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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子，初“以毛皮或布裹之”仅是御寒之物。后渐成为装饰与美化，进而变成身份的标志。皇帝是皇帝，官员是官员，百姓是百姓等级分明，决不能“张冠李戴”“乱点鸳鸯谱。”
帽子入“典”的品种繁多，然有几种却杳无踪迹。一曰“地、富、反、坏、右帽子”二曰“高帽子”三曰“绿帽子”然而，恰恰此三种是帽子文化中最具幽默者。且趣述之。
“绿帽子”自古就有。据说，一仁慈的太守爷对轻犯以带绿头示众，让人见而嗤之以鼻代替刑罚。后来又有官员规定，凡娼妓也以绿色头巾饰，也含“示众”意。经过继承发展，便有人以“带绿帽子”揶揄那些妻子红杏出墙了的丈夫。此，不算惩罚。
我突发怪念头。古代妇女约束颇多，多数女子严守三从四德，若潘金莲那般红杏出墙者少之又少。因而需要戴帽子的男人很少。所以才能优惠，每每各人一顶。
而男人中花心者颇多，已经妻妾成群，且还“红杏出墙”另寻野花。如今女性争取男女同权，如果丈夫移情别恋，他们的妻妾，包括二奶三奶四奶，是不是也要争个类似戴“绿帽子”的权利？如果也要，岂不需要量很多。
假若她们争到此权利，这帽子又该如何标志为好，总不能也是绿色的吧。
如果同样用色彩标志，黑、蓝、黄、紫皆可，唯红白二色使不得。
红色早就“名花有主”我不是指四、五十年代火车站里的“红帽子”；是指等闲之辈不能享用，常常既羡慕又妒忌，走路时能够精神抖擞的那种。那是光环，闪亮闪亮，美好的象征。
至于白色，也早成医界专利。倘若把红、黄、蓝、白、黑镶在一起怎么样呢？也不行，怕有汉奸嫌疑，那是当年“满洲国”的标志。遇上运动，揪出来，岂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能翻身”
帽子文化中最惊心动魄的是地、富、反、坏、右的帽子，一放到谁的头上，谁便会从头顶一直凉到脚底心。现在不“生产”了，那是从前的事。
这种帽子的规格有时候规格并不很严，尤其右派帽子；有过因同名同姓没“验明正身”而错戴的；有出于公报私仇、一己之见，移花接木把张姓的帽子发给了李姓戴的；也有因“马大哈”懵懵懂懂、马马虎虎，错发给了别人的。于是该摘帽子的红头文件下来时，常有人因为没有帽子可摘而心急火燎的。
据说有位激进者被港督驱逐，回来时本该披红挂绿，不料竟得了顶右派帽子。他并未赶上“鸣放”连嘴巴还来不及张开。原来是另一同姓名者的帽子错发给了他。于是李代桃僵，代替别人戴了多年帽子。
又比如有人被慌慌张张戴错地主帽子送去农村。后来按文件可以回城。既然没占帽子的“编”便没有平反和回城的指标，如之奈何任何人没有责任，只能怪老天爷不长眼睛。
更一个边远地区分得一“右派”指标，头头们不明白这是何怪物。于是老劳模“当仁不让”戴上大红花敲敲打打送进城。岂知大门口警卫荷枪实弹，劳模当了右派。岂不幽默！
帽子中最幽默的还是“高帽子”常闻朗朗笑声。当然，有人开怀的笑，有人寒心的笑，有人是心里淌血的笑，有人从头顶一直凉的脚底心。绿帽子和地富反坏右等帽子是别人给戴，且是无形的。唯这高帽子是个实在物。
“群众专政”的年代，帽子往往还由戴者自行设计，按自己脑袋尺寸由自己制作，且按统一规定时间自己给自己戴上，又是自己按指定地点报到展示。
