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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余秋雨历史散文的一点质疑
一石击起千层浪，自从余杰质问余秋雨先生为什么不忏悔以来，对余秋雨先生的批判一度几乎成为国内唯一的文化热点，人们口诛笔伐，各执己见，把余杰引发的批判逐步推向深入。现在看来，虽然其起点未免有些粗糙，但从某种意义上讲，那场批判还是振奋人心的。至少，后来从学理上对忏悔的讨论还是颇有启发性的。
在这里，我不想——当然也没有资格历数那些讨论的得失，我只是有一点困惑：当年的余秋雨先生的所作所为即便真的很有必要作以清算，难道其重要性还会强过他今天的所作所为不成？我们为什么总是要纠缠一个当年年轻的余秋雨，而忽略了今天这个在文化界与学术界更有感召力，也更有身份的余秋雨先生呢？为什么我们也像当年余秋雨先生等左派文人那样对别人的过去——即别人的历史问题——更感兴趣而忽略一个人——具体地说就是余秋雨先生——的今天呢？
有鉴于此，那振奋人心的争论因为只是些围绕陈年旧帐的话题，所以也只能是振奋人心而已，可不管我们的心如何振奋，我们总还是要面对今天的。今天，余秋雨先生要求余杰“身后的人”站出来；今天，似乎已经没有人再坚持让余秋雨先生忏悔（其实忏悔本来就不是别人要求的事儿）；今天，如果余秋雨先生不过分坚持要与余杰反清算，那场争论似乎就结束了；今天，余秋雨先生仍然活跃着，不同的是，余杰也因此活跃着；今天，似乎没有人再为谁应该忏悔，谁不应该要求别人忏悔过多劳神了。
毕竟余杰说的那个昨天太久远了，久远得人们几乎已经不愿意再想起，其他人不愿意想起的时代，自然也不能强迫余秋雨先生去想起啊——相信对每个经历过的人来说，那都是不堪回首的过去吧？那场争论也许因此便渐渐淡下去了吧？有时候我甚至想，一场争论之后，不是一些人倒下，而是一些人站起来，也许更可以显示出争论的深刻现实意义吧？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余秋雨先生没有倒下，今天的他依然在不断地展现给我们新的东西，旺盛的创作热情和不懈的创作态势让人触目惊心。至少我之愚钝，实在难以想象余秋雨先生借题发挥、触景生情、评摘指点、信笔风流，何以竟是这样地源源不绝，日久弥新？这也许就是余秋雨先生异于常人的不厌其烦的勤奋吧？
当然，感于盗版侵权等困扰，余秋雨先生一度说要封笔，可当时我就觉得，一个真正热衷文化事务的人是耐不住封笔的寂寞的（余秋雨先生无疑是一个热衷于文化事务的人）。令我欣慰的是，余秋雨先生终究没有封笔，否则我们也许就没有什么余地质疑什么而只能就一些事儿盖棺定论了吧？
现在，还是让我们追问一下余秋雨先生不算久远的过去吧，所谓不算久远自然是余秋雨先生更近一些的时间段，这个时间段远没有余杰追问的那个时代那样不堪回首，而且恰恰相反，这个时间段是余秋雨先生的第二个春天，是他被文化追星族推崇备至的时期。而且我想问的也只是一个余秋雨先生早已面对过的问题：历史散文就不需要翔实的史料吗？如果需要，先生又是怎样面对自己文化苦旅一书中明显的史料错误的呢？
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意见如果只是私下交流或者只是自己玩味，是不必面向一个社会背景负起责任的，但是一旦他的意见以某种方式从私下场合的谈资变成一种面向公众的话语的时候，他是必须负起责任的，既然他已经在社会意义上产生影响，他就必须对社会负责，这恐怕应该算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吧？从这个意义上讲，面向公众的言论，比如媒体言论、出版物等，都是需要一个人负起责任的。可遗憾的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认真贯彻这样的立场，而且似乎很多人都无意为这样的立场付出切实的主观努力。这样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俯拾即是。
