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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初的经济危机以美国金融体系溃败为其显著特征席卷全球，这标志着一个旧的经济体系的结束，一个新的经济时代的到来。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使得美国在二战后成为世界经济军事强国；1989年的日本经济危机，则成为日本在上世纪末崛起的开始，到了本世纪初，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东南亚1997年的金融危机的本身实际是西方世界对金融人为制造的，这已经凸显金融影响世界的巨大力量。这2008年的金融危机，实则是西方人再也无法自由控制金融体系“自食其果”的结果。这次世纪之初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结果是促使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进一步融合或全球化。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企业规模化和国有化——这就意味着企业与国家、经济与政治更加紧密不可分割。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中国又怎样了呢？
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市场体系基本处于发展和亟待完善的过程中，还属于生产市场向消费市场发展的初级时期。2008的金融危机冲毁了全球消费市场，这使得中国这样的生产大国也同样受到严重打击——实际中国的损失最大。中国外向型经济比例中国有企业占大头，而私营企业数量却最多，因此金融危机最大的表现形式就是中国沿海一带企业关门或倒闭，造成70～80％的民工返乡。中国政府立即启动4万亿元的扩大内需的一系列应急计划，缓解失业压力，转化市场机制。这种转移的结果至少一开始就稳定了就业危机，从而稳定了人心和信心。随着危机的进一步恶化，但中国不仅稳住了脚，而且开始扮演一个带动世界走出危机阴影，给与世界信心的引导者——于是全世界都开始重新关注中国。国际间的货币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或开拓，多元化货币体系，无疑可以成为危机的缓冲器。
于是一部分人沾沾自喜，自以为已经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并认为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已经步入小康型的消费水平了。这是十分盲目而危险的自信。
从表面上看：2009年前9月，我国工业回升迅速，投资增幅达24～35％，工业增长达8。7％，工业总产值增长达4。1％；消费增长则达15～20％；外贸、进出口尽管依旧减弱，但幅度几乎收紧，新的外贸合同、服务贸易等开始大幅增加，也说明国际金融危机已见谷底。于是乎，政策、舆论和市场均充满了信心，这点十分重要。但信心是否过剩，值得警惕。
现实的情况是：
中国社会收入基数十分低，增长空间大，有利于推动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绝大多数中国人选择了储蓄，而中国已经能十分娴熟的调节储蓄率来引导居民消费。这样确保了中国消费市场的稳定。
中国城市化进程逐年加快，农业转向工业，农村已经远离城市，农业现代化成为历史课题——城乡统筹规划能否改变这种现象，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在工业化还没到来之前，目前全国各地均是以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扩张为主，劳动力进一步增加，消费水平却依旧停留在农民时期，这样的结果就是：开发商和银行家紧盯着居民腰包中十几年或几十年或一家人几代人的积蓄，在社会媒体、政府政策的激励诱导下，楼盘飙升，巨大的泡沫早就形成，并将永久性地存在，是否破裂，在于政府对市场的可控性和影响能力大小。政府行为对市场的干预影响到底有多大，这取决于人们对市场的信心。
另一方面，中国股市的市值被市场行为起扬波动，过高的股价吸引更多的企业和个人将更多的资金投向股市，而不是消费市场，股市交易在中国人眼中，实际变成了金钱游戏。一旦城市化进程减慢或基础设施建设减慢，那么这游戏将变成灾难——美国次级贷款诱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就是游戏无法控制的结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物价因素上涨创历史新高，基本物质生活水平同比十年前物价上涨200 ％：十年前大米1。4～2。0元/公斤，猪肉7。0～10元/公斤，普通蔬菜1。0～2。0元/公斤，现在大米3。2～4。0元/公斤，猪肉14。0～20。0元/公斤，普通蔬菜3。0～4。0元/公斤。而居民在这过去的十年间毛收入则为7200～10000元/年变为12000～36000元/年，扣除这些物价上涨因素，居民收入增长实际很低，而收入差距拉大——与中层管理者和私企老板相比，更是天上地下。因此认为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已经步入小康型社会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现在再看看目前的中国基层政权情况，我们具备小康水平了吗？