有位朋友讲过自己忍俊不禁的经历。我不是幸灾乐祸，想想也为他寒心。时过境迁，他自己也是笑着，当成趣闻奇事说给我听的。
他早摘了帽子，号称“摘帽右派”政治运动期间常常应场“陪斗”那时候游斗讲究形象化。
城市里是“彩车”一辆紧接一辆，浩浩荡荡。车上有全身一片乌黑，脸和手脚涂了墨汁的“黑帮”；有戴着牛头、屁股后安根尾巴的“牛”；有绿面孔，手脚等一身绿的“鬼”老人孩子们赶来街上，挤在熙熙攘攘的观众群中，像是参观多少周年庆典大游行，人群中嘻嘻哈哈、指指点点，十分热闹。有时还有两列队伍，两派彼此比新颖，比壮观，比观众热闹。
那老哥是在农村，没那么气派，没有汽车，靠一双脚；当然，农村也不能太逊色。
按牛鬼蛇神编制他排行老三。组织交给他自制高帽子的任务。他讨价还价，要到三天时间。免去三天陪斗，减去辛苦，何乐而不为。
老哥兢兢业业，发挥聪明才智，在蛇的脖子和尾巴上各装一根弹簧，游街时蛇头一上一下，蛇尾一左一右，象过年时舞狮舞龙一般，表演得十分出色，人人喜欢。还有看热闹的人高兴得大喊：“再舞一遍”；他有“求”必应。几十年后回忆：“口诛笔伐尚堪忍，棍棒拳脚实难当；粉墨登场把蛇演，摇头摆尾真郎当。”
头头十分满意，奖励三天假，让在家养精蓄锐。老兄受次青睐感恩不已，更上一层楼，把高帽子精益求精、画龙点睛。
还有一邻居自制了高帽子，不懂事的孩子挺喜欢这顶高帽子，竟要他老爸不要弄坏，留给他以后戴。老爸低下了头，潸然泪下。
一大学把“权威”赶上操场，头顶烈日晒得焦头烂额。独一老者没来得及做高帽子，看押者从地上捡半个西瓜皮“滥竽充数”本是侮辱他，他却戴得兴趣盎然。
另一头头发现西瓜皮遮头凉快，便勒令他立刻取掉。老者怎肯，死按住不放，拿出最后一点力气高呼：“这是我的高帽子”！
戴高帽子后明明是揪心撕肺，却口口声声感谢“挽救之恩”做出丑态给人取乐，且又舍不得放开，岂不幽默也。也有不肯戴的，抱着“士可使死不可使辱”的旧观念而挨一顿痛打。
仅右派“帽子”便五十五万余顶，多么劳民伤财呀。我便曾经几个月加班加点的参加过制作那“劳什子”一位冷面领导者要大家你揭发我、我揭发你，赶着把指标完成。都才二十来岁的学生，天天正襟危坐，汗流浃背。其辛苦没齿难忘。
最难过的是摘帽子时没帽子可摘，告诉说根本就没给他戴帽子，不知是什么人搞错了。这时候，那错戴帽子的人一定是如一声霹雳。老天呀！欲哭不能，欲笑不得。造册者不痛不痒，冷面领导者兴许正迷细眼睛在那安乐窝里含贻弄孙呢。
有人问我怎么知戴那帽子时会从头顶凉到脚底心，是亲有体会吗？非也。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那样可怜兮兮的，散光的眼，趔趄的脚，撕裂的嘴，冰霜的脸，倒挂的眉，抖擞的身子；有眼睛有心的我，自然能如同身受。
朱总理的上任给这帽子带来了光彩，一晚辈出于尊敬竟恭维我说：“老师也是右派吧？”老身赶紧不好意思的连连回答说：“不是、不是”为了感谢晚辈对我的恭维，胡诌一首打油诗答谢：
“帽子帽子不爱戴。黑黑的，吓煞也；白白的，医务人员不让戴；红红的没有资格戴；绿绿的，着实不想戴；高高的，我可没有力气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