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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文学作品，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无论是他的散文，还是他的诗词，大多取材广泛，容量博大，意境格调雄浑，生活积淀深厚，一扫唐末五代时期，对于文坛影响很大的浮艳风气，主张文学当风优厚薄，趋向复古。从这个层面上讲，范仲淹无愧于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的称号。
余秋雨先生在他的文化苦旅中，有这么一句话，那便是“中国古代的文人，一旦为官，便无足观”这里的足观，大概是指值得称道的意思，按照这种逻辑，在古代的中国，文人和官场，似乎是格格不入的。由此推算，我们可以想见，如果陶渊明当了官，便写不出那些名留千古的五柳先生传了，倘若柳宗元不被贬，就写不出脍炙人口的永州八记了，细细想来，事实也许的确如此。
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对范仲淹的了解，是从他的岳阳楼记开始的。他的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堪称格调高昂，意境博大的千古绝唱，道出了作者以天下为己任的心声，更是封建士大夫忧国忧民思想的时代最强音。那么，从这个层面讲，范仲淹首先是一个文人，而且是一个境界极高，胸怀极广的优秀文人。
然而，范仲淹又是一位历史名臣，虽几经浮沉，但终究官位很高，做到了资政殿学土、户部侍郎，主张政治改革，加强武备，抗击西夏，成了一位功勋卓著的政治家、军事家。
在他屯兵西北，抵抗西夏的几年里，他亲身体验到了环境的恶劣，战事的艰苦，士兵的惆怅和国家的飘摇，写下了四首以“塞下秋来风景异”开头的词作，渔家傲是流传下来的唯一一首，也最能体现范仲淹词作的特点，每每读之，总是常读常新。
其词为：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就是这首气势雄浑的词作，被许多评论家称为“穷塞主词”这一“穷”字，便大有文章，我认为它一定是范仲淹穷其政治经历、军旅生涯，毕其功于一役，呕心沥血之作，其字里行间渗透了厚重的历史感。
而这种历史感，没有政治家的敏锐洞察力，是很难达到的。这首词大致写于1040—1042年之间的某个秋天，西夏军队大举攻宋，当时北宋的西北重镇延州正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孤城独守，进退两难。造成这种危急局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北宋军队节节败退，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北宋王朝长期以文官担任军事统帅，一味与敌对国家签合约，送岁币，使得本来就羸弱的国家更加“积贫积弱”很难以强有力的手段抵抗外辱。
这首词，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范仲淹长期深入边塞，生活在军营，对士兵的内心有着深切的了解。我们中华民族向来有着良好的传统，国家的前途受到伤害时，当民族的矛盾上升到第一位时，绝大多数的人民，无论他的地位多么卑微，无论他的力量多么弱小，他总能抛弃自己的私利，离妻别子，奔赴战场“提剑独立顾八荒”然而，由于诸多原因，或生不逢时，或将帅不和——许多人总是壮志难酬，并由此而产生了“有国难报，有家难投”的悲愤——宗泽如此，岳飞如此，陆游如此，绝大部分具有爱国心的人都是如此。范仲淹对于这样的人，是体现了极大的关注和同情的。当然，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同时，通过这首词，我还读出了另外一层历史。古代的中国，大凡地处中原地区的政权，大多以农耕为主，经济较为发达；而北方则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经济落后，他们民风彪悍，崇尚武力，能征惯战，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经常向中原腹地大举进攻。清算历史，我们便可以很清晰地发现，中原地区任何一个政权，向来都是面临着少数民族的巨大压力的。而当时中原地区的统治者，除了极个别的，如汉武帝、唐太宗等之外，不知是胆略有限，还是习惯了偏安一隅，我们极难得地听到类似于霍去病北征匈奴的铿锵有力的马蹄声，慷慨激昂的军号声了。
我想，大概是基于以上种种原因，范仲淹提出了“庆历新政”的改革建议，渴望北宋中兴，虽然最终失败，但他百折不回，忧国之心依然丝毫未改，体现了一个改革家的伟人风范，一个政治家的恢宏气度，一个“民族脊梁”式文人的忠义之心。
如今，祖国的前途，不可谓不光明；供我们自由挥洒的空间，不可谓不广大。可是，在身边，我似乎已经很难找到这样的人了。呜呼，哀哉！我呼唤——民族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