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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研究dna，上推亿年，据然一个非洲的黑女人，是整个人类的母亲，那么不管姓刘姓王，姓陈姓李，达尔文达芬奇，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叔伯姑姨。后来人类变得生分了，人与人要争斗，国与国要打仗。一个人要与另一个人相遇，还要看缘份，靠运气。与陈大导演见上一面，我真要越过上亿个人头，还要经历一场大战。
1977年我毕业于上海工艺美术学校，被分配在上海漆器雕刻厂。这个时期，就是红袖添香小说大赛所说的“青葱时代”
我没有去找“青葱”恋爱，而是投入了1978年的全国艺术类高考。因为是各艺术院校独立招生，我同时报考了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上海师大美术系，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我开始了车轮大战，手上的画笔好象赵子龙的银枪，舞得雨打梨花相似，风雨不透，血透战袍，冲出重围。四次复试，四次体检验血，上百cc的血没了，，却长出三头六臂，精神为之大振。
我的工艺美校同班同学姜建忠，突然来我家告诉我，不好了，上面有指示，上海工艺美术学校毕业的学生不可以参加高考，必须按国家规定两年以后报考对口专业：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我一听，好似头顶浇了一壶滚烫的开水，好险没一屁股坐下去，把亭子间里装“黄金”的木头马桶坐散架了。
“上面”怎么能这样，我们这些热血青年，正在努力报效“上面”怎么可以这样糊弄我们，真是气煞人也。我与建忠串联了许多同学，去上海市高校招生办公室上访，结果真的看到了“上面”的文件：中专毕业须工作二年才能报考对口专业。有同学执笔，写了一封上访信，收信人是当时的文化部长王镇，诉说我们经过所有考试过程在先，教育部文件发在之后，这不公平。同学们都签了名，我犹豫不决，迟不落笔，有广东家庭出生的同学数了一下，正好17个，加上我凑成十八，讨个吉利，大家起哄，逼着我签名，我不得已签下大名：达世奇。
我们的信石沉大海，自然，我的车轮大战也白辛苦一场。可是有一天，我收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的录取通知书，原来天子脚下，是“上面”的“上面”气魄就是不同反响。
我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我哪里知道，上海招生办可是炸开了锅。几乎所有的同学，不管平时与我相处如何，认不认识，都挤在招生办大吵，一定要拽着我的大腿，要么与我一起鸡犬升天，要么一起坠落地狱，莘莘学子，报国之心，壮哉！但是我行我素，还是去电影学院报到。电影学院的老师与我谈话，给我看了刚收到的电报，一份来自上海市招生办，指出我不符合入学资格；另一封来自我档案的所属工厂：漆器雕刻厂，揭露我从未见过面的，远在新疆的姑父，是一个国民党投诚部队的营级副官，属历史反革命。上海的“上面”太多了，上海的“下面”都要倒霉。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安慰我：“不用怕，这儿是北京。我们这届美术系的新生与你一样，大多数是各省市工艺美校的毕业生，我们电影学院的院长是文化部的副部长，我们明天就去文化部教育司去拿调令，有了调令，上海必须放人。”
第二天下午，负责招生的老师从文化部回来了。他问我，我是否与一些人写了给文化部长的上访信？我大吃一惊，点头称是。他说，王镇部长在信上批示：“与轻工业部协商解决”信转交到轻工业部，轻工业部的副部长在信上批示：“根据国家规定，两年以后报考对口专业”现在有两个部长的批示和签名，否定了上访信的诉求，文化部教育司没人敢动。如果我的签名在中间不在末尾，他们就当是疏忽，没留意到我的名字，我达世奇就不在二位部长批示范围之内，他们可以批出了调令。而我的名字又太特别，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不可能视而不见，因此我只能被退还原籍。
我用力地紧抓着自己的头发，差一点没把头皮扯下来。
一封上访信，有我的签名，又有二位部长批示否定，和他们的亲笔签名，现在想来，这既是命运的转折又是历史的文物，应该把它找出来拿去拍卖。如果那时候流行点击率，一定超过现在十倍。
