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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陰無賴
我不搶官做，但我喜愛官人的貴氣。中國民間有幾椿貴氣事兒，新郎新娘是
貴人，新女婿到丈人家，外甥到娘舅家，皆是貴賓，做官在人前的貴氣亦是像這
樣的居于其位，而非權力或架子，做新郎新娘是不曾習慣的，做官亦宁是不熟練
的好。
我不曾行過官勢，而且于官場不慣。在上海有個相識是生意人，家里要娶婦
，但是房客不肯遷讓，來問我想法子，我覺此事只可好好的商量，由我出面寫信
與那房客，焉知那房客不信，說做這樣大官的人豈有這樣客氣，一定是假名冒充。乃至我鬥日本人，鬥周佛海李士群，鬥汪先生，亦不是憑藉權力。再說我的外
行。在香港時江夫人給我的機密費，我都不知即是津貼，卻以為必要用于公事，
就以之發動外圍政治團體，按月向江夫人如實報銷，焉知汪夫人連看亦不看。及
后到了上海，我想這種外圍工作不用我管了，幾次三番拒絕接受，纔把這機密費
來停了。
一次有個蘇州縣政府的祕書來見，應對之間那樣的規矩恭敬，我巴不得他就
走，他送我一軸明人的畫，我連那畫亦不喜。我害怕人家對我卑躬屈節，可是我
亦很少與人稱兄道弟，卻多是帶姓稱人先生。一次汪夫人與我說、“你只當汪先
生是你的大哥，當我是你的姊姊，依年齡我做你的姊姊也做得過。”我聽了也不
接下聯。我在汪先生夫婦前原如子弟般端正聽話，但仍願他們待我如賓。汪先生
對周佛海他們是帶名稱先生，對公館派的人則只稱名，惟對我稱蘭成先生。
還都后周佛海林柏生他們都官比我大，惟因起初一段地位差不多，所以仍是
平交人。但這還是因為我的性情，不但是因為歷史關係。我也許像孫悟空，那孫
悟空初到天上為弼馬溫，問是幾品官，人答無品，他道“無品想是貴極了”我
想着不禁好笑起來。后來他為齊天大聖，亦不知到底是玉帝所封，抑是他自己所
封，我卻愛他的在天上遨遊無事。
我與同僚少搭訕，次長軍長級以下的官我連不識得幾個，與日本人我更一個
亦不來往，有點眼睛里看得東吳無人。我在南京有官邸，但常住上海，侄女青芸
已與阿啟從胡村出來，上海家里即由她當家。南京惟一個月中去一二次。我很少
到宣傳部，因凡事有林柏生在辦。我每去南京只是見見汪先生。我兼任汪先生的
機密祕書凡四年，卻沒有到過祕書室。汪先生有事叫我去，總在客廳里見。
我不但于官場是素人，于政治亦是素人。我與同僚不但少作酒食冗談，且亦
沒有事需要鄭重商談。我對秘聞無興趣，不去留心甚麼內幕。我出入汪公館，沒
有一次洩漏祕密，因為根本沒有祕密。官場的起居往往被看成政治化，在汪公館
我卻見國家大事亦只是家常，所以好。
我去汪公館，有時即在那里喫飯。通常是午飯分兩桌，汪先生夫婦與兒子女
兒媳婦，及褚民誼，陳春圃，林柏生夫婦，陳國棋陳國強兄弟等，我來亦一道。
汪先生上座，右手汪夫人，媳婦傍婆坐，餘人均隨意就坐。菜是六肴一湯，飯后
有水果，要算得簡單，只因為汪先生，遂覺有似帝王的供饌撤饌，可以寫入雅樂。汪先生來到，諸人亦不是畏懼，而只是自然端正起來。喫飯亦是一相，汪先生
胃口最好，且總是開開心心的，看他談笑飲食，真像生龍活虎。
夜飯比年飯熱鬧，有時曾醒方君璧亦來，還有褚民誼太太，便改為大圓桌，
團團坐在一起，菜亦增為十道。曾家方家褚家都是汪先生的親戚，曾醒是黃花崗
烈士方聲侗之妻，曾仲鳴之姊，與方君璧是姑嫂，大家都叫她曾三姑，當年孫中
山先生在時亦敬她是同志姊妹，方君璧則從小在法國的時候多，繪畫有名。曾醒
原來倒是個有膽識的，方君璧人很老實，她那本色倒也是一種活潑，但我在汪公
館見她們像舊式名門婦女的不多說話。汪先生對她們很客氣。就中惟林柏生太太
等于女官，她在汪夫人跟前如同女兒，汪先生亦拿她當個小學生，她有點像紅樓
夢里的鳳姐，卻漂亮現前，使人感覺是在廣州五月里。
汪主席公館亦如同尋常百姓家，惟何時都好像在過節日的有喜氣貴氣，原來
汪先生的憂國憂民，日理萬機，夜里還批公事到更深，亦只如百姓人家在吉日良
