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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竞争加剧，焦虑不再是“弱势群体”的专利，而渐成一种普遍心态。社会焦虑会增大社会成员对社会的非认同感，造成社会成员之间的紧张关系，降低社会的合作程度，助长人们的短期行为。缓解焦虑心态，政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部门应构建更加完善的发展机制，为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提供更多平等的竞争机会，创造更加宽广的上升通道，并尽快完善社会保障，让人们对未来生活形成稳定的预期，让希望有所寄托，情绪有处释放，将焦虑转化为追求幸福的动力。作为个人，或许我们需要保持一种正确认知社会、评价自我的价值观，保持积极健康的生活心态。
曾几何时，只要花很少的钱，甚至不用钱就可以有房子；2009年，各城市不断上涨的房价和一部大热的蜗居，把买房引起的焦虑推到了风口浪尖。
此时，有人看见别人明明住着一套房，在2009年初房价低点时又抄底买了第二套房，到了房价一路飙升时，人家又抓住时机把房子卖了，一转眼就赚了个盆满钵满。可自己呢，累死累活攒了点钱，年初时还够付个首付，可到了年尾，钱倒是攒得多了，可赶不上房价增长的速度，连首付都交不起了。于是，这些人就开始没事就算钱，心里琢磨着"我连房都买不起，他们凭什么能倒房子赚钱"。这就好像一块压在心头的大石头，对与房子有关的一切词汇都特别敏感，听到后心中惴惴不安，不敢再随意消费、享受生活，严重时，可能失眠，脾气暴躁。
小时候怕养不起长大了怕啃自己。若要在全球范围内评选"最无私，最负责任"的家长，中国家长大概可以位列其中。所谓"关心则乱"，本来作为家长骄傲的孩子如今却成了父母焦虑的重要来源。
如今，养孩子可是一件最让父母头疼的事情。孩子出生了，一切都要花钱：买奶瓶要买高级的，买衣服要买名牌的，上幼儿园一个月要交几千块，上名校还得求爷爷告奶奶地交高达几万的择校费父母为了孩子不惜花血本，不少人都感叹：现在养个孩子实在太贵！还有些符合政策的人也不敢轻易生二胎，养一个恨不得都倾尽所有了，哪来的钱养第二个？
他们千辛万苦供养孩子读完书，却还要拿出自己的养老金，供年轻力壮的子女继续深造、结婚生子，甚至容忍他们呆在家里游手好闲。孩子每个月的工资花光光，家长还得倒贴钱，于是有人就感慨道：月光族和啃老族合二为一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91。5％的中国老年人或多或少会给子女经济支持，其中有1/4的人认为压力较大。还有些家长一到月底或接到孩子的电话就紧张，恨铁不成钢但又无计可施，羞于和别人提起自家孩子，为他们的未来担忧不已。不少家长也降低了对孩子的要求。一位女出租司机就表示，根本不指望孩子大了奉养自己，"他长大了，不啃我就不错了。"
"啃老的出现跟家长总放不开手有关。"季建林说，父母管得过多，以至于他们永远把父母作为赖以生存的后盾。而同时，父母又舍不得看孩子吃苦，自然会尽可能地帮了又帮，于是形成恶性循环。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家长首先要纠正观念：只有未满18岁的孩子，自己才有抚养责任，而当他们长大，就应该自己独立生活。所以，请狠下心、放开手。
社会焦虑成时代特征，不知是可悲还是可喜。是经济发展太好了该出现的状况呢还是政府良心和道德缺失，和奸商勾结而枉顾百姓民生权益呢？最根本的一点是我们需要弄清楚今天号称全球第二经济总量的盛世天朝的子民们到底都在为着天朝的什么而焦虑？
社会焦虑透视之后难发现物质条件成为衡量一个人或国家成功与否的标准，国家和个人都在跑步前进中透支着国家和个人的美好未来，今天的中国经济貌似上去了财大气粗了，但是不能忽略这种生活的代价，我们的山再青水再绿，河流臭味熏天鱼虾绝迹，矿藏乱采泥石流频发
纵观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史，难发现今日社会焦虑的出现，一方面源于当代中国正经历急速的转型，人的流动性加剧，相应的社会建设却不配套，强化了社会成员对生活的不确定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随着社会成员个性意识、财产意识和维权意识的觉醒，人们对现实的生活质量以及未来的美好生活更加重视了。
归根到底，社会焦虑成时代特征的根源在于结构失衡。产生社会焦虑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社会结构的失衡，它使人们缺乏一种应对社会变革、生活变化的从容心态，降低了幸福指数，强化了对未来前景的不安全感。而缓解社会焦虑，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改变失衡现象。
而这一切又都有政府的影子在期间，卖地和粗放工业发展都为政绩服务，所以今日破解转型期的“中国式焦虑”须政府发力。
社会的群体性焦虑心态的产生，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也或许是转型期中国的必然，但政府却不能任由这种焦虑情绪蔓延，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稳定、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幸福。让国民免于焦虑的困扰，也就是赋予了他们享受幸福的权利。