有一次在出租车上，听到不知哪个电台主持人在节目中说起一个感人的故事，说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国王围攻一个诸侯，在城破之前特许被围攻的城市的妇女可以携带一件自己心爱的东西撤出危城，但所有的女人都拖着自己的丈夫，国王看了之后十分感动，为此赦免了那个诸侯的罪过，也终止了对危城攻击。主持人通过这个故事特别恰当地讴歌了爱情的伟大力量，并且果真感动了那个专心致志驾车的司机。
看着被故事感动得有些动情的年轻司机，我斟酌再三，还是没有告诉他，那故事虽然感人，但遗憾的是，她把这个欧洲封建时期特定的浪漫故事说成了“中国的一个古老传说”从根本上将这个故事在大众传媒上处理成一条错误信息。
我碰巧知道这样一个事实，那个故事发生在康拉德三世围攻巴伐利亚公爵的时候，那个中国国王其实是康拉德三世，而那个死里逃生的诸侯其实是巴伐利亚公爵，而那些妇女和康拉德三世体现出的那种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至少从没被正面描述过。坦率地说，我不知道是否该用这些严谨的修正扰乱那个年轻司机被主持人的浅躁煽动起来的热情，我也不知道我的修正能否产生切实有效的结果，毕竟，一个普通的乘客与被司机深深信任着的主持人相比，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信任的。
下车后，很长时间我一直为主持人辜负了那个年轻司机的信任而耿耿于怀。在我看来，那个司机只是因为主持人的社会位置才对她寄予信任的，这种经不起推敲的信任最终被辜负其实也是情理之中的，但是在传媒的影响下被陌生人信任是很普遍的事儿，这中间一个普通的司机是不应该担负更多的责任的。
至于那个主持人，由于时尚而被人信任，并且显然她自己并不能承受这种信任，但她何至于竟用浮躁与草率回应这种信任呢？她何至于竟要把自己并不了解的道听途说的错误拿来回应别人对她的信任？她何至于用臆想的故事编织别人对她的进一步不切实的信任？
当然，我们应该承认，这些追问在她来讲都是从没意识到的，但是，这些年来，每每想起余秋雨先生的时候，即便是在对余秋雨先生展开的批评与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我也总是想到那个女主持人和那个年轻的出租司机，毕竟，余秋雨先生对社会的影响应该是远大于一个电台的女主持人的，因此余秋雨先生肩负的责任也不是一个女主持人可以比拟的，也正因为此，如果余秋雨先生发生类似的错误，那么危害应该比一个普通的女主持人要大吧？毕竟，信任余秋雨先生的人要比信任一个女主持人的人多得多。
十余年前，余秋雨先生以文化苦旅一书红遍大江南北，一时间风云际会，慕者如云，余秋雨先生一跃而为文化领域的“排头兵”甚至“旗手”文化苦旅作为健笔纵横的历史散文集，和丰富历史文化含量的力作，几乎一夜之间便成为当年关注文化事业、试图关注文化事业、或者试图像要关注文化事业的人们的必备书籍，余秋雨先生也成为继钱钟书先生之后的又一个铺天盖地的文化热点。
但是不久之后，就有人指出秋雨先生史料运用与梳理中的错误，当时秋雨先生以历史散文与历史论文的所谓区别原谅了自己史料运用与梳理上的错误。我所以说是原谅了自己的错误，是因为余秋雨先生并未否认自己的错误（当然，有些明显的错误也是不容否认的），而仅仅是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为自己的错误辩解开脱。确切地说正是从那时候起，我展开了对“历史散文就不需要翔实的史料吗”这一问题的初步思考。很遗憾，后来我才发现，这个问题只能初步思考，因为它甚至不需要深入思考就能获得答案。
坦率地讲，直到现在，我也不是很清楚余秋雨先生所谓的与历史论文相区别的历史散文究竟是如何界定的，但是既然秋雨先生并未界定他所指谓的历史散文有何特殊含义，我们就有理由认为，秋雨先生所说的历史散文的含义——当然也包括秋雨先生所说的散文的含义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含义应该基本吻合，而我们通常理解的含义——特别是关于散文的含义在辞海的“散文”辞条中早已得到了很好的概括。据辞海的解释，散文有两层含义：在古代，散文是区别于韵文、骈文的“凡不压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的总称；在现当代，散文是与“诗歌、小说、戏剧”并称的一种文体。
