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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近期若干极端反民族主义言论的态度
在谁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一文中，我提到了我的建筑在民族主义之上的爱国主义立场，并立足于此给朱学勤先生提出了一些忠告。当时我没有论证立足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立场的合理性，我一相情愿的主观颇有些自以为是地以为：在任何一个现代的正直的文明人眼中，这样的立场是不必论证的公理。至少，较之张闻天比彭德怀有更为深厚的道义力量这样的命题来，立足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应该是一个更加不需要论证的公理。
可随后不久，在网上发现了一个批判民族主义的网站，见闻偏陋如我才意识到：原来立足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立场这样一个基本前提，现在在一些另类的文明人中竟然成了荒谬的陈词滥调，成了封闭、狭隘、野蛮、僵化等等的代名词，在那个回荡着另类声音的地方，竟然形成了谈民族主义色变的声势与氛围。曾经公然宣称自己在立足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上是一个坚定的左派的我，穿行在批判民族主义网站，竟像惊弓之鸟一样深有四面楚歌之感，瞠目结舌竟是数次几欲先走。无奈我生就一副倔强脾气，又是天生有着一些对另类说法的好奇心，因此终于还是把那些批判民族主义的文章看完，才落荒而走。
看过之后，我真是且喜且忧，喜的是我及早发现了现在的反民族主义思潮，可以先就此作深入阐述。而不至于顺手略过以至于贻笑于反民族主义者的大方之家；忧的是中华民族正当西方文化冲击与西方意识观念碰撞的艰难时期，一些精英主义者又一次跳出来蜕变为民族利益与民族立场的反动，这些人的巧言令色实在是可以蛊惑一些人的视听，这样只能加重民族在文化碰撞与整合过程中的负面压力。我深深地明白，这样的反民族主义思潮无论主观上是怎样的动机，客观上都是乘民族之危的落井下石的行为。我只是不明白，这样的历史何以在知识精英中令人厌恶而又不厌其烦地重演呢？
沉渣泛起的形势倒是着实让我斟酌了一番，当然，我斟酌的绝非是否还要坚持立足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立场，对我来讲这是不需要斟酌的。我只是在斟酌我是否要就这样一些见解进一步表达自己的态度。看了若干反对民族主义的文字，我其实实在是有些不知道说什么才好，里面有人谈古论今，有人指桑骂槐，有人谈言微中，也有人含沙射影，有的说的倒也中正恳切，有的说的简直不堪入目，实在是琳琅满目。鉴于大家对民族主义持这样繁复的见解，我有必要就自己的民族主义立场作进一步的界定与说明。
我绝非一个民族沙文主义者，我的民族主义立场没有任何进攻性，而且我本人也反对极端民族主义，特别是打着民族主义招牌的种族主义，我对有些反民族主义者引入纳粹概念深感震惊，我想任何讨论民族主义的人都应该有基本的能力辨别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区别，所以我认为以纳粹影射民族主义，应该不是智力上的问题而纯属立场的问题。我所说的民族主义自然有别于希特勒那种种族主义，而是相当保守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主权国家的最基本的凝聚力与最根本的标志，也许是因为我的抽象能力比较低下，所以我只能用民族主义这样的具体内容约束与规范自己的爱国主义方向。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学生抗议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行动显然是我所属意的民族主义之一例，虽然这种民族主义在非常形势下更多表现为一种情绪形式，但却决非有些人别有用心地指责的是非理性的，虽然显得颇为朴素，但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低级冲动。很多反民族主义者摆出一副冷峻的样子，解构这样一种自发的朴素的并且也不是狂热的民族主义，实在已经走上了极端反民族主义的方向与立场，如果他们反对的是学生抗议美国人轰炸大使馆这样的民族主义，那么他们其实已经走到了反对所有民族主义（不管是极端的、基本的、理智的还是非理智的）的方向与立场，而我在这里要反对的也正是这种极端反民族主义立场；我目之为乘民族之危的落井下石之举的也正是这种极端反民族主义立场。
