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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醒来后发现老汉已不在身边，我去还了席子，又到自来水旁洗了脸，刚抬起头，看到一辆长途客车进了站。我有意无意地朝下车的人群中望去，你说还真巧，我在人群中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孔，汪厂长。天还真无绝人之路，我大步走上前去叫了声：汪厂长。他停顿了一下，朝我看了看，马上就认出了我。
“是你，老林。”他笑呵呵地说：“咋弄的，你也刚到，中。”
我说：“什么呀，我都来了好几天了，找不到你。”
“我出差，刚回来。早饭还没吃吧？走，吃早点去。”
谢天谢地，终于找到了。我跟他说了寻找的过程，想不到他哈哈大笑地对我说：“俺不是厂长，是供销科科长。你咋找的到呢？”我听了只有苦笑，你不是厂长，我叫你为什么要答应呢？真是的。不过，他人很爽，也很讲义气。他说他叫汪全有，在塑料厂负责供销。我跟他说了这几个月的事，他对我说：“兄弟，没事。过二天你就有事做了。”汪全有还真够意思，给了我十元钱，让我到小旅馆住下，明天就抽空陪我到乡下去，他说有一个村想办小企业，让我去帮他们办起来。我说：好。
汪全有给了我一次机会，很快就在离新乡不远的村子里办起了一个小企业。也就是把废旧塑料加热挤压成颗粒，然后再卖给塑料厂加工成再生塑料产品。村里到银行贷了五万块钱，买了三台机器，又到各个乡镇废品回收站收购废旧塑料拉回来加工。村里的干部没搞过企业，对我很信任，产供销一条龙全都有我负责，就连财权也都交给了我。有汪全有帮我联系在新乡的销售，我只要有货很快就能卖掉。干了一年多，村里就把银行的贷款还了，还赚了一万多块。当然，一年多我是尽心尽力地在做这件事，村里每月给我六百元的工资。
那一年快过春节了，我打算回家一次。在新乡我转了几家塑料厂，讨到了三万多元的货款。晚上我约汪全有到一家饭店吃饭，拿出了五千元给他，汪全有很客气地笑纳了，还一股劲地说：“兄弟，你够意思。”酒足饭饱后，我把汪全有送回家，赶紧叫了一辆车送我到郑州，又连夜乘上火车回上海。
这一走，我就再没有回去过。现在说这叫卷款逃跑，但那时他们只知道我叫林强，其它什么也不知道。我当时很好地利用了这次机会。
三万元什么概念？上海也刚刚开始说什么争创万元户。我这个人本来就不喜欢张揚，回到家就什么地方也不去。我在苏南做业务员的时候，于芬又为我生了个女儿。母亲也退休了，弟弟一家也还可以。全家人高高兴兴过了一个春节。
过了春节，我发现上海有很多从广东过的货很有市场，什么走私手表，折叠伞，衣服等。我和弟弟商量后，决定到广东去看看。短短的三个月，我七下广东，最后一次我拉了整整一卡车的货，跟车到上海。而且货到上海后根本不愁销路，三、五天就批发完了。那钱像水一样哗哗地流进了我的口袋里。
那段时间，好像整个社会都陷入在抢钱的旋涡中，就连派出所、工商、税务局都在开店。万元户像雨后春笋般地般地在冒出来，而我却已经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有人说因为钱而改变一个人，是的，我那时满脑子就是钱。但看到别人一拥而上做同样的买卖，我赶紧激流勇退。我知道有些生意是做不长的，果然，没多久广东的货在上海就没有销路了。
就在我像鹰一般寻找商机的时候，有一位朋友跟我说淅江有一家鞋厂要倒闭了，问我想不想去承包经营。我说先去看看再说。然而在淅江我冒了一次险，但也让我狠狠地捞了一票。
我像有预谋似的到了淅江。这是一家县属企业胶鞋厂，单一生产解放胶鞋，原来是为部队定点生产的，后来部队自已办企业，就断掉了所有业务，企业一下子倒了下来。到了这家企业，我先去考察了一番。仓库里堆滿了几万双胶鞋，工厂已全部停产。工人也全部回家了。当天晚上，厂里的主要领导还有一位副县长亲自陪我吃饭，酒过三巡才说起承包经营之事。
我没想到的是他们竟然没有任何条件，只要能让工人上班，发的出工资就行了。并答应可以跟我签约八年。那位副县长还信誓旦旦地跟我说：“如果生产需要银行贷款，我们县政府可以为你担保。”
