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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人都知道上海人喜欢吃泡饭，却很少有人知道，上海人喜欢吃泡饭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早年，有一上海人的外地女婿，乘出差去看望丈母娘。第二天一早，半锅泡饭几碟小菜“响当当”的放在桌上。外地女婿在上海上学时就讨厌吃泡饭，常常半饱半饥的等着吃中饭。
岳母大人的第一顿招待竟是泡饭，加之近年小夫妻有点摩擦，他想，于是他怎么也觉着丈母娘是有意怠慢自己，可能他不知道上海人喜欢吃泡饭。再则仓促之中也有难处，可是他不这样看；“只有仓促的客人，没有仓促的主人”他这样想。
上海人从前喜欢吃泡饭是有苦衷的。
从前外省有个县城人称“豆腐干”“三家店”据说街东头打个屁，街西能闻其声。上海可不是这种“豆腐干”“三家店”地方那么大，得赶早挤电车去上班。于是乎，父传子、子传孙，每天早晨吃“多快好省”的泡饭。于是乎便喜欢吃泡饭，尤其掺合着焦香锅巴饭的那种。外省人哪能理解的。
那女婿不信这一套：什么喜欢！若有人既做泡饭，又备牛奶蛋糕，他们肯挑泡饭吃吗？这话当然也有理。
其实外地人也煮泡饭，剩下的饭煮着吃，只不过不象上海人有意多做饭，留着第二天早上煮泡饭。
我也喜欢过泡饭。不是丈母娘的接待，而是自己“优待”自己。60年代初，从食堂打来饭，加上半锅水，放到小泥炉上煮；白花花的米饭漂在面上整半锅，不仅好吃，可说是美味，看着也心满意足啊！
有人挺逗的，取个戏称叫做“洪湖水浪打浪”名字听来好美的。不幸的是，如此便更刺激胃口，饭量更要大增了。那正是歌剧洪湖赤卫队非常红火的年代。美是美，要不了多长时间，便真的如同“洪湖水浪打浪”般的哗啦哗啦去了。
我也以泡饭接待过客人，朋友也以泡饭接待过我。一位校友动身之前给我来封信，描绘了他的样子。因为在校时没有来往，到车站见面才知道原来是他。
后来，我们经常来往，或是他住我这里，或是我住他那里。朋友临时来了我便把一份饭变成两份，加点菜煮成一大锅“洪湖水浪打浪”一分为二，朋友逗趣：“又洪湖水浪打浪”啦，可吃得都笑逐颜开。
那年代很少请客的，有些客人上门便主动交粮票给主人，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家家都是定量的。于是也就彼此不客气。还有一家人也分饭吃，各人有各人的定量。有的父母不忍心，省下自己的半份，分给孩子们吃。
其实锅巴和泡饭并不是坏东西，可惜那丈母娘不知道，要不可以把典故告诉那女婿：宋代有一孝子“每煮食，必以其焦奉母”；当时以锅巴饭奉母称为“纯孝”那位岳母以带锅巴的泡饭招待女婿，是多大的面子呀。
那个上海人的女婿如果在那个年代，就不会一肚子气了。其实他自己也煮泡饭的，我们是邻居，他还常在我家那小泥炉上煮过泡饭，甚至可称“超洪湖水浪打浪”；在岳母家摆“东床”之谱吧。
一次他以泡饭待客，客人还多年念念不忘呢。补充一句，他逮了只黄鼠狼“画龙点睛”用它下泡饭，自然是令人念念难忘。
我和那朋友也不总是“洪湖水浪打浪”是说的后来。他养了只母鸡，肥肥的，杀前一天特别相约“杀鸡共进晚餐”现在，有人看见鸡，筷子都不敢碰，那时是接待上宾才有的呀。
这位朋友后来去了外省。那年偶然发现自己成了“特嫌”他有过个同住的同事同乡，那人回境外竟不肯来了，于是身份可疑，我这朋友也身份可疑。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借机会调往数千里外。可惜，再难有机会一同追忆往日吃泡饭的美味。
有个时期兴“忆苦思甜”吃忆苦饭。遗憾的是，每当讲苦日子，本是该讲那很早很早以前的事，却竟都说了“洪湖水浪打浪”年代的事。弄得领导哭笑不得，不知如果向上级汇报。
接受“再教育”时，一当年的农会主席讲过去的苦日子竟把我弄懵了。他说，过去比现在吃得饱，只是没有好菜。人家巴不得你多吃，吃得多，可以多干活。好像思路不太对头。
那上海人的女婿真说对了。去年他儿子路过上海，去了老爸的丈母娘家。老人家已赴黄泉，是她的儿辈接待。儿子回来后老爷子问儿子早上是吃泡饭吗？儿子回答是吃面包、蛋糕，牛奶。是吧？他早就说了，上海人并不是真的喜欢吃泡饭。
过去是无奈。现在，上海人的口袋鼓起来了，大可不必“多快好省”才不管去父传子、子传孙那一套呢。
上海人不太喜欢吃泡饭了，外地人倒还在吃着，不是喜欢，也同样是无奈。当然不是时间来不及，而是有些囊中羞涩。
上海发展快，能说什么的。会不会等那上海人的女婿归西以后，丈母娘的孙辈们来老爷子家走亲戚，老爷子的儿孙该请上海亲戚吃泡饭了？不知道会不会。
如果这样，老爷子该多么没有脸面。自己当年如此挑剔，竟把自己看成了王羲之那样的“东床”对不起岳母老大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