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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父亲讲，父亲出生在内蒙某镇，当时我祖父在那里的温都王府当管账先生。
一九二七年农历六月初八的拂晓，我祖母梦中见一支长红冠子的白兔，跪在她面前求救，那只白兔说河北打大围（蒙古风俗法定全民狩猎日叫打大围），门外几条猎狗正在抓它。祖母被梦惊醒后即生下了我父亲。当时日出卯时，天光大亮，所以父亲的乳名叫大明，取大明大亮的含义。祖母盼父亲“一鸣惊人”用鸣叫的鸣，改为大鸣。可是父亲说他不仅到老也没惊人，而且刚出生就特别闹人，日夜哭啼。祖母请医生看不出什么毛病，就找了个算命先生，一批生辰八字，可不得了了，说父亲占了双卯，兔年生人，寅虎卯兔，又生在卯时，人占双卯，发迹最早。六月初八主大吉。女占初八守大寡，男占初八骑大马，绝非凡夫俗子。小门小户人家难以承担大富大贵人物，恐怕活不长。祖母花了十块袁大头，从先生那里求来一个长命百岁的仙方：借大人物府上一件镇宅之宝。祖母三拜九叩地去求王府夫人，夫人受到感动，又因有点偏亲（夫人的女仆是父亲外祖父的二房女人。当年我外高祖是清朝落榜秀才，在王府当先生时和夫人的女仆发生了感情。被王爷发现后，按家规应该处死。因我外高祖擅长医术，曾用中药治好过夫人的重疾，故免去罪罚，并把那女仆嫁给了他。）夫人听了我父亲的传奇般来历，特把王爷小时候睡过的悠车——二龙戏珠的全镶红木悠车借给了我祖母。
说也奇怪，自从父亲睡上王爷的悠车后，立刻就停止了哭闹，安然入睡了。其实这其中奥秘，想来也很简单。王爷的悠车特豪华，外有轻纱软罩，能防蚊虫叮咬，上带半自动的羽毛摇扇，悠起来微风送爽。车内铺着厚厚的锦缎褥垫子，六月天睡在这样舒适宜人的悠车里，想必一定很惬意。所以再娇性的孩子也不会哭闹了。只是好景不长，两个月后，王府少夫人生了孩子，派人取走了宝贝悠车，父亲便又恢复了哭闹不安的常态。
后来有一天，父亲伏在祖母腿上哭闹时，不小心被祖母失手用纳鞋底子的锥子尖儿刺伤了右眼，为了给父亲治眼睛，祖父、母耗尽了多年的积蓄，祖父也被王府解雇。一个在当时较殷实的人家渐渐衰落了。迫于生计，祖父远走他乡，当上了淘金人，祖母在家中的几亩薄地上，栉风沐雨，春种秋收，用微薄的收成，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那时的父亲是家中的独苗，被全家人视为眼珠子，命根子。既使在家道中落，衣食无着的境况下，祖母也紧衣缩食，供父亲到私塾里读书识字。父亲之所以日后能够在文学这条道路上小有建树，和他小时候读的那几年私塾是不无关系的。后来战争爆发，祖父在回乡的途中又遇上了胡子，身上带的几块金子被洗劫一空，一股急火让他死在归途的客栈里。祖母无奈之下举家从辽西草原迁居到了东北平原。由此，父亲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开始了他一生的奋斗。
一与人斗，其乐无穷
在我的感觉中，父亲是一位为人耿直，忌恶如仇，孤高自傲，甚至有些固执死板的人。他经常教导我们的一句话是：“人不能有傲气，但不能没有傲骨。”他一生清贫，但从来没有想要占别人的便宜。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家里很穷，母亲常年有病，我们几个孩子的身体也很羸弱，家中常年以药为伍。父亲那时在乡里做秘书，经常有老百姓找他办事，也时常有人给我们家里送些米、菜之类的东西，可父亲从来不收，也不许母亲收，即使是一碗咸菜。父亲总说：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可涉及到原则上的事，他是绝对不含糊的。记得我有一个姐姐，被学校里一个坏小子的一次恶作剧摔坏了脑袋，最后发展成为脑瘤。在市里的医院里由于医生的误诊动错了手术，最后不治而死。母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精神失常，拿着姐姐的相片满街找人。父亲一气之下将那位医生告上了法庭。当时那位医生是市医院的外科主任，为了自己前途的考量，托了许许多多在社会上有头脸的人到父亲那里说情，求父亲枉开一面，庭外和解。并许诺了一大堆优厚的条件。可父亲就是不肯答应，父亲说，我要的不是钱，要的是一个理。绝不能让这样的庸医继续在那里草菅人命了。直到最后将那位医生开除公职。