政府和个人应主动正视矛盾，理顺结构才能化解社会矛盾。
我们不能回避而是应当积极主动有效地应对并化解社会矛盾，应当从标本兼治两个方面着手。从治本的角度看，应当特别注重从源头上着眼，也就是“七一”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推进社会建设，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再让共和国的子民或者公民在如此广袤的天朝国土上无处栖身，再在同一片中国蓝天下享受阶级分明的种种待遇。
不揣冒昧，建议政府从以下三方面用足笔墨去切实缓解和根除群体性的社会焦虑：
首先，努力实现充分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充分就业应当是任何社会优先考虑的目标。政府应创造条件，让每一位社会劳动成员都能获得一份有稳定报酬的职业。有了就业，就意味着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来源，就有了一个可预期的发展平台，有了缓解社会焦虑的基础性前提。
其次，大力推动社会公平。“房奴、车奴、孩奴”现实中人们感受到的生活压力，表面看是经济问题，事实上也是社会问题，根本上讲，是对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无奈与无助。上学、就业、个人发展如果这些社会活动都能按规则运行，不是拼关系、背景，而是靠能力、水平，人们的不安情绪就会小很多。
第三，尽快完善民生保障。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降低人们面临的社会风险，减少后顾之忧，对未来生活也就有了一个清晰的预期。一句话，当人们不再为基本生计惶惶不安时，社会焦虑才可能缓解。
还是那句话少一些坑爹的官员和富商后代，把80后孩子们的上升通道清理出一片来，不要让“票子总是不够花，崩溃崩溃！车子总是不够好，崩溃崩溃！房子总是不够大，崩溃崩溃！”的都市新生代的心态继续蔓延，毕竟当人从内心开始绝望的时候，什么可怕的事情都会发生，发展也就失去了他原本的意义。近年来，房价高、就业难等社会问题的加剧，使独生子女为主的80后、90后一代生存压力骤然增大，许多人心里充满疲惫、焦虑乃至崩溃。有社会学者认为，在年青一代的焦虑背后，有物质生活方面困难加大、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机会减少的客观原因，也有精神生活方面片面追求物欲、为拜金价值观所困的主观因素。因此，缓解年青一代的生存焦虑，不仅需要政府不断改善民生，完善社会保障，调整利益分配，也需要年轻人平衡心态，充实精神气场，提升价值理想，将焦虑转化为奋斗的动力。
高房价重压“房奴”一族身累心更累。
出生于85年的小廖在浙江杭州一家省级事业单位已经工作了两三年，工作稳定，收入也算中等。但是只要谈起未来，小廖立即表情严峻，心事重重。
小廖今年打算告别“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把女朋友从湖南老家接过来登记结婚。小廖说，买房子基本上靠自己，再想到过两年养育孩子“压力不是一般的大，为了攒钱付首付，我们打算结婚的酒都不摆了，能省点就省点吧”
杭州的房价，在小廖看来至少近几年内高不可及。“以我现在的收入，不吃不喝的前提下付30％的首付就需要五六年。”小廖说，他接触的同龄人中，头发已经部分花白了的并不少见。
算得上中等收入的80后小王从2009年7月开始看房，先看开发商的房子，从城西到城东，数百个楼盘，这边还没反应过来呢，那边就开盘售罄了，简直比卖菜还快。“十几天一个周期，回头一看，妈呀，房价又涨了。干吗不当初下单？”
跟涨不跟跌，这是所有人的弱点。小王一想到买房就头痛“简直是抢钱啊”没办法，转头看便宜一点的二手房“包里揣着省吃俭用、披星戴月赚的俩破钱，开始到处找房子”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踏遍杭州市区的东西南北，甚至是郊区的余杭、闻堰、良渚等地“战果空空”小王想，要不要再等等？但是中介对他说：别等了，还会涨的！
在一片“楼市崩盘”的咒骂声中，小王“颤抖着”签下了买房合同，成为“百万负翁”的其中之一。他沉重地说：“真的不知道楼市疯了还是我疯了？”
浙江中医药大学生物技术专业大二男生邵立峰说：“每个年轻人都有一种靠自己奋斗的梦想，而看完电视剧蜗居，觉得理想与现实差距好大。我不想被社会推着走，从孩子读书的时候要为成绩所累、长大了要为房子所累、买了房子要为还贷所累”
年轻人热议的蜗居中主人公每天念念不忘还贷、生活开销等数字这种降低生活质量的理财方式，不应提倡。贷款买房是大多数人回避不了的问题，要使自己不成“房奴”尤其是不做心理上的“奴隶”心态很重要。生活中量入为出、精打细算固然重要，但如果每天把贷款额、月供数、各种花销这一连串的数字都牢牢记住，显然是给自己的精神套上了枷锁。在这种无形压力的持续作用下，心理问题的出现在所难免，因此“不如心宽一点”既然买了房，贷了款，就按计划还，原本买房就是为了生活更好，切不要因为有了房却丢掉了幸福。“房奴”们应学会释放压力，转移注意力。
