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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时分，美发店里很静，打杂的姑娘在拖地板，年纪青青的老板娘文静地修着指甲，我坐在镜子前，看理发师的手在我的头上游来游去，看无边的短发随着剪子的律动潇潇而下。
“就是这一家吧，听说这家理发师不错，大嫂子的头发就是这儿做的。”
“好，我们进去看看。”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人不知如何，可这声音却不敢恭维，乡音很重，尾音很长，难听的很。
“唉呀，这屋里好暖和！”一声咋呼，一个胖乎乎的女人进来了，后面跟着两个瘦一点的。
“唉，你们看，做哪种颜色的？”
“玫瑰红吧。”
“我看还是做淡紫色的。”
三个女人站在样品前，旁若无人地讨论着，指点着，很可爱的样子。我们无声地笑了。
“请问你们要做头发吗？”老板娘笑问道。
“是的，你们做的好不好？”胖女人反问。
“给谁做呢？”
“是我！”那个最瘦的答“我们特地从某某乡坐车来的，我希望你能把我的头发做好一点儿。我想拉直，然后再上色。”
某某乡？是本县北部的边远乡镇。这么说，他们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来的？趁着理发师将我转了一下的机会，我好好地看了看她们。那个胖的长的一般，皮肤却是出奇地好，一头栗色的卷发洋洋洒洒地披在肩上，价格不菲的藏青色羊绒大衣配着后跟很细的高帮皮靴，看起来倒也合体。从这个女人身上，你看不出她的年龄，也许是三十多岁，也许是四十多。要做头发的那个最瘦的，最多三十岁，皮肤偏黑，五官清秀，短袄长裤，干净利落。另外一个大约四十多岁，身材适中，比较安静，长长的辫子在脑后随意地一挽，给人以一种贤妻良母的感觉。从她们的衣着上实在看不出是来自乡下，可皮鞋上斑驳的泥浆和开口说话时浓重的乡音马上就使她们的身份暴露无遗。
“拉一下多少钱？”
“看你想做什么样的，有两百二的，有两百的，还有一百八的，三个价位。”
“那我就做那个最贵的吧，一定要做好一点儿。”瘦女人边说边坐下来开始洗头。
“唉，你也把头发翦了吧，拉直，或者烫一下。”胖女人对长辫子说。
“我不翦，我老了，不想再美了。我先回去行不行，你们还得好长时间，晚了怕没车了呢。”
“唉呀，晚了我们就不回去了，找家旅馆住一夜，顺便逛逛服装店。”
“就是，胖姐说的对，晚了就不回去了，啥不得了嘛。我在这儿做头发，你们两个先去吃饭，等完了大家一起去逛街。”那个瘦女人回头搭腔。
看着三个体态不一的女人，听她们旁若无人地交谈，觉得她们好潇洒，钱花的潇洒，话说的潇洒，实际行动更潇洒。想我工作了十二年，对满大街挂的羊绒大衣不敢问津，一看马靴的价格马上想到的是如果买一双普通的可以节省多少钱，至于让我白白地花去月薪的三分之一去把好端端的头发弄成怪里怪气的，更是天方夜谭。当然，让我放着孩子老公在家里，为了出去玩而夜不归宿的事也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我根本做不到，我会想到老公的脸色孩子的寂寞。我没有多余的钱，我无法潇洒；我思虑过多，我更无法潇洒。
记得读书时，拼命地在独木桥上挤，就是为了有一天不再步父辈之后尘，做那个一听就觉得喘不过来气的农民，不想肩挑背驼，不想刀耕火种，不想日复一日地在土地上艰辛地劳作，更不想简衣陋食为了几个零用钱卖了包谷再卖黄豆很简单，不想做农民并不是看不起农民，而是农民穷，农民苦。
可是，看看这几个乡下女人，她们比城里女人过的差吗？从什么时候开始，二舅家因贫穷而只读了一年级的表弟推倒了风雨飘摇的破屋，盖起了灰瓦红墙的砖房？村头曾穷的连裤子都没得穿的远房哥哥在家乡的小镇上开起了卤菜馆、服装店、杂货店？那些楼房雨后春笋般耸立在村头巷尾，那些外出打工赚了钱的老板或者在家乡做生意发了财的人们高傲的差点儿看不起我们这种所谓的“城里人”先生的妹妹妹夫都没有工作，但他们依靠勤劳的双手不断地打造着自己的生活，直到去年底回家过春节，才知道我们已成了众兄妹之中最穷的一家，很悲哀的感觉。他妹夫们用的手机比我们用的高档，抽的烟也不是我们区区几个工资可以对付的，大家一起玩的时候，先生只敢斗斗地主打打麻将，而他们却嫌节奏太慢，觉得不如“炸金花”来的刺激。凡此种种，谁还敢说农民穷，农民苦？
我为那些富裕起来的农民感到高兴，同时也为自己感到辛酸，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为了有一份工作而经历许多？也免得现在死心塌地的守着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仿佛守着一块鸡肋。
我的头发理好后，两个出去吃饭的女人也回来了，美发店里重又被叽叽喳喳的乡音塞满了，虽然并不悦耳，听来却别样地舒心。
2006。2。20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