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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看到文人之间互相谩骂，相互攻击的文字，或者文人表白自己的文字也一样，会非常的有趣。这有趣缘于一个特殊的原因，那即是文人乃是人世间万千种职业中普通的一种，但只有文人才把其它圈子里同样存在的人际冲突给直裸裸的说了出来，讲的也许不明白，或许自己也没有想，先自己想明白了再表述出来，但看的人随即就明白了。
文人永远是在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却也是在借搞意识形态而获取物质，保证肉体，这一点上，任何人都逃脱不了。既然信仰之类的，总是要互相比较，互相修正，更或是互相争个高下对错，层次的高下，大是非大原则的对错。可是文人的理论，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理论，总是难以用铁的实事来验证其真理性的，就算自然科学的发展之中，也有因为一时的权威的存在而被排斥不接收，直到时间流逝，新的实验新的事实把这正确的理论非推到权威的位置上不可的情况。那么文人的理论也何尝不是时间在做最后的评判，可是这做理论的文人却活不了那么久，也等不了那久，大约大到百年的时间，哪里可以等到真理露出水面。于是，文人们仍然活着的时候，不停地树立自己的理念，辩解自己的信仰，同时打破打击其它人的理念，于是不断的攻击谩骂争吵，永无宁日。
人说信仰是最大的决裂者。这是对的，可是信仰又是什么？信仰是借以让人生存下去的东西，它是源于生存这个事实，与生存生活的人是直接挂钩的。不同生存状态，不同生活方式的人自然有不同的信仰，高也罢，低也是，总是一个具体的东西，是被许多确定的限制条件给限定制造出来的，那么信仰理念上的冲突，就难以真正从可靠精确的意义上讲是纯粹意识形态上，理论上的对与错。高与低的冲突说到底了，还是不同生存方式，生存形态的人之间的冲突，即是人际关系的冲突。
简单的说吧，当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讲这样的话：你这种作法是不对的，甚至这种作法的想法也是不对的。那么另外一个人可能会有几种反应。如果这另一个人尚是信念未曾牢固建立起来的年轻小伙子，他大多会回去反省，思考这种置疑，进而修正或者继续坚持自己的信念，可假如这另一个人已是一位年愈三十的成年人，他的那种信仰依然牢固树立于心胸之中了，甚至融入血液，并且形成了完整完备的一系列个人的思想体系，那么他自然是不愿意听这样的话了，他于是就要立马反击，我的做法何以不对，我的想法又何以不对，如果我的信仰不对，那么我何以抚慰自己生存着的灵魂，我自然是对的，而且定要是对的，于是便马上要寻找出无数的支持自己信念的理由来，还要反过去置疑别人的信念与理论，这便是自我表明的开始，互相攻击的开始，所以那句话，直觉先于语言，观点先于理由也是有道理的。
可惜文人们最不愿意承认直面的一点就是，自己的理论是与自己的生存状况相关的，甚至是树与根的关系，直接缘于的关系。于是就偏偏不提生存状态的冲突，人际关系的冲突，单单就讲一个什么理念与观念与意义之间的冲突，好像世上真是有那么一个超乎了他们生存之外的绝对的真理摆放在了虚无缥缈的宇宙之中，就偏偏他发现了似的，于是情形更加可笑了。
可笑是因为此时出来几类人，一类人先是把自己与别人的生存状态都给描述了出来，然后大胆放肆无忌的表达，说那些单单讲理论，讲意识形态的人是虚伪，是做作。而自己则是在老老实实的说大实话，可是他也忘记了一点，他也在说作为他自己立场上的人不得不说的话而已。
那么谁又愿意真正，真的站出来说：“我就是在讲我非讲不可的话语。我的人生是一条不可转的前进的生存之路，我活着，我相信着，我怀疑着，我修正着我的相信，我破除着我的怀疑，说了的不可收回，只可继续修正或者继续支持或者完全否定了再说，可不说呢，何以证明我活着，也不可能一直等待到死的那一天，把所有想清楚的东西全倒出来，就像一辈子尽力气，终于造出了一个完美无缺的希世珍室来，可是世上也决不会有那稀世珍室的存在，很快它也要变得一文不值。何况即使如此，人也不可能到死的时候就会忽然把一辈子的事情想清楚了。我们也只能边走边说，边走边唱，边唱边想，想了说了，说了想了，这是每个人的不归路，这条路上诞生了许多卓越的巨匠，落士比亚、牛顿，正如这条路上也同时行进着千千万万的普通生灵。
可是这话也没人说，不过幸而文人之间的争吵，却将这样一个事实给摆清楚了，如同说出来一样的明白。没上过学的文人对有博士学位有大学教授头衔稳定收入文人有看法，学院派里的文人又对国外生活的文人有意见，国外混了又回来的文人有资历有见识却又对没正而八经受过教育的文人写了叫卖的书有意见，于是乎你讲你的理念，我谈我的主义，你有你的理想，我有我的活法，有理想的人问：没有理想的人怎么可以活下去。不谈理想的人又说：没有理想难道真的活不下去？正恰恰成了周星驰的大话西游里的反问反问再反问，置疑置疑再置疑，过来过去，看来怎么也能活下去，只不过问得认真一点的人倒显得恼怒一点了。
