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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八月的一天，我突然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想回老家看看。其实，我在老家是一无所有。没有父母，没有房屋，没有兄弟姐妹，甚至朋友。故乡，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然而，即使如此，也无法阻止我对故乡的思念。这是因为，那里还有一样永远无法割舍的东西－－故土。
下了火车，正好是中午，在一家酒店吃饭时，听人说我回家路经的施家野庄闹红火，便乘出租的摩托车在村里下了车。那儿果然热闹非凡，场内场外人头攒动，据说有11家来自全市各地的秧歌队。我到了的时候，还有三家的秧歌在场外等着表演。对于秧歌，我其实没有多大的兴趣，但这是家乡的秧歌，我不能不看。我问几个认识的人，秧歌队演一场得多少钱。他们说，还要钱哩，饭也没人管，连穿的衣服都是自己花钱买的。我说，那她们图甚哩？答曰：因为她们待见。老家人说的待见就是指喜欢、爱好。因为喜欢，一个人可以执著地不顾一切地去做某件事情。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是七十年代初，那时候没有稿费，报刊用了稿子顶多给你寄本书，可我并未因此而放弃写作。今天，我从省城回来，同样是为创作长篇小说动机做准备。看了一会儿秧歌，我便离开那里，徒步往回走。施家野庄离我要去的崞山寺有十里远，中间路过我们那个村。那天，我没有找车，不是没有车，也不是图省几块钱，只是想在故乡的土地上走走。这儿虽说是平川，可路还是土路，久旱无雨，路上的黄土一踩一个坑。大约走了半个小时，来到了我们村。不过，我没有在村里停留，直接踏上了通往村后的那条路。在快要出村的那个地方，我停下了脚步，把自己的目光定格在路边的一个院落上。
正是中午时分，原本就比较偏僻的这儿没有一个人。站在街上，透过相机的镜头，可以看到院中间后来盖的三间房和那大概早已不住人的旧窑洞。院子里空空荡荡，没有几棵树，映入眼帘的是阳光下那堵用圆圆的石头垒起来的墙。眼前这个极普通的院落以前并不是这个样子。它是全村少有的豪宅，有可以出入马车的大门，有用石头碹的窑洞，有东西厢房，有很讲究的过厅。它的主人是当地很有名气的商人，年轻有为，刚刚二十多岁就在千里之外的归化城的一家金货铺当掌柜，回家时坐的是八乘大轿。那人不是别人，而是我的祖父。祖父跟平常人没什么两样，高高高大个子，长长的脖子，穿着缎做的袍子，梳着长长的辫子，头上戴个瓜皮帽，绷着脸，像个私塾先生。其实，我没见过祖父，就连后他多年而去的奶奶我也没见过，关于祖父的尊容只是从一张发了黄的老照片看到的。祖父在我父亲九岁时就去世了，据今将近一个世纪。据父亲生前讲，那时候我们家是村里的首富，地多、房子多，还雇着长工。不过，到土改的时候，我们家已经变成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无产阶级了。这得归功于我父亲的“英明”要不是他，我们家肯定是村里惟一的“地主”在文化大革命那阵儿还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头哩。