我以为，我们相当一个时期不能放弃这样一种民族主义，就是那种捍卫民族基本自决权的民族主义立场，那种一个民族国家赖以确立并保持的基本规定性，它不只是增加民族凝聚力的手段与工具，它还是一个民族国家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基本前提。尽管反民族主义者喜欢危言耸听地把人类战争、国国争端等一系列灾难性的事件的根源归结为民族主义，但是这样的下限的民族主义立场终究是不能摒弃的，至少不能先于其它民族国家而摒弃。最基本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国家得以独立的精神上的保障，就像一个民族国家的必要武力威慑力是其主权独立的基本保障一样。
上个世纪后期伊始，限制军备成了一个事关全球安危的为人普遍关注的话题，多年以来争论频仍但效果并不是很明显。限制军备之所以形成反复无常的不厌其烦的谈判局面，正是因为限制军备绝不是单方面一相情愿的问题，只能通过磋商与彼此掣肘来谋求实现。为了具体形势和需要单方面裁减军备或许是必须的，但是任何鼓吹单方面裁减军备的说法都是变相的解除武装的投降主义。将基本的民族主义比作军备威慑，一定又会招来一些在民族主义问题上表现得比较冷静，但是在面对西方的问题上比较激进的，据说还受过充分的理论训练因此比那些容易被民族主义感染的盲目的普通民众更为优秀的人士的微词，但是我还是认为二者之间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至少在互动性这一点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放弃基本的民族主义，必须是全世界的民族国家达成共识并不约而同地统一放弃（当然任何智力没有显著障碍的人都不难发现，至少从目前的形势看，这是不大可能的），而不能是某一个民族国家为了仰慕另一些民族国家的制度、意识形态——当然更主要的应该是物质优势——而单方面放弃民族主义立场。单方面放弃基本的民族主义立场，无异于单方面放弃武装，我们向最好处推算，这种行为也有类于东郭先生的迂腐，向最坏处推算，就不是竖子如我可以轻易断言的了。
无论多么理智的人，无论怎样崇尚和标榜客观精神与理论能力的人，都不应该草率地突破民族主义的下限，亦即一个民族国家基本的限制与规定性，比如领土意识，比如国家尊严等等，即便这样一些限制有着非理性的成分，它也不是所谓的理性可以随意僭越的。基本的民族主义立场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围墙，是它有别于其它民族国家的感情基础与传统积淀。我们迎宾纳客增进交流甚至学习借鉴也只能限于打开国门为度，终不至于把围墙也一并拆掉吧？那些极端反民族主义者不妨扪心自问，他们自己何曾有过夜不闭户的经历？既然他们自己的家门窗俱在，檐瓦无损，他们何至于便鼓吹拆毁一个民族国家的围墙呢？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吹响了改革的号角，国门也随之轰然洞开，但是自始至终，直到现在我们也只是打开国门而已，除了少数急功近利的知识分子之外，没有人想过要拆掉国家的围墙。当然，少数知识分子的急功近利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这样的倾向自有其历史根源。中国历史上，作为知识分子前身的“士”历来不乏民族意识淡薄的人，从传统意义上讲，这种民族意识淡薄是中国的士林末流择势而从的卑劣传统的变形。虽然极端反民族主义者口口声声说的是西方的先进思想与文化，但是究其根源，这种思想与文化的先进性是近代世界格局的重新整合突现出的一个结论，具体地说，是从西方目前鲜明的物质优势直接导出的，这些知识分子一方面论证中国传统的老内圣开不出今日的新外王之花，一方面却把借鉴西方夸大到无条件地引进西方的地步，以试图迅速实现西方在物质优势方面的水平。急躁的心灵已经失去关于等待的必要耐心，这些极端反民族主义者已经不耐烦为民族主义的理性建构付出自己的心血与才智，而转向近乎剽窃的功利主义嫁接上来了。在功利主义的嫁接行为中，无论什么性质的民族主义都是要不得的，这就是极端反民族主义最彻底的理论支撑。
