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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为中国文人制定行业法令，规定什么是可为的，什么不可为。知识分子文人内心的道德杠杆各自有一套，标准不统一。
从什么时候起，那么多人争着往“钱”看。中国文人，作为有良知、有血性、有理性的代表，也把拯救灵魂的重担丢开不顾，一味以追求低级趣味为乐，被世俗眼光牵着走，往金字塔顶拼命地爬。没有人会回头看一眼，没有人会愿意回头牵一把，没有人会愿意回头呼唤一声。“中国文人”一词，不再带有为民请命的色彩，不再与民间有任何牵连，它最后的象征是一张与底层人民绝缘的纸。原本依附着八亿中国农民命运的时候，它是那么高贵；一旦逐渐走向背叛的道路，就成了张爱玲笔下的那一袭“爬满虱子的华美的裙子”虽然还很光鲜，却早让人厌恶。
“御用文人”成为中国文人的代名词是令人特别心痛的现实。为自由写作、为正义写作、为真理写作不知何时已变得那么奢侈，仿佛一提这几个名词都会让人笑话。充斥于文坛，流行于社会，吃香于生活的是为领导写作，为政绩写作，为前途写作，为掩饰写作，为钞票写作。
如果说封建中国文人的“学而优则仕”是逼不得已，还情有可原，那么当代中国文人处于多样化选择的社会中，还视仕途经济之路为唯一出路，则是不可救药了。当一个文人的精神层面不再保存有为真理写作的基本准则，那么所有堂而皇之的写作目的，都是可怕的和丑陋的。缺乏最高尚的原始创作精神，最终我们还能拿什么向留下万千灿烂文化的祖先交代？在我们经济越来越赶上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候，我们的文学却离别人越来越生疏，离一流越来越远。当一个个带有浓重的官僚色彩的文化艺术协会你方唱罢我登场，团体写作、实用写作、无意识写作更加兴旺发达，随之消亡的是自由写作，良知写作。我们的思维在僵化，我们的反思在滑坡，我们的怜悯在衰退，我们的警惕在沉睡。作为思想的前沿者，中国文人由一个个牛虻演变为一只只只会表演的蝴蝶，这种变异，是知识界整体的沦陷，是民主化进程的自我封闭！我们完全丧失拯救的能力，我们要等待谁来拯救？
一提到“中国文人”许多人就会想到一个词来形容：软体动物。的确，已经没有什么比这个比喻更贴切的了。就像螺蛳那样，身患深度的软骨症，只知整天呆在那个硬壳里，完全丧失独立行走的能力，何谈战斗性与批判性？中国文人，你们的骨气哪里去了？
著名思想家黎鸣先生，在余杰新作铁屋中的呐喊一书出版座谈会上，发出了“中国的文人是最卑鄙下流的”呐喊声。一语揭破了无数伪君子文质彬彬的假面具！
有人耐不住做学问的清寒和辛苦，独钟情速成法和终南捷径，把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改装后投入应用。于是出现了高校教师学术剽窃的新鲜事。有人看不惯知识与金钱不等价的现实，纷纷吊高价来买。于是各级刊物便大肆腾出版面寻租，趁火打劫那些急着发表论文来评职称的老师。有人心里浮躁得很，根本没有心思在文学的大山里寻宝，而是把文学事业用作问鼎官场的助跑器。于是许多人一夜之间由民间走入了机关后，便迫不及待放下纯文学写作的笔，拿起笔写官样文章，乐此不彼。有人不管尊严的有无，使劲张扬奴性，作变态的枪手胡说八道不算，还要亲自披挂当“吹鼓手”多大的牛皮也吹得出口。于是昔日笔锋所向的对象，纷纷旧貌换新颜，在极端美化和吹捧下，已经与日月同高了。有人践行文学即人学的理念，要倡导人性回归，一切文字都要扯上性器官，隐私公开化，情感大众化，为冲动写作，为私生活写作，为感官写作。于是性日记、有了快感你就喊、不得不说的故事、生命中最后的几个女人等等，一下子从黑暗的床底下端上了桌面，哪怕晚节不保也要公诸于众。
自称“农民的儿子”的作家摩罗，喊出了“中国文人不懂得耻辱”的晴天霹雳。这个发现，比五十年代全国大放卫星时候的勇士敢于惊叫“米缸没有米了”还要有价值。
这是一群把耻辱当光荣，把卑鄙当通行证，把无知当伟大的短视者！中国文人的劣根性，也许就是这种“无知者无畏”的气概。
我们一旦发觉笔下的情感不再是为心灵而写，一旦发觉纸上的呐喊只是流于形式，一旦发觉字里行间注入了过多的商品气息，我们就应警惕，这种味道还属不属于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的本性？
当中国文人不再只是一个文字的贩夫走卒，中国文人的价值观不再脱离传统的人文精神制约，那时候，大概就会知道什么是可为的和什么是不可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