我站在那个院落的一侧，把曾经的老宅摄入我的镜头中，尽管它现在已经面目全非。离开那里，没走多远，就到了村外。村后的黄土丘陵满眼是绿，虽然天旱，但今年的秋庄稼的长势还不错。在那条熟悉的小路边，我寻觅着那个黑色的有些神秘的洞穴。在我的记忆中，那个不足丈余的土崖中间有个洞，洞口不大，但很深，深得看不到尽头，深得让人浮想联翩。我之所以对它感兴趣，是因为我在很久以前就断定这个洞一定同我曾经的老宅有联系。我们那儿管这样的洞叫“窨子”那时候，兵荒马乱，土匪成群，为了防备财产的丢失和保证人的生命安全，不少人家就在自家的院子里挖了窨子。以我祖父的智慧和财产，他们理所应当有一个更安全更隐蔽的窨子。然而，我始终也没有机会证实这个神秘的洞是否真的通向我曾经的老宅。不过现在看来，这已经变的不再重要，它反而为我留下了一个无限的空间。让我展开想象的翅膀，精心编织一个又一个与那个洞有关的或惊心动魄或绚丽多彩的故事。
（二）
回到老家的第二天早上，还不到6点，我就起床了。因为这天，我要去一个地方。
那天我同行的还有我的几个亲戚。我们一行六人爬上村南边的山坡，到了近年才修好朔黄铁路上阳武段。沿着铁路，穿过了三个长度不等的隧道，在距另一个隧道不远的地方拐进了北边的一条沟。
这条沟叫“第四沟”是一个有十几户人家的自然村。因为没有污染，这里的山依然还是那山，水依然还是那水，和几十年前没有多少区别。只是我们路过“第四沟”的村子时，同行的亲戚告诉我，第四沟现在剩下了“五个一”即：一个男人、一条狗、一头猪、一只公鸡和一只母鸡。成了名副其实的一个人的村庄。过去吃大锅饭的时候，这里属于山高皇帝远的世外桃源，政策相对来说就宽松得多，居住在这里的人有饭吃，有衣穿，手头也有钱花。别看这儿偏僻，可村里没有一个后生打了光棍，我认识的一个很漂亮的姑娘就嫁到了这个村。而今天大多数人已不再为填饱肚子发愁了，这个连电也不通的小山村就失去了往日的优势。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因此，人们离开它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我们来到这里时，大约是早上的八点多。这一个人的村庄里静静的，没有一丝声响，像酣睡中的老人。有的只是茂密的树和黑油油的庄稼。连那狗和鸡也都成了哑巴，缄默不语。我想，它们大概和人一样，一年四季找不到倾诉的对象，久而久之也就丧失了说话的功能。
顺着那条沟往里走了一会儿，我们在旁边的果园里看到了一个人，这大概就是村子的主人吧。又走了几分钟，随着一声声响亮的狗叫，我们发现了第二个人。那个外来的放牧人正在吃早饭，锅就座在几块石头支成的灶上。在他不远处有一个土窑洞，前面搭着个凉棚，那便是他的栖身之处。这儿有绿茵茵的野草，有清粼粼的山泉，是放牧的好去处。每年夏天，外面的人们就会把牛和羊赶到这儿来放牧。不大功夫就来到了“沙里庙”
这儿的庙早在文化大革命那会给当“四旧”破了。剩下的只是残垣破壁，横七竖八的石碑，一人高的荆条和野草。不过，石阶下，那眼泉还在，那泉里的水还旺。四十多年前，我曾经在这儿住过一段时间。那时我大约只有四五岁时，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家里有一只黑色的陶瓷罐子，罐子的两边有耳，上面拴着绳子，我们天天用它从这个泉子打水做饭。那时泉子的面积比现在大得多，也深得多，水里有绿色的草，水上面有来回游动着的我们称他为“送饭老娘娘”的昆虫。在我看碑文的时候，一个亲戚拿出了他岳母在我们临来时给他带的黄表纸和香。这段时间天旱，那些浇不上水的地里的秋庄稼下半截的叶子都干了。老人说“沙里庙”的龙王爷灵验得很，你们去了给爷爷烧份纸。三天内要是下了雨，咱们就去那里烧香摆供给龙王爷还愿。从躺着的和站着的几通碑上得知，这座经过几次重修的有数百年历史的庙叫“白雨龙王庙”我还依稀记得这里的正面是庙，里边有一尊尊塑像，庙里住着一群群野鸽子。院子里还有东房，东房的南面是鼓楼，我们家就住在那两间东房里。那时父亲每天放牛，哥哥则在数十里外的山上给人家放羊。我和母亲在那儿住了几个月后便去了大同的舅舅家，这里就剩下了父亲和二姐。每当父亲放牛出去的时候，不到十岁的二姐总是一个人站在庙门口张望，等着父亲归来。