诚然，民以食为天，物质优势的威力自然是不容忽视的，如果我们能通过功利主义的嫁接迅速实现相同程度的物质优势，自然是皆大欢喜，作为一个在基本的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左派，我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这种功利主义的嫁接，因为它可以给民族振兴带来最便捷的途径。遗憾的是，功利主义的嫁接要在中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甚至比老内圣开出新外王之花还要让人绝望。不尊重传统的人不会真正了解传统，不真正了解传统的人不知道传统在文化整合中的重新建构的能力。如果我们不能认清传统的能动性，我们至少在功利主义的嫁接当中难以有效回避传统对嫁接的扭曲；如果我们不能认清传统对我们自身的影响，我们甚至不能梳理自己得自传统的种种流弊。对传统的疏远和没有叩其两端的简单排斥，是极端反民族主义者从理论上走向草率与荒谬的理论根源。
在批判民族主义的文章中，也有人试图在历史中寻求反民族主义的理由，但是大多为了自己眼下的理论满足肢解历史，虽然文气上颇有贯通之感，但是识见上难免有盲人摸象之嫌。比如有一篇反驳汉民族之伟大的文字，历数了汉民族在民族冲突的历史中的屈辱记载，看起来似乎滔滔雄辩，但是仔细看来却是可商榷处颇多。
其中论及唐代的时候，文作者把唐代皇室归入异族之列，并把汉族人在唐代的处境界定为被统治的地位。从史料上看，李唐起自“异族”是没有错的，但是西北“异族”的汉化早在李唐立国之前一百三十二年（公元486年的北魏孝文帝改革）就已经被制度化，到了李唐时代，其沿革早已过了三代，西方一位学者论及传统时曾经说过：一种思想模式、生存方式等等若是经过三代以上的传递，就可以形成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百多年前被制度化的汉化，在一百多年后已经构成了一种传统，所以如果不是为了满足自己预设的立论需要，我们一般不认为李唐政权和汉民族存在鲜明的分歧甚至对立，而且即便是为了自己立论的需要，简单地把李唐在中国的统治混同于蒙元、满清在中国的统治也是颇为荒谬的。如果我们把一个民族的纯洁性限制得这样严格，那么世界上似乎就没有几个民族经得住推敲了，日耳曼人对南部的征服，穆斯林对西班牙的连年战争，威廉对英格兰的征服，匈奴王阿提拉对东部欧洲的蹂躏等等，都破坏了各地区原本的民族之纯洁性，因此该文作者心目中的纯洁的民族在现今世界是很难找到的。
况且，按照文作者的说法，似乎秦代还勉强可以算是汉人的统治，但是据我所知，秦人久处西戎，因周平王迁都，始有参与中国事务的机会，后来借周室经营东南之际，霸于西戎，几乎尽得西周失地，又几经辗转，最终灭六国，同文共轨，其间细节自不必细说。从起源上看，秦人起自今甘肃天水附近，与后来的李唐从地缘上看也没有太大差别，若说秦人是文作者心目中的汉人，说起来未免也有些牵强。
我这样说不是试图论证汉民族的伟大，汉民族是否伟大要看她文化的生命力与历史意义，却不是这样攀比考校论证出来的，我这样说只是想说明两个问题：其一，虽然古为今用，古今皆然，但是我们用的必须是真正符合事实的“古”而不是为满足我们的立论臆想的“古”如果立论和“古”不能契合时，你可以避而不谈“古”却不能生搬硬造“古”；其二，民族形成本来就是一个历史结果，我们不能截断历史源流而片面地规定民族属性，比如从文化整合的程度与方向上看，把李唐排除在汉民族之外就是相当草率的说法。这样一些情形虽然尚不至于说明文作者对历史的浅尝辄止，但是却足可以说明文作者在运用史料时的急功近利。虽然从文作者的文字看，没有极端反民族主义的倾向，但是这种急功近利的史料梳理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却是很危险的，极易导致极端立场，或者说这种史料梳理中的急功近利就是自身的极端立场导致的。这种急功近利的主要弱点就在于，很容易把一次讨论变成一次急于驳倒对方的论战，虽然驳倒对方也是讨论的一个目的，但是急于驳倒对方就难免要使人舍本逐末地在方法方式上过多地下功夫而忽略了事实本身的意义。
当然，平心而论，批判民族主义网站中有一些文字还是比较理智的，至少理智到有能力批判不理智的民族主义，比如有这样一段文字就颇为中肯：“一种具有现代性质的民族主义之建构，必须是开放的、非种族的，必须置身于全球性的现代化大背景。中国的民族主义自然需要反抗形形色色的世界霸权，但同时也需要借鉴包括西方在内的各种现代化模式。近代以来，中国并不缺少民族主义的价值符号和文化象征，所真正匮乏的倒是其实质性的政治内容，特别是具有现代化元素的、拥有公共利益的政治内容。现代的民族主义认同，不仅仅是一种种族的、文化的认同，更重要的在于民族国家的认同，而民族国家不是一种形式的、主权的和法律意义上的抽象，而是关于共同体生存方式、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的实质性的内容。这就是说，现代的民族主义认同，不是无原则、无内容的，不仅是对民族国家的外壳认同，而且也是对其内在的价值体系和政治体制的认同。而究竟什么样的价值体系和政治体制比较适合中国，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性认同，而是一个有待创造的建构性过程。中国民族主义的实质性内涵依然处于探索之中。”
