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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先生是中国当代文坛的老祖宗。关于他,有些话人们不便直说,我却以为趁着巴老健在(此文作于巴金逝世前——作者注)说说也好,这样总比将来背着说要好。
我一向以为巴金并不像上海评论家所吹捧的那样“在猛烈攻击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同时,也坦率地毫无保留地剖析自己的灵魂。”我尤其反对把巴老的随想录比作鲁迅晚年的杂文。巴金怎么能够跟鲁迅比呢?鲁迅是大无畏的战士,是英勇不屈的硬骨头,是敌人又怕又恨的眼中钉、肉中刺,但谁怕谁恨(过去欺负是有的)令人尊敬的巴老呢?巴金就是巴金,他是一位德高望重、为人厚道并且充满伤感、怀旧或许还会愤愤不平的长者,以他的人缘和地位,不可能在根本上把话说“绝”至多事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或拿自己开一刀而已;而鲁迅就没有这般仁慈,不信邪,对着干,偏要把话说绝,绝到当事人无地自容。
至于巴老“坦率地毫无保留地剖析自己的灵魂”云云,依我看也是言过其实。且说被誉为随想录中“最富于忏悔意识的作品”怀念胡风,此文追述了作者与胡风几十年的过从,时间、地点、人物交待得清清楚楚,连胡风40年代在重庆新蜀报发表的一首五言律诗的前四句(破晓横江渡,山城雾正浓。不弹游子泪,犹抱逐臣忠)巴老亦不曾忘记,唯独50年代批判“胡风反党集团”时他在上海主持召开的几次批判大会的经过记不住了,记住的却是白纸黑字,公开登在报上的三篇批判文章。不过这三篇批判文章用巴老的话说也是“推脱不得”“都是别人说过的话”
巴老在大是大非上语焉未详,能取信于人吗?且不说上海另一位文化名人草婴当年坚决拒绝“揭发”满涛和傅雷,没有写过任何批判文章,就算胡风案大,巴老胆小,拗不过权贵的纠缠,发表上述违心之论纯属无奈,问题是巴老现在为甚挑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大做文章,一再表示他怎么怎么难过,甚至顿足捶胸大骂自己对不起亡友对不起良心?面对一个白发苍苍、如此自虐的老人,我们除了同情、怜悯,难道还忍心责怪他被迫写的三篇人云亦云的批判文章吗?相反,在多数读者眼里,巴金倒通过这件事儿升华了,大彻大悟了,达到了也许比草婴更高的思想境界,因为他具有“强烈的忏悔意识”
我无意于在这篇文章中贬损巴金先生,事实上巴老本人也承认在剖析自己时“我下不了手,因为我感到剧痛。我常说对自己应当严格,然而要拿刀刺进我的心窝,我的手软了。我不敢往深处刺。”(见随想录合订本新记)。我的意思是巴老是一位善良因而软弱的好人,由于经受不住内外交困,致使他的人格有时也不免变形、扭曲,这自然不仅仅是巴金个人的悲剧,也是全体中国人的不幸,毕竟像冯雪峰、草婴那样不屈不挠的硬汉为数极少,我们不必也不应该追究一个身不由己的弱智,但避重就轻,试图以“苦肉计”解脱自己则明眼人一望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