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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媒体披露，笔者绝对不会相信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在火车站负责卫生监督执法的义务工作人员，通过多罚款少出票等等手段，仅仅在春运期间的个把月里竟然会有三四万元的灰色收入（重庆经济报2月13日6版）！震惊之余，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敛财之道从何而来？是谁给他们提供的渠道？
笔者曾经多次在菜园坝火车站遇到过这样的尴尬：一口痰含在嘴里左右找不到痰盂，一只烟蒂燃尽了就是找不到垃圾桶和烟灰缸。我不明白诺大的一个直辖市的火车站，为什么吝啬到不能在公共场所多添置一些容污纳垢的设施？而那些戴着胸牌袖标或者干脆什么标志也没有的卫生执法人员却多如牛毛。他们藏匿在人群中虎视耽耽地注视着目标，一旦你不经意违规或者触犯小节，立刻就会冒出三五成群的罚款人员。名为批评教育，实则非要你掏出钞票才能走人。甚至有的执法者可以从广场一直将猎物跟踪至售票大厅，然后现身振振有辞地告诫违规者不能在禁烟区吸烟，接下来便开单罚款。笔者曾亲眼目睹过这样的过程，当场提出质问：既然你是卫生执法人员，为什么不在别人违规之前提出警告或者忠告？
感谢媒体给我们众多的疑惑提供了非常耐人寻味的答案。倘若说那些义务监督员仅仅按罚款总额的30%或者其他比例提取一定金额作为工资报酬还算是“义务”的话，那么自愿尽“义务”的无业人员面对门槛明显不菲的5000元保证金仍然不蹙眉头，趋之若骛地渴望获得这样的“义务”监督执法资格，其中的蕴意令人回味。既然是投入，就必须有产出。这样的游戏规则谁人首创，笔者不知，但其中的漏洞和弊端，显然是秃头上的虱子：为了广求财源，当然是希望违规者越多好。这样的道理黄口小儿都嘹亮于胸！
笔者曾经在美国看到过这样的一幕：几个警察忙前忙后地在一个露天的飞镖游艺场（类似于中国的射击气球或者套圈等游戏）周围维持秩序，中途警察也想试试身手，便每人投掷了几只。原以为以他们的身份玩一下完全应该是免费的，谁知他们和游客一样给摊主照单付钱，更令人吃惊的是，摊主收拾完物什离开后，警察竟然负责打扫起场地的卫生来。相比之下，我们的执法人员能愿意尽这样的“义务”吗？
执法者的个人利益如果通过执法过程来体现，无论这样的规则制定出于何种考虑，都难免会导致走样变味。窃以为，这正是义监员比垃圾桶还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