厂，我就来劲儿。灌河镇是否“中原名镇”且不管它，但千余年的发展史，都与这个丝绸业分不开。我们的志书上一直写着，灌河镇是丝绸之路的发源地之一，这个论断一点也没有夸张“晋商”、“徽商”在灌河不仅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传说，也留下了他们的众多的子孙后代。丝绸行业最为发达时，这里客商云集，车马拥堵，被远近誉为“日进斗金”化纤出现后，丝绸行业才迅速没落了。北亚热带和南暖温带的气候交汇，使得满山遍野长的都是柞树，最适合于柞蚕的养殖。有了柞蚕，就有缫丝；缫丝带动深加工，就有丝绸；有了丝绸，就有商行；有了商行，就会向外辐射；向外辐射，就会形成丝绸之路。这一切，在地名上就有着深深的印记，如金蚕岭、织纺沟、染房庄等，仔细地想一想，镇政府衙门不就是占人家山西来的江家绸缎行嘛。
来上任之前，我就关注这个事情。到了之后，第三天就去缫丝厂视察，结果大失所望。厂子如同得了鸡瘟，处于半死不活状态，厂房就像是史前遗址，设备简陋得仿佛是出土文物，几个来抽丝绵被的老妇女少气无力，活脱脱的像一些电视连续剧的演员正在拍戏。在我看来，这个从黄帝的第一夫人嫘祖就传下来的古老行业，能在灌河镇保存下来，不能不算是世界上的“第九大奇迹”了。原以为是群众养蚕不赚钱了，厂里收不来茧，也就无丝可缫。而能够收上来的少得可怜的蚕茧，只是为了在各级领导前来视察时，村里赶紧找来几个女工扯一气儿丝绵被应景而已。
经这孩子一说并看了他写的材料，我才恍然大悟，经营不善才可能真正是厂子衰败的症结所在。一个念头油然而生，不管这个产业有无生存价值，也要想方设法延续香火，不能在我的手里给断送了。
于是，我立即叫人把新任的支部书记方明义叫来说明情况。明义说：“汪家老大说的不全是事实。让他下台，找的理由就是他贪污。他家的日子历来好过，饭吃得稠一点，大家就怀疑，不过，查来查去，也没有查出来啥问题。说欠他四千块钱，村里压根就不承认。只有老汪自己心里明白为啥不叫他再干下去了。”
我问：“那是为啥？”
明义脸一红，吭吭哧哧地说：“老汪这个人，腰骚呗。”
他见我瞪着眼，听他往下说，只得说：“贺书记，你要到俺大队去调查，没有人肯给你汇报，我给你说说，就当咱俩说闲话哩。缫丝厂是个女工多的地方，大闺女、小媳妇，除了从外边村庄上招来的，都是俺大队的。老汪这个人，只要是好看一点的，总要想办法勾上手。我小的时候，一次进他的办公室，就见他抱着俺表嫂搂上去衣服拱奶子吃，拱得俺表嫂哼哼唧唧，浑身乱嗖嗖，我说你们干啥哩呀？老汪一听见，丢开俺表嫂，还把我怪了一顿。河里的螃蟹都有夹（家），这一次撤他，就是因为他肏了明伟的表姐，人家男人知道了，偷偷地打他了个不吃菜，明伟没有办法才把他拿下去的。”
我对这些不感兴趣，就说：“既然是这样，为啥还一直让他干？”
明义说：“老汪当厂长三起三落哩。都是他整得不像样子的时候，才把他拿下来。再上台，发誓赌咒要好好干，不久就又会犯毛病。奇怪的是，别人一上台就干不成。他该吃这一门衣饭，一直是路子很广，厂子只要一经他的手，就很快上路，所以村里没办法时就请他出山。厂里女工们肯让他摸索，也无非是能够多挣几个钱呗。”
我问明义：“这个人多大年纪了？”
明义说：“五十六七了。”
我说：“到了这个年龄，恐怕腰里劲头也不大了。明义，为了保住咱这个传统产业，你看能不能再让他干一气？”
明义说：“行是行，不过，我恐怕请不动他。”
我有点奇怪：“为什么？”
明义说：“现在人家的孩子都长大了，他领着四个孩子在街上收槲叶、收血参根（丹参）、柴胡等中药材，发了财。我叫人捎信想用他，他给拒绝了。”
我说：“明义，本来，你给我说的情况有点叫我恶心。可是曹操用人，不忠不孝的都敢用，咱们为了用人，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这样办，我、企业办马主任和你，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他家里，听听他的想法，行了，就再次请他出山。我想，给他了面子，他不会不买账。”
明义说：“行！”
我们就到了老汪的家里，一见老汪，叫人眼睛为之一亮，花白头发红白脸，衣冠楚楚，相貌堂堂，谈吐间自有一番自信和见识。我心里说，这人年轻的时候，就是不找女人的事儿，女人也情愿上门。风流债肯定是上辈子欠他的，不能全怪他不正经。
当我说出让他重振缫丝厂的意图后，他虽然有点忸怩，还是看出心里是挺高兴的。人才虽然无德，但雄心犹在，办法犹在，门路犹在。我当时就感到这个人八成是用对了，很为自己的“英明”之举窃喜。后来，通过农经站核算，这个厂子已经资不抵债，就把包袱甩给他，以他承包的名义算他自己的厂子。并根据他的要求，给他协调了两三万块钱的农贷指标。在这个过程中，我特意对明义交代，税收是国家的，咱管不了，你一定得“养鸡下蛋”承包费少收一点，别动不动就去吃喝人家。明义说，听贺书记的，反正村里以后不再为这个厂发愁了。
一个能人就能救活一个企业，老汪果然干得不错。不到两年，各村的柞坡也兴旺了，蚕籽的放养量由原来的十来斤一举上升到二三百斤。因为现在的大闺女都出去打工了，他就招了一批中年妇女，大家有了活干，也就有了饭吃。而且，他还把去找我反映问题的比较精明一点的汪老大，也带到厂里当生产主管，大有一点立“皇储”的味道。
正是：消肿无胖子，振兴靠能人。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