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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姚是我曾共事的一位老同志，已年过八十。现在我称他姚老，我早就想写写他的故事，但又很犹豫。前两天，与好友娟通了个长长的电话，娟鼓励我写，写出姚老的真实故事。我终于拿起笔。将这位奇特的老人，也是我和娟一直与其保持联系的老人，展现在朋友们面前。
我七八年十一月调到科研所工作。
那是七九年元旦后，一天下午，所长告诉我和大连外语学院毕业的娟，我们情报室调来一位搞俄语的老同志，姓姚，做我们的主任。我和娟都挺高兴，我们愿意和老同志一起工作。我们还都年青，参加工作时间不长，和老同志在一起共事，会学到很多东西。
第二天我和娟到办公室时，老姚正在打扫卫生。娟慌不迭地抢过老姚手中的拖把，我也赶紧拿抹布擦桌子。一阵忙乱后，打扫干净了办公室，我们才彼此做了自我介绍。
从介绍中得知，老姚五十二岁，是从辽宁西北一所农村中学调来的。老姚看起来不止五十二岁，面庞清瘦，白发要比黑发多得多。虽是农村来的，但带着一副眼睛，穿的干净利落，透着儒雅之气，仍然象一位老知识分子。
老姚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我和娟在他面前有点拘束。我们三人三个语种，老姚俄语，娟日语，我是英语。老姚虽是领导，但业务上各人翻译各自的资料，除了组织政治学习，他不太过问我和娟的工作。我和娟虽对老姚的经历有点好奇，但老姚不说，我们也就矜持着，不问不打听。
一日下班前，老姚的爱人来了，我和娟称她杨姨。杨姨的性格极开朗，一会就把我和娟说得与老姚拉近了距离。杨姨说，老姚五七年被发配到农村，先是干了几年农活，后又在小学中学当老师。你们可不知道，老姚一个人在那穷乡僻壤，一呆就是二十多年，受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杨姨说的眼圈都红了。调回来前，我去帮他收拾东西，他还在给学生上课。杨姨还说，老姚这个人有很多毛病，你们在一起工作，可要多担待啊。
下班回家的路上，我和娟都为老姚的遭遇而难过，同时也议论着，五七年发配到农村，那一定是右派，右派可都是大知识分子，我们可得虚心向他学点什么。
第二天在办公室里，老姚对我和娟说：“我们家老杨嘴爱说，人可是个难寻的好女人。你们别看她现在象个家庭妇女，其实她是中专毕业，当年也是个漂亮姑娘。我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她不离不弃，一直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在沈阳过，真难啊。文化大革命，因我的问题她也受了牵连，干部当不成，被弄到一个小邮局当邮递员。”还未等我和娟搭话，老姚又苦笑着说：“我算啥右派啊，没写过大字报，没给谁提意见，更没过激言论，我是被选上的右派！又冤枉又糊涂，在农村呆了二十多年。”老姚话刚落音，办公室小曹开门伸进头来说“老姚，所长让你去开会。”
老姚拿个本子走了。我和娟互相看看，都在琢磨着“选上的右派？”
第二天，娟看老姚坐那抽烟，就说：“老姚，你昨天”还未等娟说完，老姚就说“过去的事不提了。”一句话弄得娟很尴尬，我在一边等着听下文的也觉不得劲，赶紧低下头看资料。
和老姚在一起工作时间长了，我们逐渐了解到，老姚是哈尔滨人，家是书香门弟。在大学学的俄语专业。毕业后先在黑龙江省交际处工作，后又调到辽宁省交际处当翻译，兼给苏联专家当中文老师。老姚的俄文和中文都非常棒。虽然语种不同，我和娟都从他翻译的中文文字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老姚不太爱与人交往，但工作上非常勤勉，每有政治学习极其认真。一次党员开支部会，书记讲，老姚调到所里后，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而且经常写思想汇报，比年轻人还积极要求进步。
与老姚相处久了，慢慢体会到杨姨所说的“老姚这个人有很多毛病，你们在一起工作，可要多担待啊。”还真不是顺口客气。单是他的讲卫生，就让人受不了，简直就是洁癖。因他是老同志又是我们的领导，我和娟早上都是先到办公室打扫卫生。可是不论我们打扫的多干净，他来了以后都要挑出很多毛病，然后自己又擦又拖的。打好的开水，他也常常倒掉重打，怕我们没有把隔夜的水倒干净。天气不好，我和娟一从外面走进办公室，他必先看我们的脚，弄得我们俩退出门外，在走廊里跺来蹭去，确认脚上没有土了，再进办公室。气得我和娟也不愿早去打扫卫生了。雨雪天无奈地带块抹布，在办公室门前把鞋底擦干净再进去。我和娟常常背后嘀咕，有这么多怪毛病，在农村二十多年怎么过的呢？
老姚对一些小事的计较，有时也令人不舒服。我们系统是管农村经济，调拨计划物资的，单位福利搞的很好，在那需要各种票劵的年代，经常分鸡鸭鱼肉和农副产品。分东西时，每次我和娟从办公室将东西领回来，老姚都不满意，说我们没挑，拿的不好，可是我们不好意思，也不应该，也没谁在那挑挑拣拣哪。后来，再有此类事情，我和娟异口同声地说：“老姚，你去领吧。”
