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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红让肯德基很有些尴尬。苏丹红刚被检出，肯德基就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的所有卖品绝不含苏丹红，但紧接着就有卖品被检出含苏丹红，于是肯德基马上声明其它卖品绝不含苏丹红。正在公众半信半疑的时候，肯德基又有卖品被检出含苏丹红，于是肯德基只好又玩一回“除之外”的文字游戏。或许这回是真的，肯德基真的再也没有含苏丹红的卖品了。对于曾经被检出含苏丹红的卖品，肯德基则通过电视广告再三表白，在经过重新配料之后，绝不再或许这也是真的，总之这些卖品紧接着又被摆上了柜台。就算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真的，就算肯德基的所有卖品都真的不再染红，那又怎么样呢？谁又能保证某一天“苏丹黄”出现时，肯德基不会再演出一回“绝不”“其它绝不”“之后，绝不再”的把戏呢？
曾经在读者文摘上看到一篇文章。文章中叙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说一位地道的美国人，某著名大学的教授，每次到中国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电脑市场狂买盗版软件；另一件事情是作者在深圳罗湖海关所见，在深圳一边，外国人和中国人一样，很少自觉排队，但一到香港一边，老外马上就规规矩矩，一个二个都变成了绅士。我不知道别人读了这篇文章会作何感想，也许有人会指责美国教授表里不一、阴一套阳一套，也许有人会痛骂外国人太欺负中国人，跑到咱们的地皮上来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也许但我的感想只有一点，那就是制度的力量。我们绝对可以肯定地说，离开了制度的约束，任何人都会放纵自己的行为；离开了制度的约束，人性中恶的一面就极有可能恶性膨胀。美国教授到中国狂买盗版软件，说到底是他在美国买不到或者不敢买，如果买不到的话，自然也是因为没有人敢卖。为什么既不敢卖也不敢买呢？难道生活在美国的人就那么高尚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慑于制度的巨大压力。
肯德基卷入苏丹红事件后，肯德基的反应和公众的期望大相径庭。像肯德基这样一个声名卓著，信誉优良的企业，公众对它怀有美好的期望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们却看不到肯德基有多少愧疚之心，我们所看到的，除了欺骗、隐瞒、掩饰、推脱、拖延、逃避、甚至蛮横外，再也没有其它东西了。我们所期望的东西，如透明、公开、真相、责任、奉献、补偿等等，一样也没有出现，而且还是那么遥不可及，就连一声道歉也是姗姗来迟。所有的事情，都令我们失望、生气、愤怒、无奈，但是我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就明白公众对肯德基的期望实在是一相情愿。肯德基的所作所为错了吗？如果从道德的层面看，肯德基的行为确实让人诟病；那么肯德基的行为违法了吗？如果违法了，就让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处理吧！如果没有违法，我们又有什么权利要求肯德基就一定要自我约束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不妨扪心自问一下，我们要求肯德基做到的事情，我们自己愿不愿意做呢？就是我们愿意做，我们是否又做到了呢？如果我们深思一下这些问题，再认真反省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肯德基的做法，其实也是当今我们大多数人，还有企业、社会团体、社会组织等的行为准则，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如果我们愿意正视这个现实，我们就不应该再愤愤不平了。
但是，即使我们不再愤愤不平了，即使我们自己都如法炮制了，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一定赞同这种做法。谁不希望有一个文明、公正、诚信、和谐的生活环境呢？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像肯德基这样优秀的企业，到了我们这儿就抛弃了它们一些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呢？道理很简单，橘生淮南谓之橘，生于淮北谓之枳，入乡随俗是最基本的生存之道，不然就会水土不服。最根本的原因，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没有相应的制度约束它，威慑它，惩罚它。
东芝公司的笔记本电脑曾经被美国消费者集体告上法庭，索取巨额赔偿。虽然双方最终达成庭外和解，但美国消费者还是获得了约十在此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东芝笔记本电脑的中国用户，当时应该亿美圆的补偿。这在中国消费者眼中，绝对是个天文数字。鄙人斗胆很是兴奋了一阵。眼看着天上就要掉下一个大馅过来，换了谁又会不喜出望外呢？有媒体报道，国内消费者曾经找到东芝公司的相关机构要求赔偿，没想到东芝公司的答复干脆而强硬：我们补偿美国消费者是根据美国的有关法律进行的，请问你们中国有相关的法律条文吗？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省得我们又去东想西想。东芝公司的做法是不怎么样，但是我们不是经常说，要求别人尊重自己，首先应该自己尊重自己吗？如果我们的国有企业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又会如何面对消费者呢？虽然我们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上，只不过也就是说说罢了！