以辞海提示的两层含义观之：在古代，散文其实竟包括了作为直接史料来源的各种历史典籍，如史记、通鉴；在现当代，我们也很难片面地将所谓历史论文从散文的谱系中一脚踢出去。因此严格说来秋雨先生的历史散文与历史论文的所谓区别的提法实际上是语意相当模糊的提法，模糊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好断言，但至少已模糊到远不足以解释文化苦旅中一些相当明显的史料错误的程度。
其实严格说来，面对一个史料错误时，关于历史散文与历史论文的所谓区别的提法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一个错误本身是不存在可资理解的前提条件的，所谓的情有可原之“情”只存在于对责任的权衡中而不能作为对错误的解释，所以一个错误，无论有怎样充分的理由，我们也不能把它说成错误之外的任何东西。因此无论怎样，对业已形成的明显错误采取过于宽容的态度是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特别是对历史散文来讲，史料是文本的根本支撑，是行文立意展开的基础，我想无论如何，我们在历史散文中对史料的处理总应该有别于演义小说对史料的随意附会吧？！
公允地讲，秋雨先生所以在史料运用与梳理上发生错误，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我们通常所谓的草率、随意与不负责任，另一方面也是秋雨先生对若干史料的记忆身不由己地与其主观意愿相连所致，是人对自我主观内环境之把握的局限性（这一局限性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每个人身上）使然。但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就此认为在公开行世的文字中史料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在同样不能算是历史论文的燕山夜话中就没发现明显的史料错误。秋雨先生早年即负健笔，惊才绝艳，近年来更是借“苦旅”、“碎片”的声势俨然成为大众传媒中的文化偶像，颇有海内文宗的气魄，其势头声望均非当年的邓拓可望项背。鉴于此，我们实在不应该草率姑息秋雨先生史料运用上的错误，从而客观上在秋雨先生与邓拓之间形成对秋雨先生不应该有的歧视。又有谁能说无缘由地将对某个人的要求标准降低不是一种歧视呢？
正确运用与梳理史料绝非历史论文的专利，而是所有公开行世的涉及到史料的文字中对史料之处理的的唯一共同的原则。余秋雨先生的文章畅谈历史，博涉广议，涉及史料处理更是有目共睹，想来也不应该理直气壮地偏逸这个原则吧？
当然，人非生而知之者，涉及史料时难免讹误，不知道余秋雨先生对人的这一普遍的局限性是如何认识的？我个人以为，像所有的错误一样，史料错误并不可耻，本不涉及人格问题，但是如何面对史料错误却可见一个文人学者的真正本质。大而言之，这不仅是一个文人学者的文品、学品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的人面对社会的基本态度问题。
说了这些观点与态度，已经有些流于空泛了，下面还是让我们回到余秋雨先生的文本中随便选几处斟酌一下，看看余秋雨先生到底为我们提供了什么东西。
限于本文的篇幅和性质，在此我不做更全面的罗列，而只就部分文章中的荒谬之处谈谈我的看法，这样做一方面固然是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出于避免本文给人某种空穴来风的不良感觉的考虑。另外还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我在此只是随便选上几例，并不意味着除此以外再没有什么值得商榷的地方了。
