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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她为什么不上车。唉，记者同志，不瞒你说咱们司机里也有败类，把搭车的单身妇女拉到中途寻个山坳坳或大戈壁，说是车抛了锚，赖着不走，让女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好让他占个便宜，满足他的淫念。还有的司机爱带个姑娘媳妇，他倒没十分坏的心，就图在路上说个笑、逗个乐。上海“知青”都是机灵人。他们探亲回南疆，一般都在大河沿下火车，为了省钱，然后就一截一截搭便车。要是一对夫妻或有一伙人，他们总是叫女的在大路上拦车。车停了，男人才从藏着的沟里爬出来。这就说明咱们司机在上海“知青”眼里是什么人了。这个女“知青”准是在等班车或是等个年纪大的司机开的车，要不就是等驾驶室里还有别的女人的车。对我这样一个单独驾车的年轻人，她是不放心的。
风刮得越来越猛，太阳完全沉到山下面去了，摇来晃去的榆树枝变成了黑朦朦的一片。她错过了我的车就很难搭上车了。我赶忙从工作服里掏出驾驶执照，在她眼前拍了拍，说“你要不相信我，把驾驶执照拿去押在你那儿好了。最后一趟班车也过去了，再等别的车还不一定带你，而且后面也没啥车了，我知道的。你不顾惜自己，也得顾惜孩子，看他冻得啥样子！快上车吧。”
她没有拿我的执照，焦急地看了看孩子，又眯起眼睛看了看我，总算带着无可奈何的神情站了起来。我帮她拎着提包，急急忙忙把他们推进驾驶室。
我带过很多人，也捎过三四岁、四五岁的孩子。这样大的孩子在驾驶室里没个老实劲，不是摸摸变速杆，就是动动仪表盘，要不就瞅着窗外乱喊乱叫。奇怪，这孩子却一声也不言喘，躺在他妈怀里一动不动。走了一会儿，窗外的天一下子黑了，新疆就是这样，天说黑就黑。这时，孩子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那妇女也惊慌了，不停地摩挲着孩子，翻过来掉过去地把他包严实。我抬起脚松开油门，听了听，那孩子喘得很厉害。我伸过手去一摸，孩子的脑门子热得烫手！
“哎呀，不好！”我说“这孩子病了！”
那妇女没有跟我搭话，突然小声嘤嘤地哭开了。
孩子喘着，妇女哭着，我心急火燎地加大油门。前面，乌什塔拉星星点点的灯光出现在山坳里。乌什塔拉是个只有三五户人家的小镇，晚上跑路的车一般都在这里过夜。可是我没有停，刷地一下从这个只有几幢土房房和一排招待所的小镇穿了过去。
“停车！停车！”那上海女“知青”猛地大声惊叫起来，一边用力拍着车门。
我说“你别怕。现在咱们得赶紧找医院。乌什塔拉我比你熟悉，这儿连个赤脚医生都没有。”
妇女连哭带喊，还腾出手来拉住我的胳膊。“你别管！你别管！我要你停车，我要你停车！”
我一只胳膊被她拽住了，只好用一只手掌着方向盘。前面又是个拐弯，我紧张地说“你别怕！我告诉你别怕，我不是个坏人真的，我不是个坏人”我懊悔我那些奖状没有带在身边，不然也可以对付一下。
“不！不！”妇女还是惊恐地叫着“你要把我拉到哪儿去？我求求你，你停下来！我求求你，你停下来！”
拐弯快到了。那弯子的一边是山，一边是深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挣扎着想把胳膊抽出来，她还是死拽住不放，好像拉住我的胳膊就把车拉住了一样。我恼火地吼道：
“我不知道在乌什塔拉休息呀？！你不累，我还累哩！我现在要把你们拉到焉耆去找医院我求求你，你松手你松手，我拿个东西给你看！”
妇女大概在灯光里也看出了前面的危险，把手松开了。我顺利地拐过弯，从车座下掏出一个白磁茶缸，嘴唇哆哆嗦嗦地说：“喏，你看，这是我的奖品我跟你说，我不是坏人。你放心吧，你把孩子抱好我求求你，你别闹腾了。”
我当时的行为一定非常可笑。这白磁茶缸能证明什么呢？上面光用红漆写了个“奖”字。这种东西几乎人人都有，什么也证明不了。但是，也不知道是这白磁茶缸居然发挥了作用，还是这女“知青”在这会儿只好听天由命，她终于安静下来，紧紧地搂着又咳又喘的孩子，让我把车平安地开到焉耆。