虽然这位文作者关于中国古代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普世主义”的提法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作者的持论还是颇为中肯的，特别是上面这段关于“民族主义实质性”的论述尤具启发性。正如文作者说的那样：现代民族主义认同“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性认同，而是一个有待创造的建构性过程”而“中国民族主义的实质性内涵依然处于探索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中，如何建构民族主义的实质性内涵应该比简单粗暴地否定民族主义更有意义。我们不能因为民族主义的分寸不好把握，民族主义有一些潜在的短处与隐忧 ，就不思进一步在良性方向上建构它，而把它一棒子打死，这种避重就轻的做法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掩耳盗铃，也是一种既不负责任的逃避。
行文至此，我想我还是要回到朱学勤先生的身上，并且将不无遗憾地提到一个事实，朱学勤先生就有这样一些极端反民族主义的倾向。在写作谁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时，我还不了解学术界存在着这样一种极端反民族主义思潮，对朱先生对鸦片贸易的令人费解的诠释尚不能形成深入的认识，因此在那篇文字中我的一些落脚点十分保守。虽然在很多文字中我也觉悟到朱先生民族意识淡薄，但是没有更深入的理论背景为前提，我不能简单地把朱先生划入反民族主义的行列。对一个人的判断一定要建构在事实的基础上，至少是立足事实的合理推论的基础上，在这一点上我是和朱先生有显著区别的，这不只是一个学术态度，也是一个人面对问题时的态度问题。因此这也不只是什么科学精神，而是一个人做人的原则与分寸。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朱先生的极端反民族主义立场。
在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一文中，朱先生纵论了五四之后的民族主义种种，随即笔锋一转，谈到上个世纪末的民族主义问题，朱先生说：“至本世纪末，在大陆特定政治环境中，终于出现‘中国可以说不’那样的装腔作势、北大学生对克林顿提问时的拙劣姿态，以及此次科索沃危机发生，部分留学生放着在海外能看到的多元报道不说，却有意迎合大陆传媒的片面报道，提议成立‘抗北援南军’、紧急呼吁朱榕基推迟访美等各种亢奋表演。”文中朱先生意气用事地谈到了“装腔作势”、“拙劣姿态”与“亢奋表演”旗帜鲜明地从情绪上表达了对极端的民族主义立场、朴素的民族主义立场和一种近乎国际主义的朴素立场的一概而论的深恶痛绝，适足具备了钟情于美国的基本特征，而其中一些判断也因其没有确切根据而突现了朱先生非理性的极端反民族主义立场。
关于中国可以说不，我此前没有充分关注过，这本书刚刚面世的时候，我倒是在朋友那里见过，当时随手翻翻，觉得其中充斥着一些荒诞的历史知识与国际政治观点，放纵的笔触与恣意随心的思路将主题从一个民族的基本界限泛滥到沙文主义的地步，通篇透着时文的宣传与鼓动色彩，对中国的现实不但没有什么帮助，似乎也构不成什么实质性的冲击，所以浏览一下就把它当作普通的时文搁在一边了，那本书给我的总的印象的确有点儿装腔作势的感觉，只不过我不了解作者，更不了解他们的写书动机，也缺乏那本书之外的其它参照，因此不敢像朱先生这样断言他们是在装腔作势，我一般习惯于在不了解全面情形的情况下持保守的观点。我这样说不是暗示朱先生所谓的“装腔作势”缺乏根据，朱先生久在学术之中，想来对那些作者应该有更全面的了解。不过当时我的确是万没想到，这样一些狂热的并不具备充分代表性的偏见，后来竟成了反民族主义的主要靶子，也成了一些人走上极端的反民族主义的主要借口。
