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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幼年是个无父的世界。两岁时曾惊鸿一瞥看到父亲，风雪夜归，凌晨又重上逃亡之路。隔了一天，我祖母、母亲带着哥哥和我，逃到一个比我们村庄还小的小村子亲戚家躲了一些时日，因为张作霖的军队在搜捕参加郭松龄兵变的齐世英，要把他一家都抓了杀掉。而我在那儿却每到天黑就哭喊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使得她们加倍困苦，又怕连累别人，只好回家，听天由命。
铁岭齐家，在十八世纪初由山西徐沟县（现并入太原市）到奉天（沈阳）任职文官开始到落户，到我父亲是第八代。庄院位在范家屯西边的小西山，距离中东铁路的乱石山站大约五里，家产约有四百晌（东北话读作“天”）田地（一晌约十亩），在当地算是中等大户。
我祖父齐鹏大，共有四兄弟。少年时，他不愿在乡下守着家产做“庄稼人”跑去读军校，出身保定老速成学堂。之后在张作霖的奉军里由营长作起，又从团长升为旅长，二十多年对张大帅忠心耿耿。我父亲是他的独子，留学德国回家，满脑子救国救民的新思想，竟参加郭松龄反张作霖的革命行动，从天津挥兵出山海关到兵败，只有一个月。那时我祖父驻防河北保定，并不知情，奉军上下认为张大帅一定会杀我祖父，谁知他居然对部下说“父一辈，子一辈，不要算那个帐，齐鹏大跟我这么多年，对我没有贰心。他儿子混蛋，留洋念书念胡涂了，但是不要杀他爸爸。”后来我祖父在一次小战役中受了轻伤，染了风寒而死，去世时只有五十岁。张作霖出身草莽，但是他有那一代草莽英雄的豪壮与义气，不与日人妥协，在皇姑屯火车上被日人埋伏炸死，结束了传奇式的军阀时代，留下东北那么大的局面；其子张学良继承名号、权势及财富，但是没有智慧和尊严，东北自主强盛的希望也永未实现。
我的祖母张从周是满族人，十八岁由邻村嫁来齐家，生了一子两女，祖父从军之初她随夫驻防各地，后来因为家产需人照料而回乡定居。祖父母的庄院是祖母独自撑持的家，由她与我母亲，这两个长年守望的寂寞女人，带着三个幼儿、二十多个长工，春耕秋收过日子。我跟着哥哥满山遍野地跑，去拔小西山的棒槌草、后院的小黄瓜、黑浆果，冬天到结冰的小河上打滑溜，至今印象清晰。祖母是位雍容大度、温和仁厚的人，对我母亲——她独生子的媳妇，充满了同情与怜惜。但是在那个时代，她也是由媳妇熬成婆的，她知道哪些规矩不能改变，所以虽然她对媳妇好，绝不找麻烦，对她说话声音也很柔和，但规矩还是规矩，虽然家里有许多长工与佣人，但公婆吃饭时，媳妇必须在旁垂手侍立，这是“有地位人家”的样子。祖母对我最为怜惜，命也是她救的，后来我到北平西山疗养院，害她流了许多眼泪，至今我仍愧疚地记得。
爷爷回家是件大事，那年代官威很大，门口站着四个盒子炮（卫兵）。衣食讲究很多，稍不合他标准就发脾气，全家都似屏息活着，直到他返防驻地才敢喘气。我父亲说祖父也颇有新思想，但太权威，没有人敢和他辩论。我出生不久，爷爷由驻防地回家，看了一眼炕上的棉被包着个小婴儿，他威风凛凛地在大厅上坐下说“把那个猫崽子ㄚ头给我拿来看看！”不知是什么原因，那个不必“抱”的不足五斤重的婴儿竟激发了他强烈的保护天性，他下令“谁也不许欺负我这个孙女！”（尤其是我哥哥，他那壮硕的长孙）那虽是个重男轻女的时代，齐家人口少，每个孩子都宝贵，这道军令使我在家中地位大增。
祖父在军中，四十“寿诞”的礼物是一个二十岁娇弱清秀的侍妾。他移防或者去打仗的时候就把她送回老家。不久，她染肺病死，我祖母很照顾她，把她新生的男孩（取名齐世豪）带大，这个小叔叔和我同年，常常一起玩，经常受我哥哥和堂哥们的戏弄。小叔在我祖母呵护中长大，华北沦入日军手中后，他高中毕业被征参军，有一天穿着日军制服在一个乡镇巷内，被中国的反日地下工作者由背后枪杀。
祖母寂寞抑郁一生，独子十三岁即离家去沈阳、天津、日本、德国读书，只有暑假回来，留学回来又参加革命，从此亡命天涯，一生分离直到她去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她带两个姑姑和小叔到北平去住。她中年后经常卧病在床。我两位姑姑出嫁后原来很好，大姑姑（大排行称“四姑”）齐镜寰，曾随夫石志洪去日本留学，有智慧亦有胆识。一九三三年后，我父亲回北方组织领导地下抗日工作那几年，一直到抗战胜利之前，她曾多次在北平火车站等地掩护地下工作者出入山海关；每次接送人都说是她的表弟，车站的人熟了，曾问她：“你怎么那么多表弟？”其实心中大约也明白，大家都恨日本人，没有人点破，而且她常常抱着小孩子，逢年过节不露痕迹地送礼。在台湾还有几位“表弟”记得她，非常钦佩感念大姑姑。抗日战起，两位姑父因曾参加抗日工作，不能留在沦陷区，都与我家一起去大后方，先后病死重庆，两位姑姑带着七个孩子留在北平，与我祖母同住，尽了一切孝道。祖母因癌症逝世时，只有六十四岁。那是抗战的第一年，我们在南京沦陷前二十天逃到汉口，稍作喘息，又奔往湖南湘乡，住了半年，又千辛万苦地由湘黔公路跋涉数千里到了四川，之后在重庆才辗转得知，那时祖母已去世一年了。我父亲终生深感歉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