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背后二

出前一丁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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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眼泪,那是因为我不怕疼痛。

    在我很小的时候,看电影烈火中永生,那里面有不少共产党员受刑的场面。同学们看了都在说共产党员的意志如何坚强,有的人还誓旦旦地表示,长大后,要做江姐、许云峰那样的共产党员。

    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不是真话,反正我没这么想。我想到的是:他们受刑的时候难道不疼的吗?我偷了养父的香烟,点上,然后把燃着的那头按在我的大腿上,疼,钻心的疼,我还闻见了一股肉被烧焦的味道。但我没有哭,也没有叫,只是闭着眼睛,想像着自己成了电影中的某一个地下工作者,而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岿然不动。

    这么着经历了记不清的数次之后,一切跟肉体相关的疼都不过是被养在身体上的虱子咬了一口,轻描淡写,雁过无声。在监狱里,教官的电棍,牢友的殴打等等给我的疼痛都是毫无意义的。我对疼痛的感觉是麻木的。

    我曾经试图寻找自己对疼痛麻木的根源。在大学里,我确实在这一方面花费了不少精力。有一段时间,我不去上课,而是整天泡在图书馆里,目的就是为了寻找理论上的说法。 很遗憾,我什么也没有找到。可是我并不失望,因为找不到理论,反而让我更坚定了自己的身世是造成我不怕疼痛,不会流泪的根本所在。

    我是一个私生子。我的养父从没有向我隐瞒过这一点。我觉得养父是个很真实的人,他没有用美丽的诺言来掩盖事实的真相,这让我有了很强的承受能力。每当他喝了酒之后,就会骂我是“婊子养的野种。 ”对于婊子和野种这两个在凡夫俗子们看带有侮辱性的词,我早就习已为常了,我从没有觉得这两个词有什么不好,它们只能说明我与别人的不同。我确实与别人不同。

    念中学时,因为打架和早恋,转了三次学校。没有人对我抱有希望,老师说我是人渣,不可药救。但问题是,我居然考上了大学。一位对我恨之入骨的老师得知我考上大学的消息时,竟发出这样的惊呼:“上帝呀,你为什么这么不公正!”亏他还是个无神论者,居然也会用“上帝”这个词,这是一句多么可爱的感叹,我喜欢得不得了,就像喜欢挖自己的脚丫子一样。

    养父虽然骂我野种,仿佛对我怀有深仇大恨,但我认为,他还是以我为自豪的。要不,他不会在我考上大学那会儿请了两桌酒。我想,与其说他是在祝贺,不如说是在炫耀,或者说是在向凡夫俗子们反击。养父是在我蹲监狱的时候去世的。是那个曾经想感化我的唐辉帮我操办了丧事。在我蹲监狱的时候, 养父从来没有来看过我。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时,我也没流一滴眼泪。

    我对前来探监的唐辉说:“现在一切都解脱了。阿辉,我告诉你呀,我不是他亲生的。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私生子,是只浑身爬满虱子的野狗!”我这是第一次向外人坦白自己的身世。唐辉瞪大了眼晴看着我,大概他以为我肯定是受了太大的刺激而胡言乱语。便说了一气安慰我的话。其实对于坐牢我从来不在乎,坐牢就坐牢呗,读不了大学就读不了大学,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对唐辉笑了笑,说:“我真的是个私生子,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母亲。我只知道她与养父本来是在一个剧团唱戏的,跟一个唱小生的生下了我,然后就抛下了我,跟那唱小生的跑了。养父把她所有的东西都毁了,连她的照片我也没见过!”唐辉的眼里突然有一星泪光在闪动,我知道他在滋生文学的感动,这种感动随着文字的形成,就会烟消云散的。

    唐辉把两只手都贴在玻璃上,我的手也贴了上去,我们都没有说话。但探监的时间到了,他说:“我会常来看你的。”不知为什么,我背过身走向牢房的那一时刻,抑制不不住地笑了起来。教官厉声问我笑什么,我说浑身痒得难受,教官便给了我一个耳光,说是替我杀杀痒,可我笑得更厉害了。因为笑不出眼泪,教官说我在装疯卖傻。那天我吃了教官五个耳光,脸都红肿了,却感觉不到疼。

    我一直认为,担当改造别人的角色的人,大抵都有施虐的倾向,而被改造者又都有受虐的潜意识,否则就达不到平衡。达不到平衡的人群,还能存在吗?教官的耳光与我的笑声就是达到平衡的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里,我们知道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确确实实地存在着。

    那天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出乎意料地思念着我的养父。当捧着饭碗,我想起了养父做的饭,还有他每晚咪酒时发出的酒香。当教官们让我挖坑埋砖头,再把砖头刨出来的时候,我想起了养父给我的耳光,耳边响起他的骂声:“野种!那婊子一样的野种!”当夜晚降临,牢友们花钱去看电视,我一个人蹲在牢房里,透过小窗对着苍茫的夜色发呆,我又想起了养父,想起了他唱的戏。

    这时,养父的唱戏声就会很清晰地飞进我的耳朵里。

    到今我也弄不明白,养父的唱戏声为什么样会在这个时候,这样的氛围里出现,甚至每一句唱词、每一个吐字、每一次换气,我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眼前老是晃动着养父的那件戏袍。其实,此时我听到的唱词和看到的戏袍都是毫不相干的。

    我听到的往往是养父在甘露寺里扮乔玄的一段唱,唱词里说的是乔玄劝说孙权和吴国太不要杀刘备的事,听养父说这是马连良最著名的唱段,可是我到现在也不晓得马连良是谁,我只晓得京剧里有个男扮女装的梅兰芳。