我垂头丧气地在电影学院的饭厅里排队买饭，前面有一人，个高，纤瘦。我与他搭话，因为我要走了，能多相识一个电影学院的同届新生校友，会多一份温暖。我把我的遭遇告诉他，他对我说，他是导演系的新生，也是上海人，可能与我的命运相同，也要离开电影学院，因为他有视网膜脱落症，不适合干导演这一行，现在正在做最后的医疗检查。我们莘莘相惜，共同哀叹自己的遭遇，埋怨被命运之神玩弄于股掌之间。
我在电影学院学生宿舍里，躺在有“达世奇”三个字标签的床上睡了最后一觉，第二天醒来，地球照样转动，太阳照常升起。这一天的晚上，我要坐火车，离开这里的伤心地，到另一个心伤地：上海，这个让我一签成名的地方，去受“上面”的折磨和“下面”的嘲笑。
中午，我到电影学院的饭厅去吃“最后的午餐”我很想再见那个导演系的老乡，与他道别。我在饭厅里排对，这次，站在我前面的，又是高个，但却壮实，见我探头看他，很大方的和我打招呼：“你好。”他与我交谈起来。我听说他也是导演系的新生，就象他打听另一位，来自上海，有视网膜脱落症的。他说：“我的视网膜没有脱落，不是我。”我苦笑一下，告诉他我的遭遇。他惊讶地说：“哦，原来你就是达世奇啊，我听说了，事情还闹得挺大，你的名字都上部里去了，可以拍故事片了。”他伸出手来，友善地自我介绍：“我叫陈k哥，来，握握手吧。”我感到他的手厚实有力，又不失柔韧温暖，是个有福之人。
后来，又越过了上亿个人头，碰到一位绝代佳人。
1979年，我与建忠双双考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这回是参军入伍，不属于教育部招生委员会管，真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我对建忠说，这个世界，不一定是有德者据之，但一定是有才者据之。
1983年我从军艺毕业，为响应邓小平裁军的号召，我转入地方，成为上海电视台的美术编辑，负责一本杂志：“电视剧艺术”经常混迹于俊男美女之中，为了杂志封面到处猎艳。
我经常去的地方，是上海戏剧学院。在一年级女生宿舍里，一群美女围着我，我见到一个小巧精致的姑娘，惊为天人。我决定为杂志开辟一个新的专栏：“新星窗”专门刊登有可能成为未来明星的年轻美女，她，就是我这个“窗”的开山之作。我找来了摄影师，在镜头前放了一快玻璃，透过玻璃看到美女和一片白色的背景，我用水彩在玻璃上画起来。画完了，我对摄影师做了个手势：“action！”“咔嚓”照片拍出来了，美女昂首挺胸，背景抽象水墨淡彩，气象万千，就好象屈原站在河边上，准备跳下去之前要发一番感慨。我在照片下面注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一年级女生———陈虹，我大概是她在镜头下的第一位“导演”
照片印在杂志上，杂志致今还保留。我太太看见了，对我说：“你那个时候还是帅哥，为什么不去追她？”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算了吧，还是留给咱们的陈大导演吧。”
“如果你不在上访信里签名，你就入了北京电影学院的美术系，然后学了张艺谋，转行做导演，你就变成达大导演了，这二陈故事可能要改写。”太太思索了一会，又说：“不过谁知道，你做了画家，去追陈虹，五百年以后，可能没人提起陈k哥了，而陈虹跟了你，或者被你画了肖像，送进了法国卢浮宫，挂在蒙娜丽莎的旁边，被罩上玻璃罩子，天天受人瞻仰，不是可以留芳百世了吗？”
“不要搞我，追陈虹？我知道自己的斤两，让鸡蛋往石头上撞？，撞得我视网膜脱落了怎么办？，画画都不行了，还谈什么卢浮宫？还是现在这样好，我们俩可以到处潇洒旅游，说不定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街头垃圾箱里，捡到一个旧的画布和一堆旧颜料，然后回上海给你画肖像，正好调色油没了，向邻居小饭店要了一小碗。五百年后，考古学家研究了画布颜料和风格，认为与达芬奇相似，并证明达芬奇经常向邻街的小饭馆要油，所以油的含量中有炸土豆，鸡，猪排，牛肉丸子和鱼的混和成分，是重复使用，质量胜过地沟油，因此确认该幅肖像是达芬奇的真迹，挂在卢浮宫蒙娜丽莎的旁边。”
“是啊，你说得不错，”太太接过我的话题笑着说：“后来考古学家研究这个画中的女子，怎么会有中国妇女的外貌特征呢？，是不是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意大利，又与达芬奇相遇了呢？”
“谁知道，命在旦夕之间，运在倾刻一瞬，一个小小的签名，决定命运五百年，谁能预料？谁敢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