至于北大学生向克林顿提问时姿态是否拙劣，我的看法却和朱先生不尽相同。至少我不认为这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虽然学生的姿态过于强硬，过于咄咄逼人，我也很难由于它某种程度上冲击了一个美国总统的本位而简单地目之为拙劣。当然我不否认这中间有民族情绪，我甚至不否认这中间有个别的“气人有，笑人无”的阴暗的嫉妒心理，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学生的态度中有对美国近几十年来以世界警察自居的国际霸权主义的朴素的反感，由于学生的单纯与活跃，这种反感或许还没有被美国令许多人艳羡的物质优势冲淡，因此我认为学生的自发的朴素的态度可能有些过激，可是将这些姿态笼统地目之为拙劣说起来也是一种拙劣的反馈。学生的姿态只能说明学生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不能说明学生的情绪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相反，对学生的朴素情绪责之甚苛，倒是地地道道的极端反民族主义立场使然。
至于朱先生对部分中国留学生的反感，严格说来和极端反民族主义有些出入。因为这所谓的部分留学生的“亢奋表演”其实和我们通常所说的任何民族主义都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相反，这种“亢奋表演”实则发自一种朴素的近乎国际主义的立场，它是建构在对自己国家的自决权的基本认同之上的对其他民族国家基本自决权的尊重，因此我所说的基本的民族主义与这种朴素的国际主义并不形成必然的冲突，并且恰恰相反，基本的民族主义立场往往是这种朴素的国际主义的基础。
至于“部分留学生”的“亢奋表演”是否真的如朱先生所说是“放着在海外能看到的多元报道不说，却有意迎合大陆传媒的片面报道”的结果，实在是难以像朱先生那样断言。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朱先生的主观意愿的成分要比真正的证据与逻辑运作的成分大得多。我们不能想象朱先生真正了解了那部分留学生是否真的“放着在海外能看到的多元报道不说，却有意迎合大陆传媒的片面报道”我相信朱先生也提不出像样的证据说明那些留学生的判断果真和海外的多元报道没有关系。既然海外的报道是多元的，朱先生何以断定海外的报道中一定没有同情与倾向南联盟的呢？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朱先生何以认为那“部分留学生”没有在“多元报道”的背景中选择反美的立场的自由呢？作为一个应该比极端民族主义者更理智的学者的朱先生，何以认为在美国和南联盟的冲突中倾向与支持南联盟就是“亢奋表演”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因为留学生的做法违背了美国的利益与立场。
这样的以美国的利益与立场为准绳的立场，特别是甚至以美国的霸权主义利益与立场为准绳的立场，其荒谬性与非理性我们实在不必赘言其详。如果朱先生是一个美国人，我们可以称之为美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可是朱先生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不折不扣的中国人，我们又该怎样界定朱先生这种以美国的利益与立场为准绳的立场呢？我这样讲只是表达一个真诚的困惑，并非要蓄意暗示什么。朱先生可以为美国南部令人触目惊心的多元历史记忆版本嗟赏感叹，为什么对同样多元的关于正义之认识的多元版本如此大惊小怪，以至于放弃了自己一向坚持的“有话好好说”的主张，把一些原本可以说得更好一些的话说得颇为刺耳呢？一些中国留学生在原本和中国没有直接关系的国国冲突中，出于对霸权主义的反感，强烈地倾向于一个国家而反对另一个国家，这中间既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上的认同，也没有利益共同体的种种计较，只是朴素的国际主义与自发的正义感，何至于便招致朱先生这样强烈的愤慨与鄙视呢？即便朱先生把这样的追问所向看作自己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不许别人过问，我还是希望朱先生能扪心自问，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不是反对美国的民主政治）何至于劳烦朱先生在中国的思想界颇动肝火地冷言相向呢？这中间除了部分留学生可能存在的不很理智的情绪与缺乏理论修养的唐突之外，朱先生自己是否也有什么值得商榷的地方呢？朱先生是否意识到自己对部分留学生的专横逻辑不经意间表露了自己弘扬的自由民主精神的不彻底性甚至不自觉的虚伪性呢？
