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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月的顺化战役结束之后，南越阮氏政权随着顺化城的失陷而宣告覆灭，海汉出兵的主要目的也得以完成。战后北越朝廷已经没有能力偿付海汉民团继续作战所需的军费，于是包括黑土港特战营在内的海汉民团大部队便各自撤回驻地，并没有参加下一阶段清剿南越残余武装势力的行动。
阮氏政权虽然已经倒台，但这并不意味着之前由其统治的区域就会立刻改名换姓跟着北越朝廷走。例如像广治这样的大城，城中的守军依然是选择了军事抵抗而非举手投降。而北越军队所具备的作战，特别是对大型城池的攻坚能力，却远远不能跟海汉民团相提并论。
在南下攻打顺化城之前，北越军队就已经包围了广治，但为了不让海汉独占顺化城，北越大将郑柏还是选择了率领主力部队南下先打顺化，再回头解决广治。不过顺化虽然打得较为顺利，但战后却不得不要分出一部分军队留守顺化，一是要看守过万的南越战俘，二来要维持当地的战后社会秩序，第三还得抓捕那些仍然躲在城里某处的南越高官要人。
等郑柏把这些工作布置好，时间已经到了四月下旬，然后郑柏才挥师北上，开始攻打广治。然而战事并没有他之前预计的那么顺利，广治城中的守将是南越阮福源的女婿，根本就没有投降的意愿，反倒是趁着北越大军南下围攻顺化的时候，对城外的北越军展开了数次主动攻击，虽然没有能够实现突围，但也造成了北越军较大的伤亡。等郑柏带着大部队返回广治城外，留在这里包围广治城的北越军竟然已经损失了近四分之一，如果再拖上十天半个月，说不定就真的被城里的南越军给突围出去了。
相比海汉民团，北越军在战力上最大的短板就是火炮太少，而这就直接导致北越军在攻城战当中的手段比较少，几乎只能靠着较为原始的攻城方式来操作。而反观城中的南越军队，因为无路可退，将领又有死战的决心，战斗意志一点也不比城外的攻方差。
双方在城内外对峙两日之后，北越军便发动了攻势。但由于缺乏远程火力的攻击，这种靠着战兵攀爬木梯攻城的老式战法并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前几天的攻势除了白白付出了上千条性命之外，就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
郑柏当然没有兴趣跟守军在广治城下慢慢磨下去，因为此时他们的粮食供给，还得依靠海汉的船只从海上运来，战事每拖一日，北越朝廷就得为雇佣这些船只付出近千两的运费，这对于目前军费吃紧的北越军来说绝非什么好消息。
郑柏直到这时候都不是很明白海汉民团究竟是如何轰塌了顺化内外两道城墙，因为他也同样集中使用火炮对广治城城墙进行了轰击，但效果显然离轰塌城墙还差得远。最终他也只能把这归结为海汉人手里还掌握有某些并没有向北越公开的秘密战术，尽管猜得倒是八九不离十了，但这对于当下的战局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所以他还是不得不采用最传统的攻城方式来攻打广治城。
在郑柏的严厉督战之下，十日之后，北越军终于攻破了广治城北门，然后又花了整整四天清剿城内的南越残余。城破之后，所有被俘南越将官全部斩首于北门之外，而三千多战俘也都在郑柏的命令之下打包集中，准备出口给海汉人抵押战争债务。
这一战就足足耗费了北越军半个月的时间，死伤达两千余人，比起打顺化城的损失要大了好几倍。而这样的战果也让北越的将领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了与海汉民团的差距——人家几千人的部队渡海而来攻打顺化，前后才不过战死了一两百人，就将坚城顺化一举拿下。
这种战斗力的差距更加促进了北越军中“海汉至上论”的热度，原本这种理论只是在一部分接受过海汉直接培训的军官中流行，认为海汉人的军事理论和武装水平已经登峰造极，安南国想要变得强大，就不能离开海汉的扶持和帮助。而在顺化、广治两场战役之后，原本对这种理论持有反对看法的一些军官也开始转变了观念，认为事实也的确如此，与其继续对海汉抱着敌对、提防的心态，倒不如趁着现在两家关系好，又结成了各种战略同盟的时候，多多向其学习一些军事方面的东西，以此来壮大安南的军力。
当然这种效果也正是海汉执委会所期望的，两年来花了这么多精力用于扶持和培训北越军事人员，为的便是有朝一日能够影响到安南的军事发展方向。如果军方的当权者能够倾向于依靠海汉，那么今后数年内仅仅是武器出口和军事培训，就足以让海汉从安南赚个盆满钵满了。
郑柏率领的大军在平定了广治之后，来不及做长期休整，便很快又再次南下，因为顺化以南还有千里疆土，数十座城镇，等着大军前去一一接收。而南边已经传来了某些让郑柏很不爽的消息，据说占城国的军队有些得寸进尺，在几个月前击败了南越军队之后，仍然在不断地继续向东扩大控制范围，大有要将百年前占城国土全拿回来的架势。
郑柏当然也知道占城国方面同样得到了海汉人的某些军事援助，因此他并不会把希望寄托在残余的南越军队能够阻挡住这些已经武装起来的占城军队。唯一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尽快率军南下，将占城军阻挡在国门之外。