“我们刚刚做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一场互联网公司间的恶战让一句新的网络流行语“流行”开来。
如果你现在还在说“囧”、“雷人”以及“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那么你无疑已经“out”了。从去年开始，越来越多的网络流行语已经脱离了单纯恶搞的范畴，而有赖于热门新闻事件催生。网络流行语不经意间的蜕变，无疑使之具有了更加丰富、更加令人深思的内涵。
网络流行语由恶搞向社会热点事件转变。纵观最近几年青年网络流行语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其呈现的特点：由无厘头的恶搞或自我表达向关注社会热点事件转变。比如很早流行的“我郁闷啊”的呐喊是一种自我心情的表达，随着“火星文”的流行而逐渐流传开的词语的缩写形式，如“偶(我)、mm(美眉或妹妹)、gg(哥哥)”等是在追求便捷书写的同时显现个性的表达方式。
最近几年在网络上，每年都会举行年度流行语的评选活动。虽然这些只是网民和一些知名网站互动的一种方式，但是在参考流行语的影响力基础上，通过网络投票评选出的“年度十大流行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网络生活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事件。在网络上以某一事件为恶搞对象而产生的流行语具有更大的传播力，如北京某小学生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出的一句话“很黄很暴力”迅速成为网络热词;广东电视台的某次采访中受访人说的一句：“我只是出来打酱油的”现在在网上一般用来代替“路过”用来进行快速回复;还有像“山寨”(山寨版手机制造)、“宅男、宅女”(日本电视剧萤之光，体现一种躲避现实，还原自我的生活态度)、“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百度魔兽贴吧一次回帖数量和速度都很惊人的网络事件)、“我爸是李刚”(河北大学醉酒驾车撞人事件)等都有具体的事件作其背景。
“网络流行语的现象是一个网络时代的社会现象，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紧密联系。许多网络流行语是民众言论自由和舆论表达的形式，这种形式也是宪法规定的公民舆论监督权利的实现方式，所以网络流行语对于培养公民的民主法治意识是大有裨益的，也是培养公民素养的一种较好方式。”“从这个方面来说，网络流行语对于民主法治建设具有推动和促进作用。”
现在公众对某种官方语言可能有一种天然的排斥，于是往往就会把这些事件夸大并用一些很无厘头恶搞的方式表达出来，其实是包含有一种对官方的话语不信任的情绪在里面。
2009年5月，富家子弟胡斌驾驶跑车，将正通过斑马线横穿马路的谭卓撞死。有关部门在案发后的事故通报时称，案发时，肇事车辆速度为每小时70码左右。由于调查结果与众多现场目击者的描述相差甚远，引起舆论质疑。“欺实码(70码)”由此成为讽刺个别官员袒护富人，权力与金钱“结亲”的流行语。
“上述看似无厘头带有戏谑性的话，投射出网友对公权力的不信任，也蕴涵着对更多事实的渴求。”天津市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研究员姜胜洪对法制日报记者说“毫无疑问，信息的发展、社会开放的程度日盛，使得公众对各类事件的过程和细节了解更多，当一些事件的真相与处理结果出乎人们的意料时，就会诞生网络流行语，以此表示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折扣’。”“被鬃”折射出的也许就是公众的这种不信任心理。“‘被就业’一词是近年来面临严峻就业形势的大学生们发明的———有高校毕业生网友称自己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已经就业了，就业协议书上赫然盖着一个从没听说过的公司的公章，他于是发帖庆祝自己‘被就业’。”姜胜洪说。此外，还有“被增长”2009年7月，国家统计局发布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数据，各行业月平均工资都有不同程度上涨，引起民众的广泛关注和议论。一些网民质疑自己的工资“被增长”认为光鲜的数字越来越远离真实，远离了老百姓的感受。
“要按照文化研究的说法，我觉得这种现象就是公众在官方语言之外再制造出一种语言。长期以来，像大家熟悉的‘躲猫猫’、‘楼歪歪’、‘我是出来打酱油的’。其实很多都是来自官方的新闻发布会或是官方人物的表达，公众对这种他们认为缺乏可信度的表达可能有一种天然的排斥，于是往往就会把这些事件夸大并用一些很无厘头恶搞的方式表达出来，其实是包含有一种对官方的话语不信任的情绪在里面。”
此外，一些政府官员的雷人语录也是网络流行语的一大来源。
2009年12月初，河北66岁的村民王秀珍来到镇政府要求解决拆迁补偿问题。然而，该镇党委书记史国忠却以没时间为由，让王秀珍“别找他，反映也没用”“您别走，您这儿都不管了，我去找谁，要我去跳楼啊！”面对王秀珍的无助，史国忠语出惊人：“这我还管不了，(跳楼)一楼二楼别去啊，要去就去五楼。”说完，甩手离开。这句最牛官腔，也成了当时最流行的网络用语。
