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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人瑞巴金老人仙逝了。最近，我一直在阅读各大报纸上悼念缅怀一代文学巨匠的伤感文字，其中感触最深的，是巴金的说真话。巴金生前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说真话，把心交给读者。”朴实真挚的话语，道出了这位经历近一个世纪风雨的老人内心感悟的最强音。随想录便是一部“说真话的大书”它的发表，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坛，引发了一场历史回顾与反思的热潮，一时间“讲真话”成了全社会呼唤的人格品质。
可是，毋庸置疑，在这个社会，说真话的人格品质依然是那样难能可贵。以致有人感叹：生活中我们用真名说假话，网络中我们用假名说真话，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用真名说真话？这不免让人引发关于“说真话”的几个思考。
思者一：说真话就这么重要吗？真话是用心说出来的话，说真话就是说人话，说真话才能达到真正的人际交流。说真话不一定说的就是真理，但是唯有说真话才能达到真理。封建王朝的文武百官因为不说真话，而是专捡那些谀词假话往上“拍”结果拍得皇帝龙颜大悦飘飘欲仙，于是唐玄宗直至安禄山逼近京师才知先前的“捷报频传”是谎言；商纣王直至战乱方想起比干的谔谔之言；吴王直至亡国才怀念起吴子胥的泣血之言想当年，要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能听得进真话，也许文革就不会发生；要是我们不说假话，就不会说亩产超万斤，就不会落得个个肚皮饿的下场。现在的公仆们因为纷纷摒弃说真话，结果上演了“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官场闹剧。可见，只有实话实说，真话真说，敢捅漏子，才能在问题面前不避讳，才能正确决策、少犯错误，才会有一个正气昂扬的社会氛围。
思考二：说真话就这么困难吗？俗话说“真话难听”因为难听，故有人不爱听，因为不爱听，故有人不敢说。所谓“一句话人笑，一句话人跳”就是说真话与说假话截然不同的效果。为什么大臣们不愿说真话？很简单，皇帝不喜欢听真话。假话是软绵绵的，真话是硬棒棒的，假话是见风使舵的，真话是长驱直入的，谀词好听，忠言逆耳。在极端专政的帝制朝代，因一句话丢掉脑袋的可谓比比皆是。大臣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又怎敢说触忤皇帝的真话？“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团和气，一片瘴气。如明朝永乐皇帝，对他说无关痛痒的话还行“及言者多斥时政”成祖就很不高兴“于是发怒，谓言事者谤讪”一顶帽子就掷过去了，说人家是诽谤；转而“下诏严禁之，犯者不赦”谁要再说就治谁的罪。嘉靖皇帝则干脆说那些他劝人说真话人是“胁君取誉”为自己获取直臣的声名而胁迫君主，这项罪名谁又能担当得起？权重者说不敢说真话，人轻言微的老百姓也不例外。鲁迅先生在野草•立论里讲过一件事∶有一人家，刚生了一个孩子，大家都跑去道喜。一个说，这个孩子将来是要当官的。他便得到了主人的奖赏。另一个说，这个孩子将来是要发财的。他也得到了主人的奖赏。还有一位说，这个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说了真话，却挨了主人的一顿打。既然说真话要挨打，要冒家破人亡的危险，那么“闭嘴”自然是最安全的。
思考三：说真话到底靠什么支撑？在拥有言论自由的大前提下，说真话步履艰难，一方面是客观原因使然，因为现实呈现的是说空话说套话的安全，说假话报假功的人得逞；另一方面则是主观原因导致，太多的人选择放弃对国家和民众的爱，把个人得失放在首位，明哲保身地立身处世，积极主动地说着假话。
说真话要靠真诚。在这个世界上，大约只有儿童的话才是可信的，所谓童言无忌。因为无忌，所以不必顾虑，无需三思，说出来的就是心中所想的。试想一下安徒生皇帝的新衣，为什么一个孩子能做到的事，许多大人们却做不到呢？这大概是因为孩子并不去考虑什么后果。
说真话要靠勇气。说真话确实需要见义勇为、挺身而出的气魄。“刚正不阿”是人们对崇尚真理、不畏权势、敢于直言者的赞誉。中央有“庐山会议”上为百姓“鼓咙胡”的彭德怀，民间有对三门峡大坝、三峡大坝独投反对票的水利专家黄万里，他们倒并非“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而是不做“缩头乌龟”不计可能招致的严重后果。历史上的魏征、海瑞、包拯，他们不缺的就是勇气。
说真话还要靠骨气。那个提出“农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说的是地地道道的真话、实话，因触犯了“某些人”的利益而黯然辞职。但我们并不怀疑他的人格品质。回避问题、不敢讲真话者，不是有难言之隐，便是心存私利，其人品如何，百姓自有评说。
巴金走了，说真话还要继续。人生苦断，人只有讲真话，才能认真地活下去。现在，就算我们已经习惯于戴着面具生活，也要趁着活着的时候多说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