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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龙应台与儿子安德烈，一个在台北工作，一个在欧洲读书，当她卸任回到儿子身边时，他们之间有了座无形的墙。于是，母子俩用3年时间互相通信交流沟通，终于进入了对方的生活、世界和心灵。
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
我离开欧洲的时候，安德烈14岁。当我结束台北市政府的工作，重新有时间过日子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18岁的青年。
我想和他说话，但是一开口，发现，即使他愿意，我也不知说什么好，因为，18岁的儿子，已经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在想什么？他怎么看事情？他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什么使他尴尬，什么使他狂热，我的价值观和他的价值观距离有多远我一无所知。
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以认识成熟的安德烈，我要认识这个人。
于是我问他，愿不愿意和我以通信的方式共同写一个专栏。条件是，一旦答应，就绝不能半途而废。
他答应了。我还不敢相信，多次追问，你知道不是闹着玩的，截稿期到了，天打雷劈都得写的。
因此，当读者的信从世界各地涌入的时候，我确实吓了一跳。有一天，在台北一家书店排队付账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跟我握手，用低沉的声音说“如果不是你的文章，我和我儿子会形同陌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和对方说话。”他的神情严肃，眼中有忍住的泪光。
这么多的信件，来自不同的年龄层，我才知道，多少父母和儿女同处一室却无话可谈，他们深爱彼此却互不相识，他们向往接触却找不到桥梁，渴望表达却没有语言。我们的通信，仿佛黑夜海上的旗语，被其他漂流不安、寻找港湾的船只看见了。
我至今不知他当初为何会答应，不可思议地他竟然真的写了3年。我们是两代人，中间隔了30年。我们也是两国人，中间隔着东西文化。我们原来也可能在他18岁那年，就像水上浮萍一样各自荡开，从此天涯淡泊，但是我们做了不同的尝试——我努力了，他也回报以同等的努力。我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18岁的人，他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
烦恼十九
mm：
又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坐下来给你写信，最近出了两个状况，让我很心烦。
第一个，上封信你问我，碰到一个你不赞成的人，而他偏偏掌权，譬如说他是决定你成绩的老师，这种矛盾怎么处理？现在就发生了。我们这一班有一半人都到美国去做过交换学生，我也在美国读过一年，所以我们的英文水准比一般没去留学的德国学生要高很多，而他还是照他一贯的方法教学，我简直学不到任何东西。最让我生气的是，我发现他对英文的文学作品根本没有解析的能力，常常不知所云。英文课就变成了我们最不需要动任何脑筋的课。
我是在这个时候决定要“反叛”的。我在他的课上睡觉，而且拒绝交作业。讨论文学作品的时候，我提出他完全无法招架的问题。
然后，事情就发生了。他竟然说我在“嗑药”（吸毒）。导师来找我谈话。连同学都以为是真的了。
mm，我“反叛权威”对还是不对？现在，我得到什么？他很快就要退休，而我，得到一个烂分数，外送一个“嗑药”的名誉。
