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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的人，都知道岳飞的母亲在其身上刺字“精忠报国”的故事。殊不知，刺字在宋代是一种很常见的事情。在当时，士兵或脸上，或耳后，或额头都要刺字。
宋代的士兵脸上刺字，叫作“面涅”刺字（黥面，即后世的所谓“刺青”）在五代时候作为约束军兵的一种办法，可以说已经包含有某些歧视成分。然而，在武风猎猎的岁月里，骁勇的武士常常有比普通人更多的出人头地的机会，所以，刺字倒并不受到世人的过多议论，从军也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险途。例如后周太祖郭威，就是当兵出身，其脖子上就刺了一只展翅的飞雀，时人称他为“郭雀儿”由于这个原因，郭威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位“黥面天子”
然而，到了宋代，特别是自宋太宗一朝重文轻武国策的推行，士兵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几乎可以与罪犯相提并论。按照当日司法制度规定，大部分重罪囚犯在发配到外地牢狱服刑前，都必须在面颊上刺字，以防逃亡。而这种形式竟然与军人相同，正如后世小说水浒传中描写的林冲，杨志等人刺配的情景。与此同时，朝廷有时也将某些犯人刺为下等军人，如厢军中的牢狱营士卒之类，所谓“牢城指挥以待有罪配隶之人”（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如此一来，军兵在世人眼中变成为“行伍贱隶”苏洵在衡论下兵制中说道：朝廷沿袭五代刺字旧习，使之成为常法，士卒竟无法与齐民相等。士兵的地位竟然连普通的百姓都不如，又如何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最为著名的是狄青，一个宋朝最负盛名的战将。他在青年时代投军后，像起他士卒一样在面部取得了刺字的标志。后来，他因战功而被皇帝提拔为枢密副使后，脸上仍然还有早年当兵时的刺字，这在世人眼里无疑是耻辱的标志。仁宗劝他用药将墨迹消除掉。狄青谢绝了皇帝的好意说：陛下以战功擢拔臣，不问门第，臣所以有今日，是因为有这印记，臣愿意留着印记，用以激励军心，所以不敢奉诏。（见宋史狄青传当仁宗皇帝欲拜狄青为枢密使时，朝野舆论大哗。宰相庞籍援引了祖宗先例，劝说仁宗道，当年曹彬战功卓著，但太祖也只是赏赐给他大量的金帛，而未予枢密使职位。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军人的态度。枢密院为掌控军政的最高权力机构，自太祖和太宗立下抑武的国策以来，武臣出掌枢密院便是一种忌讳。仁宗的这一任命，为狄青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还有一个著名战将呼延赞。不过这一位是个特立独行的人，并不以为刺字是一件羞辱人的事情，脸上有字还不过瘾，又请人为自己的全身刺上“赤心杀契丹”几个字，同时还将他的妻子和仆人的身躯上也刺上这些字，将他的几个儿子在耳朵后面纹上了“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两行小字。他为了使家中幼儿长大后能耐住严寒，竟然在隆冬用冷水浇在儿子身上，为了提高军力，自己设计打造出降魔杵、破阵刀等奇怪兵器。但最终却被宋帝闲置而病死舒适的家中。从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爱国的晓勇斗士，为了国家而不惜将身家性命都投入抗辽之中。但是宋廷却以不公平待之！
到了靖康年间，金人入侵，有都统制王彦，召集四方豪杰入伍抗金，聚集太行山上，其部下各相率刺面，涅成“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以此表达保家卫国的决心，他的军队，被人们称为“八字军”
写到此，不由得为这些爱国的军人们感到悲哀。百年来，他们受到的是种种不公平的待遇，可是当国家遭遇危难之时，还是他们披甲上阵，浴血奋战，保家卫国。 相对而言，宋朝，对于普通的城市小市民，对于士子文人，是一个适合居住的时代。“州桥夜市煎茶斗浆，相国寺内品果博鱼，金明池畔填词吟诗，白矾楼头宴饮听琴。”一座汴梁城中，处处皆是“情调”但是对于职业军人却不是一个很美好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