现在，我们先来看看文化苦旅•阳关雪一文，在这篇篇幅不是很长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找到两处明显的不妥之处：
其一是关于乱坟堆与古战场的说法。
文中余秋雨先生行经一处乱坟堆，认为那里离县城很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因此便似乎“只可能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看起来说得很是有理有据。但其实在这个简单的推理中余秋雨先生忽略了两个问题：
首先便是县城距离问题。余秋雨先生文中说的是现今的县城，但是历史演变中城址的变迁是很平常的事儿。小的不说，就以长安为例，历来说西安为周秦汉唐历代古都，但周都镐京，秦都咸阳，自不必说，汉都长安也在唐都长安的西北十三里处，唐都长安更在今日西安的西北，可见地名变迁虽不很大，地址变迁却时或有之，余秋雨先生实在不能根据今天县城的位置估算过去坟堆周围的情形。
其次便是古战场与坟堆的问题。在我的记忆里，古籍中很少记载战场上逐个掩埋尸体的事，象余秋雨先生看到的那样分别埋在坟堆里的情形更属子虚乌有，倒不见得是因为古人生性冷漠，刻薄寡情，因为就是在现代战争中，大规模的伤亡与瞬息万变的战机都不允许人们面面俱到地将死者安葬，这是战争的性质决定的。因此，即便那里果真是古战场，恐怕也不会和余秋雨先生眼前的那些坟堆有什么瓜葛吧？
从这两点错误中，我们可见余秋雨先生似乎不具备历史学方面的一些常识性的观念，（像地址变迁和战争性质之类的问题本来是历史学中的常识性的观念）坦率地讲，这样的幼稚错误在历史散文中还是很让人觉得遗憾的。
其二是关于古战场与荒原的联想。
荒原是英国诗人、批评家艾略特•t。s。的代表作，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的相应条目称之为“20世纪西方文学里一部划时代的作品，现代派诗歌的里程碑。”艾略特的荒原意象主要特征是没有水，没有生命。在荒原里，人间四月天也成了残忍的背景；而谈论去年栽在园中的尸体是否发芽更是让人触目惊心，凡此种种正是对战后欧洲的一种象征性描述。全诗的凝重节奏与惊世骇俗的措辞正体现了作者对战后欧洲现实的忧患意识。大而广之，荒原其实是一首关于文明的哀歌，而诗中贯穿的圣杯传说的隐喻恰恰体现了作者的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注和真切的拯救意识。
余秋雨先生将一个战场联想为荒原，其实已经很是牵强，须知荒原是被生命遗弃的地方，或者也可以说是对生命的根本否定，是冷僻沉闷的空间，而战场往往是战役中的焦点，是为兵家必争之地，正是多方关注的热点，和荒原实在扯不上什么关系。荒原上的死亡是窒息沉闷的，战场上的死亡是壮烈而激动人心的，余秋雨先生曾写道：“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有心人再去看看荒原的描述，都难免会惶惑：余秋雨先生的这种天马行空般的“联想”和妄想有什么区别呢？
也许有人会说，创作中驰骋想象本就没有什么具体规定性，这样的错误笼统地看来本也不算是错误。可是我们有谁会在一个人的葬礼上联想到步步高之类的节奏？我们又有谁会建议在婚礼上播放国际歌那样的旋律？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之间是不存在联想的基本基础的。这中间正体现了余秋雨先生对荒原主题认识的肤浅。诚然，对荒原主题如何认识本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儿，可是把自己浅尝辄止的东西像是信手拈来一样拿出来示人，恐怕就不是很简单的事儿了吧？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柳侯祠一文，这篇文字是写柳宗元的，可是通篇看来，每到关键处我们总是难免发现，余秋雨先生对柳宗元乃至那个时期的唐代了解得相当有限，而且有些错误很是荒谬。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其一，关于永州与西伯利亚的问题