那时候的医院，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半夜里想找个大夫比海底捞针还难。我把车在空荡荡的焉耆大街开来开去，转了一家医院和两家诊疗所。房子里都亮着灯，值班的却不见，叫破嗓子也没人应，反而耽误了将近一小时。
“妈的！走！”我气呼呼地爬进驾驶室。“上库尔勒！那儿有一个我认识的大夫。”
这当儿，孩子的呼吸微弱下来，额头上滚烫，身上还打着冷战，已经处在昏迷状态。妇女直淌眼泪，蓝色的路灯照着她亮晶晶的泪花。她一点主意也没有了，只好由着我的主张。
我加大油门，飞也似地扑向库尔勒。一路上，只听见风在缝隙里尖厉地叫，眼前的公路像立起来了一般，往我们面前直挺挺地倒下来；公路两边黑漆漆的阴影一闪而过。路上已经没有车，谁也不妨碍我把行车速度加快到最大限度。我还从来没有开过这么快的车，只觉得前车轮在我手掌心里蹦蹦地跳，好像随时会飞出去一样。我烟也顾不上抽了，两手捏得汗都冒出来，深怕驾驶盘从手中滑掉。
车翻越了贺拉山，到了孔雀河边，水箱里的水沸腾了，车子嘶嘶地直叫，像一匹被追赶得喘不过来气的马。我跳下车，一面说：“你别怕，别怕，前面就到库尔勒了。”一面拿出榔头，敲碎了一块冰，把冰沫子撒在散热器上。
我深更半夜把车停在这荒郊野外，妇女又露出害怕的样子，在车座上搂着孩子缩成一团。我没有灭大灯，干这些事尽量离她远一点。等我上了车，妇女好像松了口气，第一次用依赖的语调小声问：“到库尔勒能找到医生吗？”
我说：“能！”
记者同志，人只要取得了别人的信任，就有股力量催他非要把那事情办成不可。我心里想，就是医生钻到炕洞里，我也要把他揪出来！
车到库尔勒，已经是凌晨了。我没有开向医院，直奔到我认识的那医生家去拍门。
“谁呀？谁呀？”拍了半天，医生醒了，好不高兴地问。
我说：“我呀！你忘啦？”
这医生是四川人，去年探亲回来，又是棕箱竹篮，又是木器家具，撂在大河沿找不到车，眼看要变天了，急得团团转。那次是我帮他拉回家的。当时他千恩万谢，一定要给我点什么，我没有拿，他就说，以后有事找他，他绝对帮忙。这回果然用上他了。
医生穿好衣裳开开门，迷迷胡胡地：“是哪个的娃儿？是你的娃儿么？”
我看了看坐在车上的妇女，说“不错，是我的！你快点吧！”
这一下，医生清醒了，抖擞起精神，忙着找值班的，找护士，找司药，终于把他们母子安顿在病房里。
没有我的事了。我把车开到“二招”放了水，寻个房间打了个盹。天一亮我就上了去阿克苏的大路。
一个星期后，我从喀什回来。我想，虽然不是我的事，也应该去谢谢那个医生。我提了五十斤有名的阿克苏香稻米，跑到医生家去。
矮个子医生一见我，就指着我鼻子笑开了。“你搞的啥子名堂哟！”他说“那上海‘埃亚拉’（埃亚拉：维吾尔语，妇女的意思。）说根本不认识你，还要当人家娃儿的爸爸哩！人说‘车船店脚牙，不死也该杀’，你也是没有一句实话，害得我那晚上连觉也没睡好。”
我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又问孩子后来怎么样了。
医生笑着打趣我：“你的娃儿好了，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卸了车，晚上没事，听着招待所里的人乱拉胡琴、乱唱“样板戏”心里也好像那胡琴的弦子一样瞎跑调，总也静不下来。干脆，去看看孩子吧。
我提着两筒罐头走进病房，一眼就看见她坐在孩子旁边。孩子躺在床上，正指手划脚地跟她咿呀咿呀地说话。这时，我才看清她。她并不是“羊杠子”顶多只有二十六、七岁，一对大眼睛，脸皮黄黄的，神情带着一点忧伤。当她俯下身看着孩子的时候，我发现她是个很温柔善良的女人，和那晚上发疯似地拽着我胳膊时完全不一样。
她抬头看见我站在床前，眼睛忽然一亮，不好意思地说：“那晚上对不起你。我是吃亏吃怕了。”
我说：“没有啥！孩子怎么样了？”
她说：“孩子是急性肺炎，医生说晚来一步就完了。那晚上亏得你”她一脸感激的样子，眼睛里也潮潮的。我倒难为情了，就低下头来逗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