诚然，既然我认为部分留学生有“提议成立‘抗北援南军’、紧急呼吁朱榕基推迟访美”的自由，既然我认为部分留学生的这种所谓“亢奋表演”含有一定程度的国际主义倾向，那么我当然也无意否认朱先生有以美国利益与立场为准绳的自由，但是既然朱先生自己无法确定——他当然无法确定——部分留学生果真“放着在海外能看到的多元报道不说，却有意迎合大陆传媒的片面报道”那么我以为，至少朱先生斥之为“亢奋表演”的姿态本身也不免有一些“亢奋表演”之嫌。朱先生也许忘记了，所谓的“抗北援南军”所谓的推迟访美的提议，都是针对美国在全球范围推行霸权主义的反应，是针对美国以世界警察自居的我慢的具体反响，并不是针对美国的民主政治的，正因为此，朱先生的“亢奋表演”才因其无的放矢而尤其显出荒谬的亢奋。当然，比照朱先生在鸦片贸易问题上的冷峻来，这种“亢奋表演”倒也未尝不是一种真性情的自然流露。
其实朱先生原本是个性情中人，换句话说是一个比较善感的人，他的很多文字都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在对待六八年那一代人的问题时，朱先生便显示出令人感动的一往情深，每次阅读那篇文字，我都能感受到朱先生浓得令人窒息的感情。这样一些善感的文字更衬托得朱先生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冷峻异常突兀鲜明，如果这种冷峻的目光代表着真正客观的科学精神，那么我们只能为朱先生的冷峻喝彩，可是如果这种冷峻因结论与事实出入甚远而成为对是非感的冷漠，那么科学精神就不能成为民族意识淡薄的理由了。我们通常说的科学精神是冷静与客观缺一不可的，因此没有客观的冷静只能是冷漠却不能成为科学精神，特别是这种冷漠的对象还是自己民族的屈辱历史时，这种脱离客观性的冷漠就更显得触目惊心了。这就是对当前的极端反民族主义思潮有了初步了解之后，我对朱先生关于wto与马噶尔尼访华的讲演的进一步认识。
关于马嘎尔尼访华演讲中有关鸦片贸易的问题，我在谁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一文中做了反驳，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只是聊做几点补充即可。在批判民族主义网站，有人强调尊重另类声音，尊重异端，对此我深表赞成，但是我以为朱先生关于鸦片贸易以及马噶尔尼所谓的自由贸易的看法由于与事实相去过于遥远，因此不能算作异端和另类声音，只能算作谬见，特别是以朱先生的知识结构与判断力而言，实在不至于出现这样低级的错误，因此这些谬见更显得不容易被谅解。并不是所有的非主流的声音都有资格成为另类声音，如果它没能立足事实，没能试图比主流声音更接近于事实，那么它只能是一些胡话和呓语，恕我直言，撇开朱先生有可能蓄意歪曲事实的可能，朱先生关于马噶尔尼自由贸易以及鸦片贸易的说法实在只是一些胡话与呓语，相比之下，我倒觉得马克思的说法在一百五十年前的英国堪称真正的异端与另类声音：“只要我们注意考察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几乎处处可以看到，它的‘自由’的基础就是垄断。”（鸦片贸易史）
对事实进行朱先生这样的曲解的确有几分令人触目惊心，特别是这中间不但克服了与事实相左的压力，还跨越了民族感情的掣肘，从理智上的约束与感情上的限制迈向这样的谬见实在让人有些难以想象。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如果鸦片贸易与自由贸易的历史可以这样被“解构”的话，那么我们沿着这个思路给汪精卫翻案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至少汪精卫身上没有体现出令现今一些“有识之士”厌恶的民族主义情绪来。遗憾的是，历史虽然不断地被文人愚弄，被权势强暴，但也的确不是可以随意愚弄与强暴的，就像没有人会为了反民族主义转而为汪精卫翻案一样，朱先生对鸦片贸易与自由贸易的怪谈，终将因为其自身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与情感维系而成为一次生动的笑谈。
上面这些简单事实都足资说明朱先生的极端反民族主义倾向，只有一个极端反民族主义者，才会在有关民族的历史中那样公然地违背事实却没有表现出任何理智上与感情上的负担；也只有一个极端反民族主义者，才会在部分留学生那样的事件中表现出那样强烈的情绪而在民族历史上的是非问题上表现得这般冷漠。