这是一次多么好的机会啊！晚上我躺在宾馆的床上翻来复去地睡不着，算计着该如何谋划好这桩买卖，整整一夜，一个完整的计划在我脑子里形成了，我决定冒一次风险，赚它个一大笔。
从学做生意开始，我就喜欢独来独往。这一次我的行动也没有对任何人说起，但我充分调动和发挥了我在全国各地的社会关系，很多人都在为我做事帮忙，却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真正的企图。我干的很漂亮。
我答应承包，并很快签了合同。接着赶回上海，让弟弟把工作辞了，和于芬去新疆阿克苏，又打电报给青海的大哥和甘肃的姐夫，让他们也立即去阿克苏。我关照弟弟，到了阿克苏立刻去注册一家贸易公司，我会把淅江的胶鞋全部发过去，你们在新疆只要把胶鞋销售掉，然后注销公司回上海。我知道这种胶鞋在新疆肯定有销路。
紧接着我又到淅江，晚上在最好的饭店席开五桌，让厂长去把当地的工商、税务、银行和县政府的领导都请来，席间我把自已准备怎样搞好工厂的想法乱吹了一通。这一次晚宴我认识了当地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为我计划的实施打下了基础。
第二天晚上，我单独去了分管副县长的家，我的意思希望有政府的支持，能把工厂搞好搞大。副县长一口答应，还表示政府一定支持。临走的时候，我递上了一个三万元的红包，当然，我这是试探性的，看他会不会收。他收下了。这似乎在我的预料之中，我知道只要关健的通道打开，后面的事要好办的多。
紧接着我又马不停蹄地带着工厂的几位主要领导到广东等沿海地区考察，一路吃喝玩乐。还给每人伍仟元让他们购物。
回来后我郑重地提出了我的设想，我准备彻底改造工厂，要生产最新的旅游鞋，我要重建厂房，从香港购置生产线，最后提出了银行贷款的事。讨论了几次，最后县政府同意了。
我把仓库的胶鞋分几次发往了新疆，又到广东找到了原来做生意的朋友，请他们帮忙去搞了一套生产线的图纸。并和他们商定以后把钱汇到他们的帐上，请他们帮我兑现，我给他们酬劳。他们都答应了。
回到淅江我去了银行，接待我的是一位副行长和承办员。在和副行长私下交谈的时候，他不仅同意贷款，还明目张胆地提出要好处费，当时我一口就答应了。我说只要钱到帐，我会安排的。
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二千万资金就从银行划到了我的帐上。此时我格外冷静，让资金在帐上停留了二个月。然后，又提出一部分现金，对所有相关的人员都塞了红包。那位银行的副行长给了他二十万，承办员也给了五万。到第六个月我说要购置设备，把所有的钱都汇到了广东。我也亲自去广东兑现。
广东的朋友很帮忙，他们很快将钱分几次划到了几个乡镇的储蓄所，而且都用了我的户头。我给了他们厚厚的报酬，在广东我只用了短短的一星期时间，七转八转，最后都转成了我的私人存款，存放在广州的几家银行里。事情办完后，我在邮局拍了个电报到新疆，让他们注销公司，赶快回上海。
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件事后来竟不了了之。淅江方面也没有什么反映，我的突然失踪，拿走了二千万就像无头案而搁置了起来。说实在的，他们对我确实不了解，只知道我是上海来的老板，其它一概不知。
以后的事情我就不说了。我的私人生活在这里也不便说。我儿子现在香港开了一家贸易公司，生意做的不错。女儿去了日本，找了一个日本老公，开了一家便利店，于芬跟女儿去了日本。大哥一家从青海回到了上海，买了二间门面房，日子过的不错。姐姐还在甘肃，姐夫现在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母亲前几年去世了。弟弟在上海开了一家广告公司。都不错。只有我，现在身无分文。
我刚才说过，有吃有睡就幸福了。在社会上闯荡了那么多年，我知道其中的甘苦。我都快六十岁了，现在只想静静地活着。我曾去探望过几次老妈妈，有一次她对我说：上了年纪就什么也不指望了。为活着而活着。听了老妈妈的话，很有感触，所以我选择了自首。
无所谓，真的什么都无所谓了。
谢谢审判长。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