我们老家是十年九旱，于是，附近的村民们便集资修了龙王庙，为的是祈求龙王保佑人们风调雨顺，有个好的收成。一遇上天旱，临近村里的人们便来这儿祈雨。人们管祈雨叫“礼牲”所谓礼牲，就是牵一只羊来庙里祭奠龙王，当然还离不了其他供品。祭奠时，羊要是在龙王爷面前抖动身子，就表示祈下了雨。有时，羊并不能领会人的意思，站在那里纹丝不动，急得人们没办法了，便往羊的身上倒水。果然，一倒水，羊就很痛快地抖动起了身体。事实上，羊之所以抖动身子，八成是因为感觉到了倒在身上的水，下意识地抖动身子。
那天下山时，我们用带来的瓶子打了一瓶水，我喝了一口，那水果然甘甜可口，一点也亚于几块钱一瓶的这水那水。就在我从老家返回省城的途中，天真的阴得黑沉沉的，而且不一会儿还响起了淅沥淅沥的雨声。
（三）
每次到了那个矿，认识的人总是问，你甚时候回来的？在他们的眼中，我是回了家。而我也认同他们这种说法，毕竟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过15年的时间啊。有好几次，我回到矿上后，自觉不自觉地就转到了南山公园。
说是公园，其实除了两个小亭子之外再没有什么。倒是公园的下面那个在八十年代初依山而建的体育场曾经风靡一时，成为矿上的一大景观。那时候这个矿是远近闻名的先进矿，凡上级领导和外边的人来参观，必然要来这个矿。所以，矿上除了生产任务完成的好，文体活动也搞得有声有色。那些年，矿上的宣传队常常代表局里参加各种汇演，篮球队代表局里参加各种比赛。所以要建体育场，就是因为那届全国煤炭系统的篮球比赛要在这个矿举行。这个矿地处一条带状的山沟，地方实在有限，于是就决定因地制宜，在南山的一条沟中垒一条石坝，建一个像模像样的体育场。当听说这个消息后，我傻了眼。因为我当时就住在那山沟的一侧，属于拆迁的对象。和我一样面临着要搬迁的几十户人家，都是清一色的“临时家属”矿上拆我们的房子是不需要做任何补偿的。所谓临时家属，就是指家属没有城市户口。而这些人大都是采掘一线的职工。因为是临时家属，所以就没有分房的资格。为了享受天伦之乐，我们像燕子垒窝一般，今天从这儿拿根椽，明天去那儿扛条檩，偷偷摸摸担惊受怕地搭起了勉强可以住人的小平房，如果运气不好还要被矿上的人拆掉。
我住的那间房子是花钱买的。不是我的觉悟高，是因为我既没有时间更没有那个胆。我们那一溜共住着五户人家，全是一线工人。我们的房子建在山粱边的一溜土坡下，吃水要到几百米远的山下的锅炉房去担。平时还好，遇到雨天和下雪，脚下一滑，水桶便从山上轱辘辘滚到了沟底。除了水，还有烧的炭，也得到一里多远的坑口去拣。有时，我们也利用自己的优势，用风筒布做的袋子从坑下往上背。八二年，我去北京一个文学讲习所学习，走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结果家里的炭不够烧，还是我侄子帮着担了几担材勉强维持到我回来。有一回，我去锅炉房那儿担水时，看到许多人围在马路边的几棵树下，过去一看，原来是从外地来矿上找亲戚的一家人，亲戚没找着，反而把钱给丢了。为凑回家的盘缠，准备买掉仅有的一张被子。周围的人们有的讨价还价，有的插科打诨，而更多的是在看热闹。那天回家后，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小说白杨树下。在那里我住了大约三四年时间。几年后，我的中篇小说蔷薇坡上的居民们，就取材于那段生活。