如此看来，不管是肯德基、东芝这样成功的企业，还是美国教授，它们也是很难自觉自愿地奉献的。那么他们做事做人到底有没有原则，他们做事做人的底线又在哪里呢？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自己经常面对的两件事情吧。生活在城里的人，这两件事情再平常不过了，那就是让座和闯红灯。
上下班时，城里的公交车多半人满为患，主动让座无疑是一种美德。一直以来，让座还被当作中小学生的教育内容之一。但是真正愿意让座的人，我们现在又能见到几个呢？那么，乘客是否必须让座呢？当然不是。只要乘客购买了车票，他就享有使用座位的权利，因此让座必须是自愿的。有的时候售票员会要求乘客让座，通常也被视为美德，其结果却是侵犯了乘客的权益，那么这种行为还能被称为高尚吗？还值得提倡吗？
城里人只要跨出家门，就要面对交通信号灯。绿灯通行，红灯禁止，这是人人皆知的常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闯红灯属于违法行为。但在我生活的这座城市，闯红灯完全是家常便饭。步行、骑车、开车，都不例外。然而，对于行人和自行车、以及近来流行的电瓶车闯红灯，执法人员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明是违法行为，我们却习以为常，视若无睹，又奢谈什么高尚呢？
如果我们把让座作为衡量道德水平的标准，而把闯红灯作为检验遵纪守法的尺度，比较一下肯德基、东芝，还有美国教授和我们对于这两件事情的态度，我们就会发现，肯德基、东芝，还有美国教授虽然不主动让座甚至拒绝让座，但他们肯定是不会随便闯红灯的。
不可否认，让座比不闯红灯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准，这也是我们乃至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但是，这样的思想境界，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都是不可能达到的，至少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是不可能达到的。自觉不闯红灯的人，都不会主动让座甚至拒绝让座，那么随便闯红灯的人，主动让座的概率又有多大呢？我们再回过头来想想，如果每个人都要让座，那么谁又来接受座位呢？即使只是多数人要让座，以示自己的高尚，那么剩下的少数人怎么办？如果他们接受了座位，那不是证明他们不高尚了吗？要知道从众和随大流是绝大多数人的习惯做法。如果他们不接受，公共汽车上的座椅早就拆除得差不多了。当然，我们还是有必要给老弱病残孕留几把，除此之外，还要给个别无赖留两把。我们再来看看现实吧，现在愿意让座的人，基本都是学生，年龄越小，让座的概率越大，及至长大成人，让座的已经寥若晨星了，大概觉得自己已经是理所当然的坐客了吧！由此可见，不论是从主观方面还是客观方面分析，让座都是也只能是少数人的事。
每次听到“如果人人都献出一点爱”我就想在下面接一句：“那么谁来接受这点爱”？因为歌星们在对口型教化愚顽、普度众生的时候，大把大把的银子就哗啦哗啦地流进了他们的腰包。下场之后不要说高尚了，就连个人所得税交没有交也只有天知道。
两千年前，孟夫子就喊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口号。老夫子博大的胸怀，着实令人心生敬意。果然如此的话，世界早就大同了，但是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一切都需要从头做起。
既然理想的境界太遥远了，太虚无缥缈了，太乌托邦了，那我们就现实点吧。让座的事情不要太在乎，愿意让就让，不愿意让就随他去吧，用不着天天嚷嚷，大家都来让座吧，让座是多么高尚的事情啊！但是闯红灯就不一样了，自觉不闯当然最好，关键在于一旦闯了就必须受到惩罚，必须付出代价，叫他想闯而不敢再闯。同时，为了让更多的人自觉不闯红灯，我们必须采取一些配套措施，比如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作为小学生的必修课；而关于让座的说教，本来就口是心非，言不由衷，事实证明并没有多少实际效果，就少说点，或者不说也未尝不可。
但是，如果我们对让座和闯红灯持这样的态度，就必须对这两种行为进行严格认真的界定。究竟什么行为属于让座的范畴，什么行为属于闯红灯的范畴，必须以现行法律法规作为依据。比如苏丹红事件，如果法律没有明确禁止，那就属于让座的范畴，我们就没有权利强制肯德基这样做或者那样做。某些行为，虽然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禁止，但是确实侵犯了他人的权益，或者危害了公共安全，那么就必须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订，或者制定新的法律法规，把原本属于让座范畴的行为纳入闯红灯范畴的行为，从自愿变为强制。我们的法制建设也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逐渐趋于完善。
目前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就是混淆让座和闯红灯的界限，人为拔高某些人的道德水平。比如官员腐败，本是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理所当然属于闯红灯的范畴。反过来说，官员不腐败，也仅仅就是不闯红灯而已，完全是在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显然不属于让座的范畴，既然如此，那里谈得上什么高尚？即使官员努力工作，关心民生疾苦，为百姓排忧解难，同样是在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同样与让座扯不上关系。我们的宣传工具，如果还是今天为甲官员拒贿叫好，明天为乙官员忠于职守唱赞歌，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发问，其他官员是否连这点最起码的要求都没有做到？如果我们一定要把不闯红灯的守法行为提升为让座的道德水准，那就只能说明，让座固然是见不到了，就连不闯红灯也是不多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