辰承當大事。公館里的人無雜言，不胡亂行走，客廳里與房間里沒有甚麼陳設，
自然簡靜，氣象壯闊。我只有幾回穿房過戶，都是汪夫人叫我。樓上只汪夫人帶
我上去過一次。見有一個房間是汪先生夜里批公文的，亦在那里寫字做詩，像個
書房，一般無特別處，但每經過，使人憬然作念。
汪先生要算得待我好。從來王者興于民間，跟他打江山的一代新人皆是政治
素人，汪先生是一個極練達的行政人才，卻一直保有政治素人的氣概，所以我那
樣的外行話他也能聽。陳公博周佛海他們于公餘之暇宁可胡調，不談政治，因為
他們的政治沒有性情，所以要以嗜好來調劑。汪先生可是沒有這樣的公私之分，
雖晏息之時，談政治說國事亦無不宜，因為這里自然有著性情。有言“政事文章”政事是可以好到即是文章。而且汪先生這個人又最清，私生活亦別無嗜好。
我是如同民間人，所以敢平視日本軍，亦平視重慶延安，亦平視南京政府，
而汪先生亦到底不能把我收伏。
汪先生把和平不僅看作外交政策，而看作革命的課題，說“和平反共建國”
，這實在是他的廣大。當初自滿洲事變以來，汪先生主張一面交涉，一面抵抗，
他說、“和平未到絕望關頭，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后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到了這關頭，他便提出焦土抗戰。國軍自上海南京武漢敗退到重慶而止，汪
先生當即有了自信，知日本不能征服中國，即改焦土抗戰為抗戰建國。此與后來
他說的和平反共建國，日本欲戰則與之戰，日本求和則與之和，前后原是一貫。
而使我動心的是汪先生說的建國。他到底是孫先生的學生，何時都不忘記“革命
尚未成功”便是他的召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與組織政府，我雖稍嫌其是烏合
之眾，但亦敬服汪先生的白手起家，驅市人以成朝廷，如韓信的使用爛兵兵爛卒
卒亦可以是堂堂之陣。他像孫先生的動不動開府，自稱本大元帥，本大總統，比
起滿洲國政府及維新臨時兩政府的奉旨組織，汪政府到底是從民間興起的，多少
有著革命的氣概。
但我總心有不滿，嫌只嫌同僚們對日本魄力不夠。艷電里原說“日本亦不能
滅亡中國”汪先生雖承認中國已敗戰了，但程度還遠不至于被征服，故可以和
平，縱或有所讓步，但非城下之盟，遠不至于國體的屈伏。且此有限度的敗戰，
尚可曉以道義及遠大之計，或者可能使日本不以戰勝者自處，中國不以戰敗者自
處，而做到雙方資格完全對等的和約。可是周佛海梅思平並不體會汪先生的意思
，他們看得中國敗戰的程度已瀕于被征服。汪先生沒有說再抗戰下去中國將亡于
日本，他只說再抗戰下去中國將亡于共產黨，但周佛海梅思平他們則以為日本有
滅亡中國的力量。我對周佛海梅思平他們不快即是在此。
和平運動初起時我對于議和的雙方資格問題，與汪先生的想法完全一樣，但
到上海之后，接觸了日本軍與日本的所謂國策，我起了反感，變得相信中國根本
未敗戰，連有限度的敗戰都不是，第一次是對日本海軍報導部長，我就如此抗辯。我這對于雙方形勢的新判斷，未必是根據何種標尺，而宁是因為與中國民間樣
敢于平視強權。昔人說、“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我是身在東吳而看得東
吳無人，連那日本軍在內。
和平運動原該是革命的。但這革命又是怎樣的革法呢？說抗戰建國或和平反
共建國，不過是政策該與革命結合，卻未曾說明了革命，又汪先生的行事，乃至
我的敢于平視日本軍，亦平視南京政府，平視重慶政府，雖多少有著革命的氣概
，但除了氣概還有本體，這革命的本體又是甚麼呢？我卻簡直茫然。
我早先相信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前此在香港，我還拿汪夫人給我的機密費
幫助托派，言明無條件，連接受個人友誼的贈與若亦躊躕，那麼你們只當是路上
拾來的好了。是一位姓王的推卻不過，兩次纔接受了約五百元港幣，但他報告上