余秋雨先生文中经常引证中外资料相比照，若不是时或牵强，不伦不类，倒是很有些学贯中西的味道。在本文中，余秋雨先生将柳宗元贬作司马的永州比作俄国的西伯利亚，目之为“南荒之地，朝廷贬放罪人的所在，一听地名就叫人惊栗，就像后来俄国的西伯利亚。”这实在就是一派胡言。西伯利亚是看管苦役犯的劳营，近似于水浒传中林冲贬放的沧州劳营，和柳宗元充任司马的永州实在是没有任何关系。
有唐一代，官吏多重京官，以外任为耻，这种现象在其他朝代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自太宗以降，每有君主欲扭转这种观念，都不见成效，因此京官外任便成了一种主要的惩罚手段，而且处罚程度隐然也与贬谪地与京城的距离有关，越偏远的自然也就越严厉。当时和柳宗元同贬为外州司马的共有七个人，史称“八司马事件”八司马并没有被集中在一处类似西伯利亚的地方统一看管，而是分散的各处闲置起来，其中距京城最远的自然也不是柳宗元的永州，而是陈谏被贬的台州，在京城东南四千一百七十七里。
余秋雨先生一定是忘了一个事实，柳宗元不是贬放的罪人，而是被贬谪的命官。司马一职名义上“纪纲众务，通判列曹”实际上并无具体职任，而且品高禄厚，多用以贬谪大臣之用，是搁置的闲职。唐代很多诗人都曾经被贬谪到地方充任司马这个职务。柳宗元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和自然山水相晤，也正是由于他充任的这个有职无务的闲官使然。
所以永州也许荒凉而不开化，但是却远不是余秋雨先生渲染的那样，竟是什么让人闻名惊栗的去处。严格说来它和其他那些偏远去处实在也没什么区别。
其二，关于柳宗元第二次被贬的问题。
在充分渲染了柳宗元奉诏回京的兴奋之后，余秋雨先生这样写道：“到得长安，兜头一盆冷水，朝廷厉声宣告，他被贬到了更为边远的柳州。朝廷像在和他做游戏，在大一统的版图上挪来挪去。”这样的起伏跌宕在纯粹的文学上讲固然赏心悦目，但是却和历史事实相去颇远。历史本身其实没有这些精致的戏剧性。
当初召还柳宗元等人的时候，朝中意见并不统一，宰相武元衡尤其反对，宪宗心里也是举棋不定，因此柳宗元等人的前途本来就是悬而未决，后来的再贬自然也就不是风云突变了。众人十年贬谪，一朝还京，欣喜若狂，连日聚饮，刘禹锡更在玄都观题诗：“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被人抓住把柄，认为语涉讥刺，于是被召回的众人又一起被贬了出去，虽然官职升迁，但是贬地越发地远了。当时一道受牵连的还有不属八司马之列的元稹。
这本来是当时政治形势的一个缩影，也可以说是诸多事端综合作用的一个必然，我们可以不必一一细说其中原委，但我们也实在不该信口乱说些原由啊。事实上第二次被贬，柳宗元等人可能很感意外，但身在情境之中，自然也不难明白其中原委，愤懑则可，诧异怕是不会有吧？至于余秋雨先生所谓“游戏”云云，更是毫无方向的信口之言，殊不足论。
其三，关于“小小的贬谪官职”以及柳宗元之死的问题。
在谈到柳宗元赴任柳州的时候，余秋雨先生饱含着同情与理解写道：“在柳州的柳宗元，宛如一个鲁宾逊。他有一个小小的贬谪官职，利用着，挖了井，办了学，种了树，修了寺庙，放了奴婢。毕竟劳累，在47岁上死去。”乍看之下我们也不免为余秋雨先生笔下的柳宗元感动，那活脱脱便是一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记得失、死而后已的形象，可是与历史相参看，其中还是有些不实之处。
余秋雨先生说柳宗元在柳州有一个“小小的贬谪官职”可他没有告诉大家，这个“小小的贬谪官职”竟是柳州刺史，刺史在唐代实则是一州的行政长官，四品官职，一方大员，在柳州一地，若说柳州刺史柳宗元是一个“小小的贬谪官职”那么放眼州中还有什么官职能入余秋雨先生的法眼呢？