十年动乱的时候，父亲所在乡里的一个造反派头头为了夺权，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在开会的头一天晚上，父亲从广播里听到了毛主席的给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和贫下中农的一封信，当时他对着广播，全文抄录了这封信，并在第二天的大会上全文宣读了这封信，根据信里的指示精神，批驳了出于夺权私心的造反派头头，保住了当时的乡领导。可当时的社会无理可讲“造反有理”谁影响造反就有罪。后来解放军进住以后，就把那次大会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集会，父亲也因此被视为破坏文革的罪魁祸首。不仅对其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而且搜罗、编造莫须有的罪名对父亲加以迫害。一次在“三忠于”的会上，有一个叫王进才的社员，把“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错读成“祝林副主席永远吃糠”被打成了反革命，造反派头头认为父亲是这个社员的幕后指使人，想把父亲也打成反革命。父亲当时不畏权势，据理力争，加上广大干部群众的坚持正义，仗义执言，父亲才免去一场灭顶之灾。为了坚持真理，父亲一直与他们斗争到四人帮垮台。父亲每每当着我们提起这段历史，脸上总是流露出激动和荣耀的表情。按理说，做为一个像父亲这样的小人物，在当时的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了自保，完全可以选择沉默，可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刚正不阿的人，为此，他一生都在为这次会上的表现付出着代价。档案被篡改，工资待遇被降低，甚至连住房问题都没有解决，直到去世时，还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
但父亲并不后悔，正像他在自己的自传里写的那样：“忏悔！忏悔什么？我忽然冷笑一声，错觉的阴霾笼罩住理智的光芒，以偏盖全地瞥了自己一眼，于是乎骄傲地评估拍板报价：不错嘛，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平庸的一生虽没有辉煌的业绩，也没有恶毒的劣行；虽无丰功伟绩造福社会，也没行凶作孽于人间；没干过损人利己的坏事，也没出卖过灵魂玷污自己；既不是圣人，也不是恶人。似乎觉得，无论对阳世的法庭，抑或对阴司的地狱，根本无须交待，说明什么，更谈不上什么坦白，辩解或忏悔了！”
二、与病斗，其乐无穷
父亲说，在他九岁那年，得过一场大病。据说当时人已经不省人事，被抬到了地上，连衣服上的纽扣都给剪掉了。祖母守在父亲的身旁哭了一夜，没想到他第二天却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父亲每每在生活中遇到些大的变故时，总是对我们说：“我是一个从鬼门关里闯过来的人，死神都奈何不了我，还有什么是我扛不过去的呢？！”