至此，想必有人会问：既然部分留学生的行为与民族主义情绪没有直接联系，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这里讨论呢？其实关于这个问题的理由很简单，我们所以在这里讨论一个不关涉民族主义的问题，是因为朱先生对这种行为极其反感，并且从朱先生的这种更近于非理性的反感中，我们更可见极端反民族主义的本质。从朱先生对部分留学生之提议的态度看来，朱先生的所谓反极端民族主义其实已经暴露为一种反“反美”主义，尽管自由主义者一般习惯于说自己的反民族主义是反对民族主义的排斥美国民主政治，但是实质上朱先生甚至连人们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都不能容忍，可见这种反“反美”主义虽然打着弘扬民主的旗帜，其实是不准备容忍任何对美国这个民主国家的非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弘扬民主的旗帜至少在朱先生的手里变成了一种“美国碰不得”的代名词，似乎不知不觉间，美国的霸权主义连同美国的民主一同占据了朱先生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这样就不难解释何以朱先生要很情绪化地对部分留学生冷言相向了。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见其它极端反民族主义者对朱先生的这种对美国政治的扩大化倾慕提出质疑，所以我们至少不能排除其它极端反民族主义者并不以朱先生的这种扩大化为不妥的可能性。有鉴于此我们也不妨把推论尝试着扩大一些，从朱先生的以美国利益与立场为准绳的立场我们可见，大部分极端反民族主义者其实只是一些反“反美”主义者，并且和那些固执的保守主义者把裹脚布也当作国粹一样，这些极端反民族主义者——就本文的语境看是反“反美”主义者——也把霸权主义等行径看作民主政治的一部分来呵护着，这种一个民主遮百丑的简单粗糙的思路其实和现代真正的民主政治精神是相去甚远的，它的理论基础与思维模式其实来自于专制政治下的独断论与血统论，仿佛一个政体只要是民主的便不必计较它是否在推行霸权主义，便不必计较它是否在民主之外的领域是否合理。这个结论似乎颇令人觉得不快，也颇让人感到悲观，但是从朱先生对部分留学生的近于诋毁的态度中，我们难道还能得出什么别的结论吗？
这种以民主为霸权主义开脱的蛮横逻辑便是一种以民主为标识的当代神话，是极端反民族主义者的精神旗帜。他们从理论上或许还把民主作为一个相比之下弊端最少的政体，但是在感情上却把民主看成一种完美的政体，似乎民主幌子下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我这样说也许有些极端反民族主义者也要说我在迎合某种主流话语了，但是我不会为这些暗示性极强的诬蔑而怯于表达我的立场的）也像民主一样洁白无暇、光辉灿烂了，似乎谁要是胆敢出来反对强权和霸权就是悍然跳出来反对民主了。
遗憾的是，当年拿破仑在欧洲范围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因此把法国大革命的精神火炬传遍欧洲，可是欧洲其他民族国家的人却另有打算，即使他们不排斥法国大革命的精神营养，也不打算因此容忍法国君主的统治，这就是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分水岭。这样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特别是告诉那些极端反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可能令人不快，但是毕竟是一个事实，并且在民族国家受到威胁的时候，民主主义这种普适的原则不能成为放弃具体的民族主义的理由。
历史也不只一次地告诉我们，没有基本的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往往成为宗主国的民主与藩国（率先放弃基本的民族主义立场，势必沦于藩国的境遇）的装饰性参与的混合怪物，在那里如果不展开真正的民族解放斗争，获得近似于宗主国的“民主”的唯一途径就是出卖民族利益。无论我们怎样充满激情，我们都不得不承认，民主不是什么政治神话，民主是人的政治权利，如果一个人丧失了主权的基本保证（基本的民族主义便是主权的基本的精神保证），他是谈不上什么政治权利的。
虽然我说了这许多关于民族主义的话，但是回头看来我仍然觉得是些废话，我仍然觉得基本的民族主义是不需要论证其合理性的。关于民族主义的种种豪言壮语，我也就不再赘述了，最后我只想提出一个请求，请求那些因为仰慕西方的物质优势而有些迫不及待的极端反民族主义者：打开国门是大势所趋，也是当务之急，可是我们打开门就足够了，求求你们这些理智的精英主义者，给我们这些平庸之辈留下围墙吧，我们没有足够的抽象能力，没有围墙这样的客观约束，我们的爱国主义或许会失去基本依托。这个要求不过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