去，上級仍命他如數都退還給我了。托派的貞介我至今猶敬，而我不加入做共產
黨員，彼時是謙卑，量量自己不大會服從紀律，怕一旦弄到對不起這樣崇高偉大
的黨。說實話我是不慣將身許人，幼年要我叫俞家義父義母就千難萬難，其后亦
不肯在郵局定終身，現在雖做了國民黨中央委員，我亦自己看看不像個黨員。
我原來于知求其必至，于事求其必達，還比他人認真，如我看錯了七七事變
，以為它不會擴大的，及后竟擴大了，我有一年半載切切在心，非到找出了當初
觀察錯誤之故，不肯罷休。又如我在汪政府，終也沒有過一刻兒玩忽，卻是每每
思前想后，他人未憂我先憂。雖然如此，我的性情卻又是對于理論乃至于天下事
的成敗有一種灑然。而且彼時我一面仍敬重托派，一面卻在南京做官，于自己的
思想的衝突彷彿是對之不求甚解，好像陶淵明的讀書。
彼時我自己也說不明白，單是漸漸覺得無產階級革命好像不對，我雖一直不
喜史大林派，而且現在我是跟汪先生在做和平運動，但毛澤東宣佈放棄階級鬥爭
，單是像民兵一樣的抗戰，似乎比托派更有世俗的好。而如此我乃更茫然了。是
和平對抑是抗戰對，這樣的問題我倒還不甚措意，我所弄不明白的是和平或抗戰
的基本，即革命的問題。
在那一段期間，我把學得來的東西都丟開，回到了世俗人們的各式各樣的想
法，糊塗也罷，幼稚也罷。一次我冒冒昧昧的問汪先生、“和平建國豈不就好，
為甚麼要加上反共？延安今已宣佈放棄階級鬥爭，我們似乎不值得強調反共了？”我亦不過是這樣的問問，其實並沒有卓見，不料汪先生即刻臉上變色，斷然道
、“共產黨無論做甚麼，都是決不可信的！現在我們與重慶爭中華民國的命運于
一線，即在于反共或被共產黨所利用！”但我聽了仍將信將疑，多半不以為然。
我又一次向汪先生說、“和平運動要以東南沿海城市的民族產業資本家為基
層，如此來組織可好？”我這話實在可笑，簡直不像是我說的，那是北伐國民黨
里的新派以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的想法，我說時連自己亦不相信，汪先生聽了
當然不納。如今回想起來，汪先生總要算得待我好，我雖說錯了話，他亦不使我
難堪。
還有一次是我與周佛海說起，我道、“我們如今實際只有和平政府而無和平
運動，我們應當發動民眾團體，如工會農會學生會婦女會商會公廠聯合會等，使
和平運動革命化。”周佛海卻道、“革命又怎樣革法？我說實話，民眾團體又有
甚麼用！”佛海是共產黨過來人，凡從共產黨脫退的，提起革命與民眾團體就反
胃。他的話我當然也不佩服。
可是民間這些年來把革命這個字聽厭了，我便亦厭見林柏生的文章里加進革
命的話，他無非是迎合汪先生罷了。那麼中華民國的一代大事到底將是怎樣的呢？我是后來從離開了汪先生之后在武漢，又后來汪政府覆滅后我逃亡在溫州，纔
弄明白了是民間起兵，而結果是人民解放軍來做了我的相知與佐證，我雖也欣喜
，但是著實咨嗟。我之所以竟能弄得明白，倒是多靠早先那一段的糊塗，那幼稚
可笑至少有從理論解脫的可愛。
彼時是抗戰生于民間起兵的氣運，而和平運動則不能，故汪政府的人士氣不
揚。但和平運動亦不是沒有做法來結合民間起兵的氣運的，而后來的共產黨禍亂
亦不是命里註定的，可惆悵的只是彼時我亦見不及此，不能啟發汪先生，以至于
有今天的生民塗炭，那一段情由，仍是歐陽修說的、“雖曰天命，抑亦豈非人事
哉？”
詞里有“曉陰無賴似窮秋”其實卻是春天，中華民國當年汪政府的一段，
乃至今日共產黨的政權的事，亦皆像這樣。連我的吊兒郎當，亦是這種無賴。三
個政府皆于我有合有不合，到底不能勉強，而汪政府彼時，我是還都那年夏天起
即不再作汪先生的代言人了。昔年孫中山先生即不曾有過代言人，汪精衛胡漢民
鄒容吳稚暉諸同志只是各人說他自己所要說的，沒有禁忌，卻能自然不相違反，
如今汪先生倒亦是這樣待我。可是我到底辭去了中華日報總主筆兼職，雖汪先生
不准，但我自己准了自己。此后我尚留在南京政府里，惟因汪先生的作風尚未成
一種類型，而且我也珍重政治現前的一笑一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