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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复员第一批回到武汉大学的学生。
初次踏进著名的武大校园珞珈山，充满了失望。它不仅满目荒凉，且是被日人与村邻破坏得不宜居住的状况了.。
在四川的时候，总听名师们说宫殿式的建筑多么宏丽，面临的东湖多么浩瀚美丽。但是一九四六年九月我找到女生宿舍的时候，工人仍在赶工装窗玻璃和木门。我被分配在最后一间，同室原有同班的况蜀芳，在校四年，她一直对我很好。不久后，复学的谢文津由山西来住。
那一年间我们三人一起上课，周末常常搭渡轮由武昌到汉口去，在沿长江边的大街上地摊买美军军用剩余罐头，最常买大罐的冰淇淋粉，回宿舍冲开水喝，代替比校贵的牛奶。冬天晚上舍监查房之后，偷偷生个小炭火盆烤许多不同的东西吃，小番薯和白果真是人间美味啊，比起乐山宿舍生活，简直是富裕了。谢文津两年前与青梅竹马的情人孟宝琴结婚休学，生了一个儿子后来复学。她心情安定，一心读完书与夫、子相聚，所有的功课都认真，给我们寝室带来一种稳定的力量。蜀芳与我都很羡慕她那样的婚姻。
武大的校训是“明诚弘毅”和大多数学校的校训一样，四个字，原都有些深意，却记不得它的真意。但至少其认真务实的态度是处处可见的。一九四七年的中国，好似有一半的人都似蚂蚁搬家东西南北地奔跑却又似看不到来去的目的。我们外文系的老师有一半都另有高就了，朱光潜老师已在北大文学院筹划新局，他临行聘请吴宓（字雨僧）教授来武大作系主任。
吴先生未随西南联大回北平清华大学，而来到武汉，大约是与朱老师的私谊。我大四这一年选了他两门课，一门是“文学与人生”开放全校选读，据说是他当年由哈佛大学回国在清华大学开的很著名的课，在武大重开也只教了两年。他自己读书既多，理想又高，所列课程大纲和讲课内容真是纵横古今中外，如在太平盛世，当可早启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可惜一九四七年的学生多是忧心忡忡，在现实中找不到安顿的早衰的青年人，不如上一代那样能单纯地追求被称为“现实主义的道德家”的理想。他办学衡杂志，一生主张文学须“宗旨正大，修辞立其诚”但是他痴情的故事也是当时传说不已的。
我所记得的吴老师，更鲜明的是他为本系三、四年级开的“长诗”似是接续朱老师的英诗课。
刚开始教弥尔顿的（欢愉者）152行）和（忧郁者）176行），用字精深，用典甚多，对于我们是难极了。只有篇名意大利文读起来顺畅好听，所以我至今记得。
由于朱老师课上背诗，记忆犹深，这两首我们以为也得背，所以一面念咒一面背，至今仍记得大半，对我后来进修与所教的英国文学史课颇有用处。
弥尔顿的失乐园只能教些梗概，读些关键名句，直到他教到柯立芝的古舟子咏才知道长诗是不要背的，但是考试的题目却要求从更广的角度和观点加以诠释。后来读了雪莱的“alastor”、“ado奶s”和济慈endymion，解说这两位诗人早期的浪漫思想和现实的冲突。
吴名师开学后宣布接下指导朱光潜先生导生的论文，包括我的。朱老师去北大临行前曾告诉他，我很想进一步研究雪莱或者济慈作论文题目。朱老师很可能也告诉他，我正困在悲伤中走不出来——老师们背后也会谈到关心的学生们的“私情”吧！
吴老师建议我以雪莱的长诗“epipsychidion”（希腊文，意为“致年轻灵魂”）作论文，我写信请爸爸托人在上海帮我找了一本，因为学校的图书还没有完全复原。时与潮已在上海复刊，主编邓莲溪先生是外文系出身，后来见面调侃我说。“怎么研究起雪莱的爱情观来了，原来是换了吴宓作指导教授啊。”我收到书先翻了一阵，觉得雪莱那种恋爱观和我的“钟情派”不同，很想换济慈的一篇，但是时间和知识都不够。
不久，吴老师召我去，把我拟的大纲几乎改了一大半。他用毛笔写了两页英文大纲，并且加上一句中文:“佛曰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告诉我，要朝一种超越尘世之爱去想，去爱世上的人，同情、悲悯“爱”不是一两个人的事。
我努力读一些相关的书，按老师修改过的大纲写了幼稚的初稿，四月中旬缴上去，然后将修改近半的初稿，工工整整地手抄（当时尚未见过打字机）成我的毕业论文。
袁昌英先生教我们四年级的“莎士比亚”课，她仍以一贯的稳健步伐定了全年进度。莎氏的三十七本剧本，分悲剧、喜剧和历史剧三种，选代表作逐本介绍，但是没有书，只有讲义上的梗概及专心听讲作笔记。在作笔记方面我颇为专长，如能进一步阅读，确有帮助。莎士比亚一课广博精深，需一生时间，这是我未敢尝试的。
袁老师领我们进了殿堂的大门，正如三年级“戏剧”课一样，先教导读，再读一些剧本，所用课本coninentaldramas和英诗课的英诗金库一样，也是世界性的标准课本。我清楚地记得她导读霍普特曼沉钟和罗斯丹的西哈诺（王若璧译大鼻子情圣，远流，一九九四）等剧的神情，生动感人，给我终身的启发。后来读到同学孙法理写的恩师遗我莎翁情）一文，更具体忆起袁老师当年分析剧本时常用的“第五象限”线、面、体三个象限是空间象限，时间是第四象限。而关系（结构）是第五象限。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战时，我的文学生涯有那样高的起步，实在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