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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只有儿子怕老子，哪有老子怕儿子的？有，我就是。
如果儿子已经成人，当了高官或者做了大亨，自己却老了，怕儿子也不稀奇。他才三岁哪，上街要我背，夜里还要我给端尿。那么点大还让老子怕。有这样的事吗？有。
也许有人猜，儿子的爷爷奶奶，或是外公外婆是高官大亨，老人宠着孩子。不是的。也许有人猜，儿子得了笔意外之财，老子想着那笔飞来横财享荣华富贵。也不是
日历往回翻。那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响彻云霄之后，是场轰轰烈烈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运动。我带着儿子下乡去了。
一辆没有车窗的货车，一天才簸颠到了那滔滔河水边。彤云密布，呼啸着北风，长长的茅草被寒风压迫得抬不起头来；乌鸦在空中盘旋，与寒风合唱着凄厉的冬之歌。
河水白浪滔滔，茫茫一片，比“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还让“断肠人”断肠。我面对滔滔江水，和儿子站在河岸的高坡上。茂密的茅草几乎和我一般高；“乌云蔽日兮，滔滔江水水流急；茫茫茅草兮，远村蒙蒙都不见”
听说虎狼最爱藏在茅草丛里。望无际的茅草颤抖，听茅草唰唰声，想象“天苍苍，野茫茫中”中风吹草低现“虎狼”虎狼来了怎么办？退则“茅草茫茫无退处”进则“村落蒙蒙乱流外”
儿子很听话，穿着那件堂姐堂哥已经穿不下了的小风衣，我们叫它做“狗皮大衣”我都觉着冷，他没叫冷也不叫饿，悄悄地站在我身边，有时抱紧我的双腿，把小脑袋埋在我的双腿间。
才三岁呵！他的听话使我宽慰，也使我内疚；我站在堤岸的茅草丛边，脑子里像是放着电影，镜头不断的闪烁。身边的茅草——母校的高楼——灰沉沉的天空——手提档案袋报到——茫茫的河水——正在写着大字报——迷迷朦朦的对岸村落——街上喇叭的喧嚣声——批斗会的口号声、狂叫声和一两下冷枪声——领导被反剪着双手
送我来的汽车卸完行李便摇摇晃晃的回去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南山已见雾昏昏，便合潜身不出门；直到半途风雨横，仓皇何处觅前村？”
天空正一分钟一分钟的黑下来。“此时风物正愁人，怕到黄昏，忽地就黄昏”一分钟一分钟的过去变成了一秒钟一秒钟的过去。幸好有一小船往对岸驶去，答应去生产队告诉一声。我的心脏似乎是在和时钟比赛，也嘀嗒嘀嗒的跳动着。
天几乎完全黑下来的时候，迷蒙的对岸终于传来了说话声。真是“溪回谷转疑无路，忽有桃花一两支”渐渐地听到了划水声，又渐渐地现出了朦胧的船影，再渐渐听见有人说话声，心里那块石头终于落地。
从此我和儿子相依为命，我起床他也起床，我吃饭他也吃饭，我去锄地、挑草，他也跟着去。他妈妈来过一段时间，没逗留多久。她要回矿，那里“抓革命、促生产”正在热火朝天。
房子是位老贫农土改时分的，房间没有窗子，只一个小洞，不足一块砖那么大。也许是防贼防盗防野兽吧。屋子里黑黢黢，顶棚上漏下一滴滴比酱油还浓的黑水，一群老鼠穿梭而过。
一个月只能供应半斤煤油，白天是不能点灯的，晚上也只好早些睡觉。睡不着时便自寻快乐，黑灯瞎火中和儿子逗趣。
我瞎编一些故事。比如美国佬买冰棒，把一盒冰棒捧回家变成了一盒水。那时，可不能说人家先进，否则“东风”和“西风”的位置便没有摆正，凡坏人坏事都安在“美国佬”头上，这是时代文化。
该休息了便讲那老掉牙的：山上有一座庙，庙里一个和尚讲故事，和尚说，山上有一座庙，庙里一个和尚讲故事如此反反复复。或者是一架飞机往北京飞，呜呜儿子总问，怎么还没有到？我回答说，远着呢，接着呜呜儿子睡着了为止。
儿子喜欢农村，不几天便有了许多新朋友，水猫、牛娃子、金水他把一只木桶装的玩具全拿出来给他们玩，也就是铁皮小汽车、小铃铛、自己削的小手枪和纸盒玻璃瓶一类。儿子早玩腻了，那些倒玩得津津有味。他们则抓些小鱼小虾送给我儿子。
一次山洪爆发，一个个浪花往门前滚过来，霎那间便进了家门。我惊呆了，幸好房间的地板高，我和儿子退到房间里，水再往上涨便上床。一向活泼好动的儿子惊呆了，呆呆的看着水滔波涌。
鸡扑腾着乱飞。地板下有只狗，大概是前主人的，惊得乱窜乱吠，真正是鸡飞狗跳。儿子呼着黄狗：“黄狗溜溜快到这里来！”中午水才退了一些，我穿上长筒雨靴到厨房去，把泥炉垫高了做饭。
离题了——我该说的是一次正在大队部学习，念完“领导我们事业的”挥手祝完老人家万寿无疆，开始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时，儿子跑过来，抱着我的双腿，头贴在我身上。歌一唱完，他竟张着怀疑的眼睛问我：“爸爸，你没唱？”
乍地把我吓了一跳，不知道我的脸是不是变成了青白色。赶紧板着脸悄悄地说：“别乱讲，我声音小。”看看周围没有人在意，才把心放下来。我确实嗓音小，唱歌时嗓子还发毛，所以常常光嘴唇皮动。
又一次背儿子上街，来回二十里远，带他去玩，也买些馒头回来吃。那时候，吃馒头就象现在吃奶油蛋糕和巧克力饼干的美味。
正买时，一老人走过来摸摸我儿子的头说：“这娃儿真好玩。”我看见老人挺和善，便要儿子叫伯伯。儿子眼睛瞪着。老人转身去后，突然瞪着眼睛对我说：“那是地主，你要我叫他伯伯！”
我心里咯噔一下。我没见过这人，那人并不面目可憎，哪里想到是阶级敌人。当然“阶级斗争的弦”确实没绷得很紧，没有时刻牢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教导，只看做是一般的老人。于是，我又一次被三岁的孩子惊吓了。
后来我小心多了，儿子老那么一惊一乍。抓“小辫子”的人已经够多的，不能让孩子也抓了“小辫子”有时骂了他，，那是后来，他居然骜烈地对抗，说他是吃毛主席的，又没吃我的。我敢说什么呢？
下乡前朋友帮装了个小收音机，外壳是木工朋友做的，只能收两个台。听了几天后有人悄悄地提醒我，上面有人打听我家有收音机的事。只好撂在角落里不听了。
听说有的父母就是因为孩子而锒铛入狱的，那么点大似懂非懂，万一把事情说拧了岂不倒霉。尤其我有个这样的儿子。别人也许不怕，我怕的。
想想也怪自己，是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可不这样灌输又能怎样，是这样的社会气氛。
儿子成年后我才买了个像样的收音机。现在想听什么便听什么，再没有人关心，也不用人提醒，儿子也已经成人，不会再一惊一乍的，况且，我又一大把年纪，没什么好怕的了。“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