我知道反抗权威会有后果，也想过闭嘴做他的乖学生，但是我还是用消极“罢课”去抵制他，我的理性毕竟败给了我的情绪。而现在，他给我这么多麻烦，我的好胜心又被挑起，我想：我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英文成绩扳回来。这样，他是不是会开始理解我反对他是因为他教学太烂？
这第二个“麻烦”嘛，你大概已经等了19年，等我来告诉你——没错，女孩子。
两年前，当我很多好朋友都在谈恋爱的时候，我对女生一点没兴趣，因为我有太多其他的兴趣。但是自从在美国有了一个女朋友以后，(哈，没告诉过你——你就当我忘了说吧？)我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地“坠入”其中，而且一次又一次地失恋。有时候我在想，怎么老是被人甩了，搞不好我有问题？(开玩笑的。老妈别紧张。)
上个礼拜，我又失恋了。寒假里，她遇见了一个荷兰男孩，就跟他好了。我很难受，当然我的自尊被伤害了，虽然我的理智告诉我：没关系，我爱的其实是另一个女孩，她只不过是一个假想的替身。但是感情上就是放不下，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其实她并不清楚我对她的感情，她以为我们是“好朋友”我应该假装若无其事地继续我们的“友谊”还是只管我自己“疗伤”跟她断掉？
这看起来与我跟英文老师的冲突没有关联，其实性质是一样的，我应该诚实地袒露自己的感情，还是隐藏它？对英文老师这个权威，我似乎应该避免坦诚而接受他的权威，因为表露不满，我会受伤。对这个女孩，我又似乎应该坦诚，否则我们的“友谊”就被放在一个紧绷的钢丝索上，让谎言和虚假充斥。
面对第一个难题，我需要智能；面对第二个难题，我需要勇气。然而，我觉得我两个都不够。
多难啊，接下来的几个礼拜，我有那么多人要“应付”——不，事实上，是在接下来的“一生”中，我有那么复杂的人际关系要“应付”我觉得自己很笨拙。
我这些“倾诉”会不会让你觉得，像是好莱坞的巨星们在抱怨钱太多、太有名，所以生活很“惨”？可是，生命往往就被那微不足道的事情给决定了
安德烈
2005。1。30
阳光照亮你的路
安德烈：
如果有个人手里拿着一个弹弓，站在高处对着你。你要反击，是站在那低处呢，还是先站到高处再说？
你会说，不对，mm，照你这个逻辑，人民也不要抵抗暴政了，因为他们永远不可能抢到高处。而且，跟极权合作的人，还可以振振有词地说，我这是在“迂回作战”想办法站到高处去，再为人民说话，再造福社会。可是还没造福社会，那人已经先享尽了权力的好处。
你的反驳我将无法响应。安德烈，这个世界里，见风转舵的投机者绝对是大多数。所以你说的“勇气”和“智能”永远是稀有的品质。更何况“暴虎冯河”的勇气和“谋定而后动”的勇气，有时候很难辨别。
安德烈，你不是惟一一个必须思考怎么去“应付”那极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少年，你的英文老师对你所造成的难题，只是一个小小的训练吧。譬如说，在你决定上课睡觉、不写作业之前，你是否思考过，用什么语言才能够和他沟通？又或者，什么形式的“反叛”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收获或者灾难？你想要达到什么？你的逻辑是什么？
两星期前，我买了两棵一般大小的水仙球根，一棵放在玻璃窗边，一棵放在餐桌上，都用清水供着。窗边那棵还像一盆青葱，桌上的那棵，屋内稍暖，却已经开出了香气迷迷的花朵。
你愿意和我谈感情的事，我觉得“受宠若惊”是的，我等了19年，等你告诉我：mm，我认识了一个可爱的女孩。
我一点也不觉得你的烦恼是“好莱坞明星”的“无病呻吟”事实上，接到你的信，我一整天都在一种牵挂的情绪中。你说，使人生平添烦恼的往往是一些芝麻小事，你把失恋和打翻牛奶弄湿了衣服相提并论，安德烈，你自我嘲讽的本领令我惊异，但是，不要假装“酷”吧。任何人，在人生的任何阶段，爱情受到挫折都是很“伤”的事，更何况是一个19岁的人。如果你容许我坦诚的话，我觉得你此刻一定极端苦恼，而毕业大考就在眼前。我牵挂，因为我知道我无法给你任何安慰。