那么脱出文人的圈子看一看，其实别的圈子里也一样，只不过人家却不讲，也不好讲而已。人家不是搞文字而生存的。搞科研，比的是文章数目与技术成果，搞养殖比得是肥瘦大小卖钱的多少，搞体育是比更快更高强，那是有铁一样的证据作为参考的，于是他们不好争论。所以那样的圈子里，你服与不服，对与不对，也就那么一回事。大家只是仍然安于过各自的生活，比较着，不满着，满足的，有失意，有得意，互相包容的，各自过自己的日子。可是文人之间在比什么呢？比名气，比地位，比出书量，比卖的钱，比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还是比谁更多的占据了真理。我敢说，文人们除了比最后一条，堂而皇之光明正大旗帜鲜明的比较最后一条，是绝对不敢再比较其它的，可是当事实上，文人们在互相叫着比较，谁的理论更加倾向于真理的时候，往往也是眼里看见了对方的职位、名、金钱，更甚至是怀中的美女。所以要出来那么一个文人，只是安于自己的地们、职位、生活方式、生存形式也就要安安心心的作自己的学问，那真还就是了不起。
这样的文人也真出现过。可是他也逃脱不了文人圈子里的各种干系，他逃脱不了别人仍然要对他质疑（钱钟书先生），同时还要有别的文人借以对他的质疑而获得他自己想要却没敢明说出来的东西。这是合理的生存，这是嘲讽的事实。
于是当有人敢大胆的说出一句话：你有本事，你写出一篇将我驳得体无完肤心服口服的文章来，这是有双重喜剧效果的。一是让听说话的文人也感到了这确实是一件难事，另一是让我们觉得说话者本人也是无理到了极点。谁可以将谁说服的五体投地呢，我或许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用性命保证你说话的权力。这话，才显出分量来。
西方人讲，live and let live，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文人所有干的事，无非是自说自话，在具体的问题上或许能有见的之对错，境界的高低，可千万不要以为真理就在自己手上，以为自己是不吃饭不xìng交不食人间烟火的上帝。再或者他的文字打动了一部分人，现在的，将来的，或者死去的，那依然很了不起了，用一时的文字穿越了时空，联系了不同的个体，不朽虽然难讲，但是自己生存过的痕迹依然不可磨灭了，再何必妄求其它呢？
另外，各个圈子也一般是互不相通的，除非到了顶尖，那么一个圈子里的领袖已然具备了社会上层交际花的角色，史铁生可以跟姜文吃饭，卓别林可以同周恩来会谈，其它的人也只是被自己圈子里的人知道而已了。恐怕现今的中国，你提一提周杰伦，绝对比知道什么莫言的人多上几十倍几百倍还不止。近十年从大学校园里走出来的青年人，有谁又不知道周星驰，可谁又知道什么海子。甚至文人圈里被传颂最多的，都与煤介有关。海岩、王朔算是知道的人比较多的文人了吧，可我想知道冯小刚与赵宝刚的人更多。所以文人一厢情愿的把自己的形象名声想的过分大，才是一件可笑的事。
可以上这却不是我最想表述的，我想说的是，心虚的原因与踏实的办法。
心虚，何为心虚。心虚是因为对自己的人生价值不肯定，对自己的社会角色不满足。无论这一切是不是公平的，奋斗得来的，或者说凭运气靠权钱的父母关系，这都无所谓。当一个种庄稼的土里八几的农民，硬是要穿上华贵的西服，混在大上海的什么酒会里，试图让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多看他一眼时，他肯定是心虚的。正如一个公子哥们硬要脱去的服装，穿上农民的制服，去到庄稼地里装出一个勤劳能干的庄稼好把式时，他也必然是心虚的。可是这农民一旦穿着他自家的粗布衣服，一旦一头扎进他的土之中时，他踏实了，他踏实是因为他真正做回了他自己。
这就是显而易见的结论了：当一个人试图摆出他不具有的品质与姿态做给别人看时，他开始心虚。因为他怕别人随时会看穿他，说：你试图要中给我们的印象与你自己幻想着自己具有的形象与你自己的行为决定的真正给我们的事实不一致。你就是一个农民，而不是一个高贵的绅士。
可是当你对一个蹲在田头的农民说，你就是一个农民的时候，这个农民不会脸红。也许他会诧异，对呀，我就是一个农民，那又有什么不对吗？这个农民心不虚，因为他就把自己当做了一个农民。他从内心认同了他的角色，也在勤勤恳恳扮演农民的角色，而且试图把他扮演好。
那么又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安守于自己的角色，统一自己的行为与自己的个人价值观，就会踏实。而且社会也最终会认同你的价值，并给予你适当的尊重。
2003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