而且按余秋雨先生的说法，柳宗元似乎是劳累过度而死，仿佛柳宗元在柳州成了个拼命三郎般的工作狂，可是柳宗元在到柳州的当年，还曾经游过柳州景致，写下了著名的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见柳宗元集•卷二十九）可见柳宗元在柳州的生活是张弛有度的，虽然克尽刺史的本分（余秋雨先生列举的那些事儿实际上也算是刺史的本分吧）也未免劳顿，但若说竟至于会累死，实在有些危言耸听。
其实柳宗元的死因更可能是郁闷气结，久而成疾所致。他赴柳州的第二年春，作过一首别舍弟宗一，诗曰：“零落残红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二十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常在荆门郢树烟。”愤懑不平之气，横溢字里行间。此类迹象正说明柳宗元对自己贬谪境遇的不平，比照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豪迈胸襟与气魄来，我们更可见柳宗元的压抑愤懑的心绪。所以柳宗元的早死更多地应该是郁闷气结，久而成疾所致。
上面两则只是我随手从文化苦旅中翻出来的，其他篇什可商榷处还有很多，因为我对唐代文化更感兴趣，所以就捡了两篇与唐代有关的文字分析一下，一方面固然是驾轻就熟，另一方面也算是一种偷懒取巧吧？毕竟，要想说清那些我也不是很熟悉的讹误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可坦率地讲，我不是很想在文化苦旅上花费太多的精力，于是就有了这段取巧的闲文，以佐证余秋雨先生在史料运用与梳理上的讹误。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纠缠这些史料以及史料梳理问题未免有吊书袋之嫌，可是遗憾的是我还是对这类问题更感兴趣。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对历史的独特兴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史料问题这样的末节正可以看到一个人面对问题、面对学术甚至面对生活时的态度，更可以显现一个人的本然状态与本来面目。
因此，我对余秋雨先生在文革期间的表现兴趣不大，这中间有部分原因固然是因为我没经历过文革，对那个时代的事情难免陌生；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那个时代毕竟是一个非常时期，那个时代的人几乎都或多或少难免于身不由己的命运，余秋雨先生又何能幸免，苛责一个具体的人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相反，我对余秋雨先生对史料运用与梳理之错误的态度倒是相当感兴趣。
我以为，像这些史料问题，看似琐碎，实则正是涉及历史的文章得以立足的关键，是这类文章的基础。任何文字华美上的考虑都不能以牺牲史料的确切性为代价。既然是历史散文，就只能在历史的局囿中有条件地发挥想象。像余秋雨先生写的柳宗元，在了解柳宗元的人看来，根本就不知道他写的是柳宗元，在不了解柳宗元的人看来，根本就不知道他写的其实不是柳宗元，这二者之间的广阔余地岂不正是余秋雨先生史料讹误造成的全部混乱与危害？人们可以不了解柳宗元，但是人们实在不必了解一个不真实的柳宗元吧？
我们不妨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史料上的荒疏纰漏，对一篇文词华美的文章来说，就像孔雀尾巴后面的臀部一样，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一旦发现，都不免大煞风景。倘若那孔雀进而狡赖说那不是臀部或刻意强调孔雀的臀部和其他臀部有什么不同，甚而至于竟会是不臭的臀部，那就不免让人齿冷了。我不得不遗憾地承认，这个比喻就是我初次听到余秋雨先生对自己史料上的错误的态度时想到的，多年以来，每每在书摊上看到文化苦旅，我都会想起那只固执而顽强地要粉饰自己的臀部的孔雀来。