“这些或违背常识、情理、法纪，或展现个别官员的‘傲慢与偏见’，或漠视民意甚至羞辱民意的‘雷语’一经媒体曝光，极易产生放大效应，刺激公众的神经，在公众中产生强烈反响，引发公众的广泛质疑和声讨。”姜胜洪说。
网络流行语在某种程度上拓宽了公众参与社会生活的空间，同时还充当了“社会情绪泄压阀”起到了宣泄不良情绪的作用。
这样一些基于特定背景产生的词语，之所以能够广为传播被公众普遍认可，刘海龙认为“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的政治环境在发生变化，民意更多地受到大家的关注”
在一些重大事件中，以年轻人为主的网民，缘于对某些事件寻求真相无能为力、而又无法熟视无睹的无奈，因此，通过这种“恶搞”借流行语“起哄”来实现对公众事务的参与，质疑某些不良现象。网络流行语在某种程度上拓宽了公众参与社会生活的空间，同时还充当了“社会情绪泄压阀”起到了宣泄不良情绪的作用。而网络流行语的产生，又反过来加速了新闻事件的传播和对社会现象的探讨。
网络流行语大量涌现，不仅描绘出人们的“权利焦虑”而且流露出公众对关乎公共利益真相的渴求，有关部门应根据网络流行语所表达的民声，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化解社会矛盾。
2009年“围脖”作为网络流行词汇之一，引发了一场微博热潮。微博使用者省去了遣词造句和缜密构思逻辑的“繁文缛节”140个字符随意表达最想沟通交流的话，手机发布的加入让信息传递更加及时，许多公众人物也都积极参与其中。
“微博的出现为每一个公民提供了一个现场直播式的麦克风。”一名互联网业内人士如此宣布。
而这背后还隐含着互联网时代更深入人心的大趋势，每个人都有表达和沟通的欲望，字数的恰当限制让作家、评论家和普通百姓有了同等的发言权和表达空间，互联网草根文化进一步发展壮大。毫无疑问，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将会进一步加大公众的话语权。
有业内人士表示，很大程度上，网络热词也是“社会热词”网络热词背后都有故事，对于网络流行语所折射出的舆情，亟待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
“近年来，之所以出现表达嘲讽、讥讽之意的流行语，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有关部门。公民之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是因为在某些事件中存在荒谬的东西，并且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渠道或者平台可以表达情绪，只好躲在‘暗处’把自己的不满发泄一下，只要把这些荒谬的东西解决了，类似这种讥讽的流行语就会减少。”刘海龙说“相关政府部门应该注意到，把解决问题时所出现的‘荒谬’及时地向大众进行说明和沟通，同时政府还应该提供一个更好的渠道让公民把不满或看法顺利地表达出来，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的高发期，一些地方在加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历史上的矛盾和问题。当前，网络流行语大量涌现，不仅描绘出人们内心深处的“权利焦虑”而且流露出网民对公权滥用的质疑和讽刺以及对关乎公共利益真相的渴求，应引起各级政府和领导的高度重视。政府部门不仅应从网络流行语中倾听民意、体察民情，接受老百姓的监督，而且更应根据网络流行语所表达的民声，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化解社会矛盾。
不禁感觉有关部门很有必要将网络流行语中折射出的网络民意认真落实对待“首先要关注网络流行语中反映的民生，切实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其次，坚持公开、公平、公正、透明原则，提高政府公信力”“此外，还应该转变干部工作作风，畅通各种诉求渠道，保障公民的表达权利。在如今信息爆炸时代，如何从天文数字般的信息量中找到政府工作所需要的东西，根本一点就在于要专注于倾听百姓呼声。各级党委和政府不仅应从网络流行语中倾听民意、体察民情，接受老百姓的监督，而且更应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根据网络流行语所表达的民声，去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化解社会矛盾。”
知道今天中国的问题是因为官员逐渐脱离群众还是坑爹的官二代和富二代荒诞行经越来越让人作呕。过去，人们为吃喝发愁，但很容易满足；现在，大家不愁吃喝，可欲望却多了，还是天天犯愁。毕竟客观地说，这几年极端仇视国家和社会的人里，有不少都是从司法渠道得不到有力救助，走投无路、被逼无奈因而做出极端行为，最高法可有明察其中政府和法院以及信访部门需要承担的失责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