可现实并不像说话那样轻松，父亲自知无力改变现实，但我能感觉得到父亲的血管里自始自终都沸腾着与现实相抗争的血液。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们家始终是在被病魔缠绕着的。我的母亲和姐姐都患有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症，而且两人的发病季节又各有不同，母亲是冬天发病，姐姐则是在夏季病情严重。这样一来，我们家不足二十平米的狭小空间里，一年四季，白天黑夜几乎都跌宕着那一阵紧似一阵的挥之不去的既揪心又恼人的喘息和咳嗽声。印象中每年的除夕之夜，当别人家都团聚在一起，欢天喜地地包饺子，放鞭炮时，我却是在领着小妹满大街为母亲寻医生看病，打针。记得有一年的除夕之夜，母亲的哮喘病又发作了，躺在炕上，脸憋得青紫，一口接一口的叨气儿。父亲当时正闹牙疼，半边脸肿得像馒头。可他咬着牙，一面吩咐我和妹妹去请医生为母亲打针，一面领着姐姐和面，剁馅张罗着为我们包饺子过年。当我和妹妹将医生请到家里时，我看到父亲正坐在厨房的灶坑前，一面烧火，一面用他那苍凉而又浑厚的嗓音吟唱着两句古曲，歌词的大意是说大丈夫顶天立地却难挡穷之类的话。灶坑里的柴火映照着父亲那红肿的脸，他脸上的表情是那样的凝重、坚毅和不屑，眼神里充满着不屈的挑衅的目光。现在想来，在那个万家团圆、欢庆的夜晚，父亲忍着钻心的牙痛，听着我家炕上母亲那阵阵揪心的咳嗽，他的内心将承受着怎样的痛苦，而他的脸上却丝毫未流露出半点悲伤的神情，满脸写着的都是不屈的抗争。这一幕将永远地定格在我记忆的深处，任凭岁月流逝，都不会被抹去。
父亲说我小的时候体质也很弱，经常会闹些头痛脑热的小毛病。有一年肺炎大流行，我也患上了肺炎，父亲带我去市里的医院治疗。当时医院已人满为患，连住院的床位都没有了，父亲通过报社的朋友为我找了一个床位，他对医院的护士不放心，放下手中的工作亲自护理我。我当时整夜哭闹，父亲怕影响病房里别人休息，就抱着我在医院的走廊里整夜徘徊。护士建议给我打安眠药，可父亲怕药物有副作用，总是婉言谢绝。别人家的孩子吃药吃到一半时不愿吃就不吃了，可我每次再不情愿父亲都坚持着让我将药吃完，并且严格按医嘱每天准时给我服药，在父亲的悉心照料之下，我的病很快就痊愈了，并且没落下任何后遗症。父亲常常自嘲地说：“我是一个写字的，想着用文字去治疗人的精神疾病，可前半生却基本是和医院及医生打交道了，今生没有当成作家，却可以算是半个医生了。”
父亲在晚年患上了食道癌，发现时已经是晚期了。医生建议保守治疗，在食道里下一个支架以便进食，维持生命。当我们将医生的建议告诉他时，他一开始坚决反对，后来在我们的百般劝导下，才勉强同意了。父亲说：“我活了八十三岁了，已经够本了，不要在我的身上再浪费钱财了。我很小的时候就闯过鬼门关，并且一生都在同病魔抗争，不怕，什么病都奈何不了我。”从发病到去世的五个多月里，父亲每时每刻都没有放弃同病魔的抗争。在呕吐、便秘和疼痛的反复折磨下，坚持进食。有时刚刚吃下去的东西就吐出来，他便忍痛再吃。干的食物吃不下，他就吃稀的，硬的东西吃不下，他就吃软的。直到最后，癌症已将他折磨的骨瘦如柴了，他就连咀嚼的力气都没有了时，他仍然坚定地对我们说：“没事，我是不会死的。”
父亲去世的时候没有合上双眼，这倒不是生前他有过什么憾事。因为他曾经在自己的自传里这样写道：“我一生没犯过什么大罪恶，也没啥憾事。用佛门术语说，并非我天生‘六根清净’，灵魂纯洁。而是由于我得天独厚生下来幸运地碰到了两位救世主。是她们的言传身教，使我走过尘土飞扬，物欲横流的人间，‘出污泥而不染’。这两位救世主，一个是我的好母亲，一个是共产党。”那么想必这次是因为他没有能够再次战胜病魔，闯过鬼门关，而感到死不瞑目吧？！
三、与命斗，其乐无穷
父亲是向来不相信命运的，可他却始终没能躲得开命运的一次次重创。