我后来看到那个体育场的时候，它已经风光不再。我是在一个秋天的中午到的那里。从马路边的台阶拾级而上，体育场大门顶端上原有的五个字只剩了三个，两边的房里似乎住上了人家，有孩子，还有狗。建筑上面贴的涂料也褪了色，有的地方连皮也脱了，露出了本来面目色；窗户上的玻璃大都残缺不全，门和门框已经变了形，歪歪扭扭，像老人松动了的牙齿。进了里边，四周的看台破的破，塌的塌，许多地方长满了蒿草
我把目光移向我曾经的家园。秋阳下，那土坯垒的墙，那炉灰打的房顶，那铁管做的烟囱，那瓷水管抹的水缸，那一张张熟悉的疲惫的面孔，那似乎永远也洗不掉的黑眼圈
这儿的房子被拆掉之后，我们几家便各奔东西，难得见上一面。多年不见，他们过的还好吗？
（四）
每次回矿上时，透过汽车的玻璃，就可以看到我的那间房子。比起前面说的那间房，这房的档次要高得多：石头砌的地基，红砖垒的墙，木头全是新的，明晃晃的玻璃窗户，雪白的墙壁，天蓝色墙裙。中间隔成里外间，有三十多平米。
为盖这间房，内兄从老家来这里用平车和我从后边的那条沟里拉了数十车石头；盖房用的砖是通过关系买的，拉了满满三卡车，有二万多块，往山上运时是同班的伙计们一块一块传上去的；木料我找矿上批了一部分，余下的是朋友们从木料场偷的。可惜的是，盖房的这块地基不大，勉强盖下房后却没有了院子。后来的院子是用石头在房前的沟里砌了坝拿土填起来的。那条坝是顺着一条坡度很大的沟砌的，上面浅，下面深，最深的地方五六米高。跟上它，我后来受了不少冤枉苦。因为填的是虚土，一遇上水，就要下陷，就把那坝给摧垮了。记得我们住进新房不几个月，就遇到了一场雨。那雨并不大，可沥沥拉拉下了整整两天。当时我们谁也没当回事，因为院子里刚用炉灰和水泥抹过。谁知，从房檐上滴下来的雨水硬是把抹的那层面给滴穿了，于是，雨水就从那里渗了进去，就这样，我眼睁睁看着那坝轰隆一下坍塌了。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年都要发生。因为没有足够的石头和水泥，那坝只能是垒了塌，塌了垒。
在那里住了三四年的时间，我就调到另一个矿去工作。那个矿距原来的矿有百里之遥，我调到那儿几个月后，妻子和女儿、儿子便跟着去了那里。那时候，她们的户口都迁了出来，已经不再是临时家属，有了向矿上要房的权利。不久，我们就住上了一套水、电、暖一应具全的楼房，尽管面积不算大，可再不用为下雨而担心院子里的坝会坍塌了。没过多长时间，又有了煤气，就免去了拉煤、生火的麻烦了。
我们盖的那间房至今还在。我们准备搬走的那会儿，有人想买，但妻不忍心把它买了。因为那是我们惟一的财产，因为盖它付出了不少心血，花去了几百元钱。，我们搬走后，房子托邻居给看管，曾经租赁给外包工居住过一段时间。因为嫌外包工脏，邻居就要了回来。等后来妻子想开了再想卖时，那时候的房子已经不吃香了。随着国家用工制度的改革，从八十年代中期煤矿就不再招正式工，改为用农民轮换工。正式工的家属分期分批办来了户口，成为了城里人，先后住上了楼房。他们原来住的那些小平房便空了出来。再后来，别说是买房，就是找个看门的也不怎么容易。更何况我们那间房的地理位置不怎么好，盖在山坡上，干什么也不方便。
我那间原来人人说好的房子现在已经败落的不成样子，犹如一个沿街乞讨的蓬头垢面流浪汉。门前的坝塌了，窗户上的玻璃破了，房顶上也出现了裂痕，说不定哪一天支持不住了，会突然间倒了下来。看来，房子只是个形式，而住在里边的活生生的人才是内容。房子既然是给人住的，那没有了人住的房子即使再好也成了一种摆设，便失去了应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