八零年，记不清几月份了，所里调工资的比例是百分之三十，我们情报室三个人分到了一个指标，所长说我们占了便宜。虽然一般女同志在一起事多，但我和娟是不隔心的朋友。我们俩背后嘀咕嘀咕，就决定把指标让给老姚，在农村呆了二十多年多不容易啊。娟告诉老姚我们的想法时，老姚没吱声，但从他的表情，我们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感激。我怕老姚不好意思，就拿纸写了名单送到办公室。小曹说：“你们怎么这么快啊，我们还得酝酿几天才评选呢。”
调工资结束后，一天上午，老姚对我和娟说：“今天中午我请你们俩吃饭。”（八十年代请吃饭就是在食堂买几个好菜，或是在家里做饭。）我和娟虽未雀跃，但心里也美滋滋的。
中午，我们三个人早一点到了食堂，找了靠边的一个僻静点的桌子。老姚让我占着桌子，他和娟去买菜。一会，老姚和娟端了两个托盘过来了，一盘是一碟大马哈咸鱼和三碗酸辣汤，一盘是三碗米饭。把鱼，汤和饭摆到桌子上，我和娟以为还会去取些什么菜来，老姚推了推眼镜，很正式地说：“这次调工资，你们俩把指标让给了我，我很感激，请你们吃一顿饭，表示我的感激心情。”我和娟看着鱼，汤和饭，面面相觑，随即拿起筷子，大口地吃起来。
吃过饭后，我和娟先回办公室。进屋，娟拿起杯子就喝水，又噗哧一声笑出来，看着我说：“潮汐，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想什么？”“再有一次运动选右派，我还选老姚！”“我也有此恶毒念头！”我们俩会心地大笑起来，直笑得肚子疼。
八一年三月份，在老姚来所二年多的时候，一天，书记叫我和机械室的老张去他的办公室，让我们去省交际处搞一下老姚的外调。因老姚一直积极要求入党，组织上想对他考核一下。
第二天我和老张到了省交际处。交际处接待我们的女同志姓齐，是副处长，不到五十岁，不是交际处的老人，对五七年那段历史情况不了解。她与处长商量后告诉我们，等两天他们找几个当时的老同志了解一下情况，再通知我们过去。
过了有一个星期，我们接到了齐处长的电话，让我们第二天下午到交际处去。
第二天下午一点半，我和老张到了交际处，齐处长在办公室等我们，还有一个六十多岁的男同志。齐处长向我们介绍说，他是刘局长，已经退休了，五七年时，他是交际处副处长，比较了解当时的情况。让刘局长给你们介绍一下老姚当时的情况吧。我和老张首先向刘局长表示了感谢，又介绍了一下老姚现在的情况。
刘局长沉吟了一会说，老姚能落实政策，安排到你们科研所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交际处当时有三人被打成右派，据我所知，到目前都落实了政策。但是没有回原单位的，老姚的工作安排的是比较理想的。
刘局长看看我，又说，这位同志年轻，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对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可能不了解，怎么说呢，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运动搞得也是很残酷的。当时，交际处知识分子多，是省里反右斗争的重点单位之一。那时抓右派也是有指标的，我们交际处有三个指标。有两个被打成右派的，当时确实有一些过激言论，给党组织提了意见，还写了大字报，所以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被带上右派帽子，也不算冤枉。还剩下一个指标，就不知道定谁好了，又不能不报。后来当时的领导研究决定，让群众选。老姚这个人工作还是不错的，业务能力也很强，是个不太关心政治的人。但是，他这个人有一些特性，有时表现的有些自私小气，很多人不太待见他，群众关系不好，所以一让群众选，大家就把他选上了。
把老姚发配到农村，我们也感到心里不安，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老姚不冤枉，也有别人要冤枉，就是那些提了意见，写了大字报的人，又怎能说是不冤枉呢？关键是我们国家的一场场政治运动，使上自国家主席，下至老百姓都不同程度地承受了苦难。只有不再搞政治运动，我们才能国泰民安，才能不再有冤假错案。
从交际处出来，一路上我和老张都没说话，我们都在默默地思索着
八二年七八月份。一天，老姚兴高采烈地走进办公室，拿出一包糖，放在桌子上，告诉我和娟，今天他特别高兴，儿子大学毕业留在了沈阳，分到了设计院。“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儿子分配的这么好吗？”“你托到接洽人了？”我问“没有，我到哪儿找接洽人，是今年分配有一条政策，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子女，毕业分配给予优先照顾，我这二十一年的右派没白当！”我剥开一块糖，放进嘴里，糖甜甜的，心里酸酸的，人生中最宝贵的二十一年，这代价太大了！
八四年我调离了科研所。八六年老姚退休。在退休前，老姚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加入了中国*。
退休后，老姚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期。中国和俄罗斯的边境贸易，给了老姚发挥余热的机遇。好多贸易公司聘请老姚做俄语翻译，老姚多次赴俄罗斯参加贸易谈判，把自己的业务能力发挥到了极致，家庭生活也提前进入了小康水平，杨姨终于跟老姚过上了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