也许是父亲那与生俱来的性格注定了他一生始终坚毅地站在命运的潮头，心甘情愿地去做一个弄潮儿。从一个旧社会的奴隶，变成一个新社会的主人，父亲始终是怀着一颗对党感恩的心走进革命的。所以党叫干啥就干啥，干啥都想拼命干好啥。解放战争打四平时，父亲是支前模范，多次冒着敌人的炮火给部队运粮运物，供应军需。镇反运动中，父亲担任扫盲教员，白天给群众代写检举信，晚上帮助农民学习文化，成为镇反运动的积极分子。在农场当工人时，白天下地劳动，晚间帮助作业站文书开工票，并揭发出农场会计的贪污问题。在58年反浮夸运动中，通过调查研究创造出“五化两结合”的统计工作经验，被省政府授以先进模范。后来改行到文化馆搞群众文化时，更是以其勤奋的努力和聪明的才智，创作出一大批小说、戏剧和曲艺作品，有些作品还获得了省、市的创作奖项。可就是这样一个对党、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人，一生却都在过着节俭、清贫的生活。为此，父亲从不怨天尤人，更从来没有向党、向组织喊冤叫屈。他始终坚信靠着自己的奋斗，会丰衣足食的。母亲去世后，七十多岁的父亲只身一人去乡下跟亲属搞了个蔬菜大棚，仍然想着用自己的努力奋斗来实现人生的价值。他在给友人的信里这样写到：“现在我的大棚里也是一片翠绿了，每天坐在棚里拔拔草，浇浇水，通通风，晚间喝上两杯，和老姐夫看看电视，叙叙乡情，一觉睡到日上三竿，倒也算悠闲自在吧！将来搬到山上时，‘茅屋长溪围绕，时雨催眠报晓，网来鲜鱼山泉煮，砍倒青柴带叶烧’，不又是一番赏心悦目的神仙生活吗？”但是，反复无常的命运却始终不愿去眷顾这样一个耿直善良的老人，一场罕见的大雨彻底击碎了父亲的致富梦，他不得不回到城里。父亲不愿为我们添负担，坚持要一个人租房过，无奈我们只好依老人的意思办。父亲并没有被命运击倒，他又开始了一项更宏伟浩大的奋斗工程。年近八十的他准备着手创作一部百万字的电视连续剧。一张窄小的饭桌，几页陈旧的稿纸，一只自己用牙签制作的墨笔（父亲的眼睛不好，钢笔尖儿太细，写出来的字太小，他看不清，用毛笔又太费体力，所以自制了这种笔），每日里笔耕不辍，终于在一年后完成了这部长达一百五十万字的电视剧。在这部剧中，他歌颂正义，鞭挞时弊，嬉笑怒骂，酣畅淋漓。而面对当下混乱的文化市场，杂草丛生的创作园地，又有哪一个人肯欣赏和接受这样一部一本正经的作品呢？看到自己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作品无法变成铅字，父亲着实感到很伤心落寞，但他仍不想轻易放弃奋斗。他在自己的自传里这样写道：“也许，这个运动着的世界，运动还包括着写。写长空风雷施虐，写陆地沧海生波，写世味酸甜苦辣，写心灵慈善险恶，写凡夫智愚强弱，写国策优劣清浊，写创业历程荣辱，写指挥台上功过，写呀写，写满的历史一册册，任后人代代从头阅，人人细评说。唉，谁能知古往今来，有几人评准了个中对错？”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用颤抖的手，昏花的眼睛和一只自制的“牙签笔”开始为自己作传，他为自己的传记起了个既平常又深邃的书名脚印。父亲在自传的开篇写道：“在步入晚年的时候，我常常想起妈妈的一句话：‘我一定要跑到头看看——’可惜苍天无情，老人家五十多岁就被疾病夺去了生命，那时候我只有二十二岁。社会正在动荡（内战时期），她的愿望没有实现（没有跑到头），而我呢，活了一大把年纪，已经见到三辈人的面了，大概按妈妈的愿望讲，差不多已经跑到了头。然而，很遗憾的是，我到头也没看到满意的场景。因此，我就产生了一个和妈妈相反的念头：想回过头去看看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也就是要顺着过去的脚印，探索，考察，总结一生的功过，得失，以便给子孙留下点处世为人的经验、教训。”
父亲的传记最终没能写完，便与世长辞了。也许，在人生的漫漫旅途中，作为无数匆匆过客中的一员，父亲留在世上的脚印并不算突出，也很难说是精彩，但仔细想来，父亲所留在世上的脚印，每一个都深深地镌刻着奋斗的烙印。而这正是您老人家留给子孙后代最宝贵的财富。做为儿子，我也将踏着您的脚印，一如既往地努力奋斗下去，在这个充满荆棘和不完满的人生苦旅。
在父亲节到来之际，我谨以此文献给天下所有像我父亲一样的既平凡又伟大的父亲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