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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大陆已全沦陷，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民国十七年北伐成功时改为北平），声言要“解放”台湾。台北成了谣言之都，在我们“接船生涯”的极盛期（实际上，六十年后明白，那是中华民国最衰败的年月），经常在我们那甘蔗板客厅出没的，有几位中央社的记者，是我哥哥的朋友。他们在胜利那一年大学毕业，对国家前途充满了乐观的期待。全国都认为，八年艰困的抗日战争都打过了，延安出来的共产党不是太大的问题。而这些年轻记者向往着自己也有机会像他们所钦佩的中央社名记者律鸿起，在抗战初期冒长江上日舰之炮击与枪林弹雨，随守军步行于硝烟瓦砾中，通过即将炸毁的桥口，写出著名的采访稿暂别大武汉鼓舞国人：“我们决在长期抗战中战胜日军。”全国报纸均予刊载。一时洛阳纸贵。
陈嘉骥和我哥哥这一代的随军记者，在另一场战争中，看到杜津明、关麟征、孙立人、郑洞国、廖耀湘等名将。指挥作战，深入战场，见证那数十万人在严寒中的艰苦与牺牲。其中与我全家最好的杨孔鑫，自重庆时代孤身离开河南家乡到大后方读书，与我哥哥政大外交系同学，抗战时是我沙坪坝家中常客，是我母亲记着不能让他饿着、冻着的人。他后来派驻巴黎、伦敦特派员。回台北公差时，到我家如同回家。另一位我全家老少全喜欢的郑栋，战后派往希腊大使馆，已升任二等秘书，跟着文学译著名家温源宁大使，练就一身极好语言、外交基础，可惜随着国势，失去了发展的机会。他未来台湾，在国外谋生、漂流，未能伸展志业。
和我哥哥同去东北的随军记者陈嘉骥，性格明朗，河北人，但是他的国语也不合北京人标准，速度也不够快捷。对事爱作研讨，最爱辩论。他辩论有一独特难忘风格，即奋战不休，今日输了，明日再来。继续辩个畅快，但是他语不伤人，不伤和气。来台湾之后，仍难忘情东北战地记者三年所见，曾写了白山黑水的悲歌、废帝，英雄泪、东北狼烟等书。二000年自费重印东北变色记。以亲临目睹且曾报导之史实整理成一份相当翔实且客观之信史，在自序中说。“退休多年，转眼已届八旬，每在闲时闭目遐思，仍多为东北往事。在撰东北变色记时，每因东北不应变色，而竟变色，搁笔长叹！始则误于苏俄背信，再则误于美国之调停，三则误于将帅失和终导致号称三十万大军，在俄顷之间崩溃于辽西！”那三年所见，场面之大，风云之诡谲，是他三十年也忘不了的血泪史。
这些中央社的记者当然有许许多多新闻，能上报的和不能上报的，汹涌而至;传闻，共匪说解放台湾之时，不降者北经淡水跳海，中部去新竹跳海，南部去鹅
銮鼻。这时，我在武大团契的契友彭延德在台湾找不到合意工作要回上海，裕昌和我送他去基隆码头搭船。那艘船上挤满了人，连船尾都有人用绳子绑着自己的身子半悬在外，只求能回到上海，至少可以和家人在一起面对变局。我们有稳定的工作，已经决定留在台湾，把仅有的六个银洋送给他作盘缠，分别时末想到今生不能再相见。
在失去一切之后，来到台湾时，他们全仍未满三十岁，那时尚不知，辉煌的大篇章永远无缘写出了。台湾局势最混乱的时候，我哥嫂第一个女儿出生，为了应变，他在台北南昌街祖了一间小木屋准备开一小型辗米厂（在西南逃难途中，他看到在变局中，各地的辗米店皆可存活）。那木屋上有一个相当矮的二层楼，他的几位好友和我们常常在晚饭后去看看;他们的辩论会与棋局同样热烈，记者资料多，对往事，对现状，意见充沛，言语激烈。青年人的豪情在那陋室中回荡不已，有时客人一面走下木梯，一面仍在回头辩论，相约明日黄昏再来，大家悲愤、傍徨之心暂时得以纾解。当日情景，半世纪后回首，反而成了温暖的记忆。之后各自成家四散，再也没有那般风云际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