郑柏急着要南下控制局面，但很多事情并不是想做就能做到的，这支军队所面临的后勤补给问题几乎是无解的，哪怕就算雇佣了海汉船只从海路运送补给物资，也很难维持从顺化到南方国境线的上千里补给线。海汉的船队要维持民团那种三四千人规模的队伍还勉强凑合，但兵力十倍于此的北越大军所需的物资，却已经超过了船队的运转能力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郑柏也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就只能采用最原始的方式——行军途中就地补给。比较简单易懂的说法，就是一路抢着走。凡是愿意献出粮食的民众，多少还能保得一家性命和少量的粮食，但只要是不愿合作的人，几乎都是被洗劫一空，胆敢反抗者更是连性命都有可能就此丢掉，反正战乱时期人命不值钱，被乱兵杀了也就杀了，顶多报一个“南越余孽”的罪名就混过去了。
这样的方式直接就导致了顺化以南的地区陷入到巨大的混乱之中，北越军所到之处，几乎如同蝗虫席卷一般。郑柏的初衷虽然只是征集补给，但这种命令到了基层，就很难原封原样地执行下去了。而且对于北越军队来说，南北分开多年，他们的家人都在争江以北，对于南越地区的民众并没有太多的怜悯和同情，下手抢夺财物也不会有太多的心理压力，很快就导致征集补给的行动变成了一场劫掠的盛宴。
在大海另一头，海汉执委会派出特派小组前往石碌的时候，郑柏指挥着麾下的大军也前进到了顺化以南四百里的广义一带。而此时军中的随军物品非但没有因为不断的消耗而减少，反倒是多出了数万斤的辎重。
这其中除了沿途不断靠着各种手段征集而来的军粮之外，更多的还是士兵们劫掠的各种私人物品。士兵们抢到钱财之后，并没有地方可以存放，更谈不上在行军途中花销掉，想要运回北方也没有可行的办法，于是就只能集中到一起存放，往往一队人抢劫的财物全都放到一起装几个大箱，然后行军时就一起带走。好在这一路南下倒也抢到了不少骡马之类的牲畜，倒是不需担心抢的东西太多没办法运走。
郑柏并不是瞎子，对于军中所出现的这种状况也不是没有发现，但在如今这种客观形势之下，如果不给予这些士兵们物质上的刺激，那的确也有些说不过去。郑柏倒是听说过海汉民团全都是在战后才论功行赏，作战期间缴获的财物要全部充公，可惜北越军中并没有立下这样的规矩，即便是那些曾经在海汉军中培训过的军官，大概也不会同意将属于自己的一份财物充公处理。
南越的政权已经瓦解，所以大军在一路清剿南越残余势力的过程中并没有再遭遇类似广治城的那种抵抗，守军往往是一触即溃，要嘛就直接开城投降了。郑柏所担心的频繁而密集的小规模军事冲突，倒并没有出现。但这种一路连抢带杀的行军方式也造成了另一种恶果，那就是所经之处出现了大量的破产民众，而他们唯一的选择大概就只能背井离乡逃难了。于是南越地区出现了至1627年以来的第二次难民潮，而这次的地点不再是争江附近的南北交战区，转移到了南方的岘港、会安、三歧、广义、安宁等沿海地区城镇。
海汉执委会在战前就向北越朝廷讨要了岘港、归仁、金兰、头顿四个地方的租界权限，但此时除了更加南方的金兰和头顿之外，岘港和归仁这两处地方几乎都成为了白地，民众在北越大军的劫掠之下纷纷弃家出逃。而这种局面，无疑就给海汉想在这边实施的开发计划增加了更多的难度。毕竟港口的开发建设需要用到大量的劳动力，执委会在规划的时候直接就打算从当地征集主要劳力，只从大本营这边派管理人员过去就行。但北越军队这么一闹腾，恐怕执委会就得重新考虑劳力的来源分配了。
然而执委会也的确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替北越解决当下的问题，因为随着石碌项目的启动，执委会需要将更多的海上运力集中到胜利港——昌化这条航线上去，根本不可能派出更多的海船去替北越大军解决补给物资的运输问题。北越军在当地闹得一团糟，执委会也只能干瞪眼看着，毕竟当初的协议中也只涉及到当地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并没有说连同周边地区的人口都要给海汉留着。
对于这种局面，执委会也是相当无奈。按执委们去年所商定的发展计划，本来是有望在石碌、南越两处地点同时开始建设工程，但现在看来恐怕难以双管齐下。权衡再三，执委会还是决定先照顾距离胜利港更近，对于穿越集团未来发展更为重要的石碌铁矿。尽管石碌铁矿项目的建设时间可能要远远地大于开发南越港口所需的时间，但重要性却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这个决定，颜楚杰在执委会上发表过一番后来被外界广为讨论的观点：“有钢铁，就有战斗力，有战斗力，还有什么我们抢不到的地方？南越的港口放在那里又不会丢，只要我们的军力足够强大，将来别说这几个港口，就连整个中南半岛一起拿下来，那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虽然执委们并不是完全赞同颜楚杰这种略带偏激的观点，但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说法具有一定的道理。被火枪大炮武装起来的海汉民团，几乎已经算得上这个时代远东地区同等规模下战力最强的一支军队，而石碌铁矿的开发势必会带来军力乃至整个穿越集团综合实力的进一步提升，到时候想占哪里，最终还不是枪杆子说了算？
于是在执委们统一了认识之后，执委会也作出了决定，暂时停止在南越地区的港口建设计划，将资源全力投入到石碌铁矿的开发项目当中，争取能够把预定工期缩短，让石碌铁矿这个大项目早日投入到实际运行当中。而这个决定的作出，也就带来了1629年新一波移民潮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