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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女作家称乡音方言为“夹不住的尾巴”比喻贴切鲜活。但我以为还不够完整，应称其为“夹不住的美丽的尾巴”因为，正是这一条尾巴，给我们的人生际遇添了许多美丽的故事，美好的情感，美妙的回忆。
我老家在三峡库区的莽莽群山之中。那里的方音、方言既有重庆的火爆，又带湖北的绵软，发音不分唇齿音与双唇音、不辨鼻音与边音，把“吃饭”念成“齐唤”“男子”念成“篮子”把“注意力不集中”叫做“打张花石”还保留了不少古入声读法，如“肉”念成“如”要说土，可谓土得掉渣。可正是因这一份独特的土味使其具有个性和魅力，界定了我的出生地，代表了生我养我的一方水土，让我在任何地方一听到它，便能知道那是家乡话，那说话者不是我的乡亲也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
出来工作多年，先前从事的是中学语文教学，后来在企业办公室工作，这诸多因素使我学会了普通话。但是我一有机会就要讲家乡话，苦闷时，孤独时，喜悦时，激动时，愤怒时，若不用家乡话不足以表达或者宣泄情绪。而且，我不愿也不能忘掉家乡话，我甚至害怕忘掉它，因为，家乡话可以勾起我无穷尽的回忆，回忆可以衬托出故乡与异地、昨天与今天的反差，在反差中我们抚今追昔感悟生活，叩问灵魂憧憬未来，这样，我们的人生才沉厚，才丰富多彩。如果说，乡情是无法稀释的酒，永远喝不淡的茶，那么，乡音方言就是那酒、那茶幽远绵长的馨香。
我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出门在外，为了方便交流，促进沟通，也为了我国语言文字的发展，我们应倡导、鼓励说普通话。但是，我觉得牢记乡音并不与之矛盾，我们完全可以操“双腔”就象我们在汉语之外再掌握一门外语一样。
我知道，也有人一旦离开故乡，跳出“农门”便以乡音方言为耻，不愿再提老乡，不愿再吐乡音，不愿再讲方言。这些人绝不是出于方便交流沟通的目的，因为他们在乡亲甚至父母面前也“别腔拐调”“贵州驴子学马叫”他们要么是小人得志，炫耀自己，要么是怕老乡给自己添麻烦，怕乡亲们无意中揭出“乡老坎”的老底子，一不留神提起他喝红薯稀饭，穿扎腰裤的往事来。正如林语堂先生笔下那些在异乡称自己上海人的杨州人，虚荣心在做怪。我们自然不能说他们这样做有多不应该，有多大的罪过，但至少，他已没有了乡里乡亲的亲切感了。
人在异乡，即使在车水马龙、喧阗繁华的都市中，也会感到孤独，心中常会有一丝怅然，一种没着没落的怅然。而此刻，耳边响起一声稔熟的乡音，如同一缕春风抚过，你便马上会心中踏实许多，哦，原来这偌大的城市里也有我的老乡啊。有时，乡音方言就象国际歌，可以让你找到同志和战友。有一年夏天，在北方一座大城市里，我买西瓜，讲好包开包熟，可打开是一只生瓜，我不想要，几个卖瓜的汉子手提西瓜刀团团围住我，口里骂着“外地佬”强迫我买下，无奈中我一边掏钱一边用家乡话咕哝了一句，一个看热闹的年轻人马上走过来问我：你是重庆人？我说是。他一挥手，过来七八个青年齐刷刷站在我身后，为我据理力争。最终我买了一只熟瓜。回头一问，原来他们是老乡，在这座城市打工五六年了！还有一次，在西双版纳的边境小镇打洛赶完早市，去一家小饭馆吃饭，老板竟是梁平人！高兴得他又切卤菜又开啤酒，热情招待了我们一顿不说，还要留我们住一晚再说，说要和老乡吹龙门阵过瘾。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泪是喜悦、激动的泪。然而，现在社会上老乡整老乡、整得泪汪汪的事也有，但那毕竟是少数，这些整老乡的人事后必定是寝食难安，愧对父老乡亲的。
乡音方言是对还乡游子的试金石。回到故乡，回到家中，一开口说话，父母和邻居便立即会读懂你的音色音调，原汁原味会让他们倍感亲切温馨，一句“这崽儿没变”也会让你甜蜜高兴。这并非父母乡亲不希望你变好变富变得有见识有出息，而是说：你变得再好，也不能变了乡音，因为它反映你对故乡的一份情。乡亲们要从你未改的乡音中打开记忆的闸门，寻找你儿时的天真少年的热情，找回那逝去的时光，在温馨情怀中忆念曾经拥有的过去，从中获得慰藉，看到变化，尊重历史。乡音象脐带，连着哺育你成长的故乡，象青藤，连着乡亲们的情感。因此无论你是衣锦还乡还是落魄而回，是满载而归还是行囊空空，只要你能用未改的乡音方言与乡亲们唠上家常，他们都会认同你、接纳你，用浓酽的乡情为你洗去风尘，擦拭创伤，抚慰心灵。
中国是乡音方言最为丰富多彩的国度，有八大方言区，而每一个方言区又可划出若干小方言区来。每一种乡音方言都有其独特的美丽，独具的魅力，它是每一个地域文化的标志，是我们每一个人藏不住的尾巴，无论走到地角天涯，我们常会情不自禁地扬起它，在人群中让它美丽地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