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的德国少年是否读过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和你一样，在法兰克福成长，他的故居我也带你去过。23岁的歌德爱上了一个已经订婚的少女，带给他极深的痛苦。痛苦转化为文字艺术，他的痛苦得到升华，可是很多其他的年轻人，紧紧抱着他的书，穿上“维特式”的衣服，纷纷去自杀了。安德烈，我们自己心里的痛苦不会因为这个世界有更大或者更“值得”的痛苦而变得微不足道；它对别人也许微不足道，对我们自己，每一次痛苦都是绝对的，真实的，很重大，很痛。
歌德在维兹拉小城第一次见到夏绿蒂，一个清纯静美的女孩，一身飘飘的白衣白裙，胸前别着绯红色的蝴蝶结，令他倾倒。为了取悦于夏绿蒂，他驾马车走了10公里的路，去给夏绿蒂生病的女友送一个橘子。爱而不能爱，或者爱而得不到爱，少年歌德的痛苦，你现在是否更有体会了呢？可是我想说的是，传说40年后，文名满天下的歌德在魏玛见到了夏绿蒂，她已经变成一个身材粗壮而形容憔悴的老妇。而在此之前，歌德不断地恋爱，不断地失恋，不断地创作。23岁初恋时那当下的痛苦，若把人生的镜头拉长来看，就不那么绝对了。
你是否也能想象：在你遇到自己将来终身的伴侣之前，你恐怕要恋爱10次，受伤20次？所以每一次的受伤，都是人生的必修课？受一次伤，就在人生的课表上打一个勾，面对下一堂课。歌德所做的，大概除了打勾之外，还坐下来写心得报告——所有的作品，难道不是他人生的作业？从少年期的维特的烦恼到老年期的浮士德，安德烈，你有没有想过，都是他痛苦的沉思，沉思的倾诉？
你是否应该跟这个你喜欢的女孩子坦白或者遮掩自己的感情？我大概不必告诉你，想必你亦不期待我告诉你。我愿意和你分享的是我自己的“心得报告”那就是，人生像条大河，可能风景清丽，更可能惊涛骇浪。你需要的伴侣，最好是那能够和你并肩立在船头，浅斟低唱两岸风光，同时更能在惊涛骇浪中紧紧握住你的手不放的人。换句话说，最好她本身不是你必须应付的惊涛骇浪。
可是，我不能不意识到，我的任何话，一定都是废话。因为，清纯静美，白衣白裙别上一朵粉红的蝴蝶结——谁抵挡得住“美”的袭击？对美的迷恋可以打败任何智者自以为是的心得报告。我只能让你，看着你，跌倒，只能希望你会在跌倒的地方爬起来，希望阳光照过来，照亮你藏着忧伤的心，照亮你眼前看不见尽头的路。
mm
2005。2。8
21岁的世界观
mm：
你给我的10个“专访安德烈”问题里，你问我“你对于男女平等怎么看？”这个问题够“落后”因为“男女平等”是德国70年代的问题，最关键最艰苦的仗都在那个时候打过了。我是21世纪的人了。
所以我就挑了下面几个还有一点意思的问题，答复你。
问题一：你最尊敬的世界人物是谁？为何尊敬他？
我记得在一个朋友家里看过一本书，书名叫“影响世界的人”书里的人物，有耶稣、穆罕默德、爱因斯坦、马丁路德金、巴赫、莎士比亚、苏格拉底、孔子等等。朋友和我就开始辩论，这些人物的历史定位，有多少可信度？
有很多人，不管是耶稣还是孔子，都影响了人类，但是，你怎么可能把他们的重要性拿来评比？这本地摊上的廉价书，把穆罕默德放在耶稣前面，理由是，穆罕默德靠一己之力去传播了信仰，而耶稣依靠了圣徒彼得的帮忙。笑死人，能这样来评分吗？再说，你又怎么把莎士比亚和孔子来比对呢？
你现在大概猜到我要怎么接招你的问题了。我如果回答你一个名字或者一组名字，那么我就犯了这个“评比”的谬误，因为不同历史和不同环境下的影响是不能评比的。
我可以说“披头士”很了不起，但你马上可以反驳：没有巴哈，就没有披头士。如果我选巴赫，你又可以说，没有bartolomeocristofori发明钢琴，哪里有巴赫。
mm，假如你对我的答复不满意，一定要我说出一两个名字，那我只好说，我真“尊敬”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要忍受我这样的儿子。我对他们一鞠躬。
问题二：你自认为是一个“自由派”、“保守派”还是一个“什么都无所谓”的公民？
我自认是个“自由派”但是，这些政治标签和光谱，都是相对的吧。