中国政权模式省市以下设有地市、区县、乡镇和村社政权。政权民主选举制度方面依旧实行差额提名候选，而不是竞选。在领导体制方面坚持党的领导，党政实际上是并未完全分开，因为在人事安排上党委人员同时兼任行政领导。这在中国是不可能搬照西方政党制度的，即便今后实现台海两岸统一后，大陆依旧必须执行现在的党政制度，否则国家将会大乱。
只是目前的党员组成和20年前已经有着巨大差别：一是基层党组织年轻化、知识化程度更高；二是党员更加富有，党组织已经成为新的社会权贵阶层；三是党员组成吸收的是更多的企业家或私企老板。从某种角度看，贫穷和落后是不符合党员标准的，也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事实证明，在党政“治乱”博弈中，中国共产党已经十分成熟和老练。现在摆在党政面前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党政腐败的问题；二是贫富差距的问题。“反腐打黑”和“城乡统筹规划”的提出和试点，充分说明了党政在这两个问题上的重视。
我们的国家不能再用老眼光来看，我们既不能由“富人”治国，也不能由“穷人”治国。如果老百姓依旧是贫穷，那么我们仍旧是穷国，那么少数“富人”来统治，自然就会偏离我们的国家方向；如果老百姓富裕了，那么我们就是富裕的国家了，我们会让“穷人”来统治吗？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依旧贫穷吗？我们是还是“穷人”吗？我们富裕了吗？我们是“富人”吗？
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社会公平只能是相对的。贫富差距如果过大，必然打破社会公平的相对平衡性，社会必然出现动荡和灾难性哗变。
根据不完全统计显示：目前全国60～70％以上的区县、乡镇、村社的企业家、工商户、个体户、养殖户等都担任或兼任着行政领导或党政领导或被吸收为党政成员。这部分人中不乏百万、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也不少。这些“老板官员”或“老板党员”经济实力雄厚，在为地方建设出钱出力，带动致富方面作出了表率和先列，同时也为他们自己的财富扩张获得更大的空间和机会。这一现象不值得警惕和大惊小怪，而是应当分析出现这样的现象之后，我们该如何引导和监督？无疑那些动机高尚报效社会的富人官员，为社会和国家更能带动地方的发展，当然也会出现一部分人因利益分歧而发生严重的冲突，甚至出现贿选、行贿、腐败和涉黑等不良现象。目前的基层政权出现的“老爷”、“一言堂”等封建家长或封建官僚作风现象值得大家深思和研究。“民主选举”变成“金钱选举”“民主决策”变成“老板决策”“民主管理”变成“老板管理”“民主监督”也变成“老板监督”出现这样的现象，不是个别现象。思考深层次的问题，除了我们的文化思想教育和社会价值教育匮乏以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贫富差距太大了，而中国社会又是一个重视社会关系网的传统国度，党政关系在基层的变迁，势必将影响中国的而发展方向甚至影响到未来民族的兴衰荣辱。出现了这样的的现象，能说我们已经或即将步入小康社会吗？
实际上这里已经暴露出我们早年就一直在提倡的问题：政企分开。而今的国有企业的政企改革还没完全进行的情况下，出现私企入政、参政的现象“资本”的意志再次出现，而“资本化的人格”是否就不正确呢？从目前情况看，政府在努力托房救市，银行家和企业家偕同媒体一起在鼓噪市场或炒作市场，难道我们真成了“资本”的奴隶？我们的价值是什么？我们的小康又是什么？即或是有了人均3000、5000千美元的收入，我们就富裕了吗？我们有钱了，我们就小康了吗？我们的小康标准是啥？
提出小康3000美元的标准是30年前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久远，而小康社会的具体标准依旧如同我们的理想或追求一样，只是想象中的，我们依旧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何去何从依旧十分茫然，但我们却同时十分乐观和自信！这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
小康，是指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小康，是全社会的小康，而不是少数富人小康。经济上的小康，不等于社会就达到小康了。钱多，并不意味着富裕。而富裕的国度一定是小康的。
我们进一步需要的是国家和社会能在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体、科技等理论研究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和引导，规避盲目性，系统研究中外古今的经验和典籍，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思路或借鉴。而我们为官从政者，则应当务实客观，为社会、为百姓多做些实际的工作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