早些时候感于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中种种讹误，以及余秋雨先生对这些讹误的态度，我曾经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余秋雨先生算不算是欺世盗名之辈呢？但是后来随着我逐步将自己的反感整理出来，我终于还是立足更客观的立场否定了这个说法：余秋雨先生不是个欺世盗名之徒，若勉强概括之，他倒是有些奸商习气。
严格说来，余秋雨先生应该是应时而生的人物，年轻时那段被余杰死揪住的经历姑且不论，仅就其后来的势头声望看，也是如此。可以说余秋雨先生是一个弄潮高手，不管在什么样的形势下，他都可以摇摇摆摆地站在潮头，虽岌岌可危，但往往有惊无险。他的在新时期的声望，正是与时代、时势遇合的结果。
前一段时间在批评余秋雨先生最激烈的时候，曾经有人指责余秋雨先生是文化贩子，说他将一些文化内容倒来倒去，从中获得个人好处。大致情形似乎的确如此，但是说这话的人不知道，其实这正是余秋雨先生与时代、时势遇合之所在，是余秋雨先生的高明之处。而且，所谓文化贩子其实也并不像那些人指责得那样可恶。
现今世上，文化转化为商品应该算是一种趋势和潮流，或者也未始不可以说是文化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出路之一。而且，在全球化呼声口号般传扬飞舞的今天，文化也许将别无选择地不得不转化为商品，不得不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走向市场。对此我不抱任何不合时宜的偏见。我倒觉得，商品化或许能以一种全新的角度带给文化从未有过的活力，就像文艺复兴时期商品化带给艺术全新的活力那样。
而谈到文化的商品化，自然就少不了文化贩子，文化贩子是促进文化商品化的主流力量。文化发展不仅是一个宣扬的过程，更是一个接受的过程。在新时期，文化贩子正是宣扬与接受之间的主要媒介。我以为，作为一个文化贩子并没什么值得指责的，恰恰相反，就像一些平常的书贩子有可能成为文化传播和延续的主要力量一样，若干年后回头来看，我们也许会发现，一个好的文化贩子也许将是新时期文化传播与更新的旗手与干将（这是我的真实想法，决非对余秋雨先生早年身份的影射）。
因此我无意像某些人那样，指责余秋雨先生是文化贩子；我更无意像某些人那样，指责余秋雨先生在“文化事务”的运作中赢得大于自己实质的名声。平心而论，在文化商品化的初期，作为率先登场的文化贩子，在不规范的商业运作中形成价位偏高的情况，本来也是情理之中的。随着文化商品化的进一步深化，随着文化商品市场的进一步成熟，这种价格高于价值问题应该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的。而且我甚至以为这种高价位低价值的现象可以更快地让文化商品消费者成熟起来。
但是，我却对余秋雨先生的史料讹误深感厌恶，特别是对余秋雨先生对自己史料讹误的态度尤其反感。交易历来讲货真价实，鉴于文化商品化的初级阶段，价位不实人们也许可以不必计较，但货色不真总有些说不过去吧？由于这类商品紧缺，我们可以给余秋雨先生高于价值的价格，但余秋雨先生总该给我们提供详实的史料吧？退一步说，货色不真也就罢了，一时蒙混过去倒也没什么，总不至于像假酒那样把人喝死，可是既然已经有人发现并找上门来，余秋雨先生还要支吾其词闪烁搪塞，未免就是奸商嘴脸了。
我相信文化终究会在自身商品化的过程中被赋予新的活力，我也相信随着文化商品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可以消除很多前期的弊端，但是我不相信一个奸商会在这个过程中有任何积极意义。换句话说，如果余秋雨先生不能彻底从根本上端正对自己史料讹误的态度，我想他只能是文化发展中的赘痏，有百害而无一利，而“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云云也将成为历史角落的几点笑谈。
奸商也许会赢得惊人的现实利益，但历史地看，奸商不会成为商业运作中的主流力量。这不是什么道德愿望，而是一个基于市场规律的理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