每一次德国有选举的时候，一个电视台就会举办网络问答，提出很多问题，然后，从你选择同意或反对的总分，去分析你属于“保守”还是“自由”党派。我发现，几乎每一次，我的答案总结果都会把我归类到德国的自由党去。可是，我对德国自由党的支持，又向来不会超过60分，意思就是说，我的总倾向是自由主义的，但是对于自由党的很多施政理念，不认同的地方在40%上下。
很多人投票给某一个政党，只是因为他们习惯性地投那个党，有了“党性”我投票则是看每一个议题每一个政党所持的态度和它提出的政策。所以，每一次投票，我的选择是会变的。你可以说我是自由、保守、甚至于社会主义者，也可以批评我善变，但是，我绝不是一个“什么都无所谓”的人。
问题三：你最同情什么？
这个问题有意思。无法表达自己的人——不论是由于贫穷，或是由于不自由，或者单单因为自己心灵的封闭，而无法表达自己的人，我最同情。
这个世界有许多的邪恶，你简直就不知道谁最值得你同情：非洲饥饿的小孩吗？某些伊斯兰世界里受压迫的妇女吗？被邪恶的政权所囚禁的异议份子吗？而这些人共有一个特征：他们都无法追求自己的梦想，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无法过自己要过的人生。最核心的是，他们表达自我的权利被剥夺了。
对他们我有很深的同情，可是，我又同时必须马上招认：太多的邪恶和太多的灾难，使我麻痹。发现自己麻痹的同时，我又有罪恶感。譬如你一面吃披萨，一面看电视新闻吧。然后，你看见荧幕上饥饿的儿童，一个5岁大小的非洲孩子，挺着鼓一样的水肿肚子，眼睛四周粘满了黑麻麻的苍蝇。
你还吃得下那块油油的披萨吗？你会干脆就把电视给关了？
我就是把电视给关了的那种人。
给河马刷牙
安德烈：
我注意到，你很不屑于回答我这个问题：“你将来想做什么”所以跟我胡诌一通。
是你们这个年代的人，对于未来太自信，所以，不屑于像我这一代人年轻时一样，讲究勤勤恳恳，如履薄冰，还是，其实你们对于未来太没信心，太害怕，所以，假装出一种嘲讽和狂妄的姿态，来闪避我的追问？
我几乎要相信，你是在假装潇洒了。今天的青年人对于未来，潇洒得起来吗？你看看联合国2005年的青年失业率数字：
香港15到24岁青年的失业率是9。7%，台湾是10。59%。你这个年龄的人的失业率，远远超过平均的失业率。巴黎有些区，青年人有40%出了校门找不到工作。
然后，如果把青年自杀率也一并考虑进来，恐怕天下做父母的都要坐立难安了。自杀，已经是美国15到24岁青年人的死因第一位。在台湾，也逐渐升高，是意外事故之后第二死因。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说，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国家，青年是最高的自杀群。
你刻意闪避我的问题，是因为21岁的你，还在读大学的你，也感受到现实的压力了吗？
我们20岁的时候，70年代，正是大多数国家经济要起飞的时候。两脚站在狭窄的泥土上，眼睛却望向开阔的天空，觉得未来天大地大，什么都可能。后来也真的是，魔术一般，贫农的儿子做了总统；渔民的女儿，成了名医；面摊小贩的儿子，做了国际律师；码头工人的女儿，变成大学教授；蕉农的儿子，变成领先全球的高科技企业家。并非没有人颠沛失意，但我们真的是“灰姑娘”的一代人啊，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亲眼目睹南瓜变成金色的马车，辚辚开走，发出真实的声音。
你记得提摩吧？他从小爱画画，在气氛自由、不讲究竞争和排名的德国教育系统里，他一会儿学做外语翻译，一会儿学做锁匠，一会儿学做木工。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又过去了，现在，应该是多少年了？我也不记得，但是，当年他失业时只有18岁，今年他41岁了，仍旧失业，所以和母亲住在一起。
因为没有工作，所以也没有结婚。所以也没有小孩。提摩自己还过着小孩的生活。可是，他的母亲已经快80岁了。
我担不担心我的安德烈——将来变成提摩？
我记得我们那晚在阳台上的谈话。那是多么美丽的一个夜晚，海浪扑岸的声音，一阵一阵的。猎猎的风，撩着玉兰的阔叶，哗哗作响。在清晨3点的时候，一只蟋蟀，天地间就那么一只孤独的蟋蟀，开始幽幽地唱起来。
你说“妈，你要清楚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你有一个极其平庸的儿子。”
你坐在阳台的椅子里，背对着大海。清晨3点，你点起烟。
朋友看见你在我面前点烟，会用一种不可置信的眼光望向我，意思是——他他他，怎么会在母亲面前抽烟？你你你，又怎么会容许儿子在你面前抽烟？
我认真地想过这问题。
我不喜欢人家抽烟，因为我不喜欢烟的气味。我更不喜欢我的儿子抽烟，因为抽烟可能给他带来致命的肺癌。
可是，我的儿子21岁了，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成人。是成人，就得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也为他自己的错误承担后果。一旦接受了这个逻辑，他决定抽烟，我要如何“不准许”呢？我只能说，你得尊重共处一室的人，所以，请你不在室内抽烟。其他，我还有什么管控能力？
我看着你点烟，翘起腿，抽烟，吐出一团青雾；我恨不得把烟从你嘴里拔出来，丢向大海。可是，我发现心在对我说，mm请记住，你面前坐着一个成人，你就得对他像对待天下所有其他成人一样。你不会把你朋友或一个陌生人嘴里的烟拔走，他早已不是你的“孩子”他是一个个人。他就是一个“别人”
我心里默念了三遍。
安德烈，青年成长是件不容易的事，大家都知道；但是，要抱着你、奶着你、护着你长大的母亲学会“放手”把你当某个程度的“别人”可也不容易啊。
“你哪里‘平庸’了？”我说“‘平庸’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我将来的事业一定比不上你，也比不上爸爸——你们俩都有博士学位。”
我看你是的，安德烈，我有点惊讶。
“我几乎可以确定我不太可能有爸爸的成就，更不可能有你的成就。我可能会变成一个很普通的人，有很普通的学历，很普通的职业，不太有钱，也没有名。一个最最平庸的人。”
你捻熄了烟，在那无星无月只有海浪声的阳台上，突然安静下来。
然后你说“你会失望吗？”
你的语音轻轻的。这样的凌晨和黑夜，是灵魂特别清醒的时候，还没换上白天的各种伪装。
我忘了跟你怎么说的——很文艺腔地说我不会失望，说不管你做什么我都高兴因为我爱你？或者很不以为然地跟你争辩“平庸”的哲学？或者很认真地试图说服你你并不平庸只是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自己？
安德烈，最重要的不是你有否成就，而是你是否快乐。而在现代的生活架构里，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可能给你快乐？至于金钱和名声，哪里是快乐的核心元素呢？假定说，横在你眼前的选择，是到华尔街做银行经理，或者到动物园做照顾狮子、河马的管理员，而你是一个喜欢动物研究的人，我就完全不认为银行经理比较有成就，或者狮子河马的管理员“平庸”每天为钱的数字起伏而紧张而斗争，很可能不如每天给大象洗澡，给河马刷牙。
我怕你变成画长颈鹿的提摩，不是因为他没钱没名，而是因为他找不到意义。我也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如果我们不是在跟别人比名比利，而只是在为自己找心灵安适之所在，那么连“平庸”这个词都不太有意义了。“平庸”是跟别人比，心灵的安适是跟自己比。我们最终极的负责对象，安德烈，千山万水走到最后，还是“自己”二字。因此，你当然更没有理由去跟你的上一代比，或者为了符合上一代对你的想象而活。
同样的，抽烟不抽烟，你也得对自己去解释吧。
mm
2006。12。1
摘自：亲爱的安德烈龙应台安德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