    唱戏声渐渐消失了,可是养父演戏时穿的那身戏袍却越来越来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戏袍可不是乔玄穿的,而是西楚霸王项羽穿的。听养父的那些戏友说,养父演的霸王别姬很拿手,演虞姬的就是我的亲生母亲,在小县城里当是是很有名的美人儿。他们说我笑起来时像她,我说我又不是女人。现在想想,我那位母亲的眼晴一定生得很妩媚,专勾男人的魂的,没准养父就是被这双眼晴勾住的。

    她的眼晴一定是生在了我的脸上,要不,他们怎么说我笑起来像她呢?这种眼晴生在女人的脸上就是妩媚,要是生在男人脸上就是淫荡了。有时我讨厌这双眼晴,它让我看起来像坏人。其实我看到的那件戏袍早在我14岁的时候就被养父亲手烧掉了。至今我也弄不清他为什么要烧掉它。烧了就烧了,为什么还要把烧成的灰埋了?

    我是在养父烧戏袍那天,发现养父老的。那天,我坐在二楼的阳台上,无所事事地打着瞌睡,就听见不远处传来了锣鼓声和京胡声,我知道养父和一帮票友又在树阴下折腾开了。他们的京剧于我真的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唱来唱去,我怎么着都觉得是一个调子,有时一个字拖得很长时间,听着都嫌烦。

    可养父他们就是乐此不疲,除了下雪下雨,天天都这么折腾,有时树阴下,有时公园里,有时在巷子的某个天井里。听街坊邻居说, 养父先前在小城里唱戏名气挺牛,霸王别姬、铡美案是他的拿手戏,特别是在甘露寺中,他由花脸反串了一把老生,更是轰动一时。后来剧团解散了,他又没多少文化,只好到工厂当了工人。

    那边京胡声传了来,养父就唱了起来,没唱几句,声音陡地一变,嗓子仿佛被什么划了一下,接着那边就鸦雀无声,后来京胡声又拉开了,那是那调,养父唱的还是那几句,一到行前卡壳的地方便又卡住了。我知道他的嗓子倒了,这意味着他以后再不能唱了。

    这样反复了好多次以后,我站在阳台上看见养父从家这边走来,低垂着头,步履有点蹒跚,好像生了病似的。我愕然发现养父的双鬓已经斑白,养父老了呀!我奔下楼去,上前扶住他。他一把用力推开我:“野种,给我闪开!”我说:“你骂什么?好心没得好报。”他瞪了一双布满血丝的双眼:“就骂你你这个婊子养的野种!”我说:“没有老野种,哪有小野种!” 他滔滔不绝地骂着进了家门。一进家门就从箱底翻出那件戏袍,抱在怀里,脸埋在戏袍里,呜呜地哭起来。

    我懒得去劝他,由着他在那儿独自流泪好了,自己拿了本书和一包香烟到阳台上去享受阳光。那时候,我喜欢阳光。我不知道养父是什么时候停止哭泣的,等我知道的时候,他已冲我面前,一把夺走我手中的香烟,就朝楼下的天井里扔去。 那大半包香烟在自由落体运动的过程中,全都散落出来,落在地上横七竖八,像鼻涕虫爬过后留下的痕迹,杂乱无章,却是千丝万缕地连着的。养父说:“老子辛辛苦苦养你这么大,可不是让你这么不学好!”我说:“反正我是野种,学不学好跟你没关系!”养父忽然软了下来,说什么以后再也不会骂我野种了,并拿出钱让我去给他买猪头肉和啤酒。

    养父脾气暴躁,但有他的优点,那就是说话算话,像个爷们。打这以后,他还真的没骂过我野种,我和他安安稳稳地过了一段日子。直到有一天,我在学校和人打架,被学生家长告到家里来,他又开骂了,只是这次把“野种”改成了“孽种”我一直以为养父就是“诚信”的代名词,否则,我早就离开他,流浪去了。

    我到巷子头上称了一斤猪头肉,买了六瓶啤酒。那天晚上,养父就着猪头肉、花生米,还有中午剩下的一些蔬菜,开始还是一瓶酒分三至四次喝完,到最后三瓶时,就是一仰脖子,咕咚咕咚,那硕大的喉结一上一下地游动着,不换一口气,一瓶洒就这么下去了,六瓶啤酒和一斤猪头肉一扫而光。

    我知道养父的酒量很大,可从没看见他喝得这么猛。

    看着他喝酒,我就想,倒嗓对他的打击难道就那么大?唱戏对他就那么重要?喝光六瓶啤酒,养父的脸色一点也没变,但话少了不少,眼里有些伤感的东西。后来,他站起身来,到里屋把那件戏袍拿了出来,披在身上。我才发现,在夜晚的灯光下,它是那么熠熠生辉,上面那条用金丝线绣出的金龙呼飞之欲出。如果在舞台灯光的照射下,它一定是金碧辉煌的,但这种金碧辉煌又是傲视一切的,穿上它的人也就有了一种霸气。

    它绝对是一件精品!我这么想着的时候,养父叹着气从身上扒下了它,然后来到天井里,点上了火,我惊叫:“别烧!”养父没有理我,只是用火钳拨弄着它,火便更旺了。火光映出养父的脸和头颅,脸上的皱纹像水波纹似地流动,头发是灰白的,没有一丝的生机。这一瞬间,我意识到养父已经老了。火光熄灭了,养父完全沉在了黑暗中,他蹲着那堆灰前,一动不动,四周非常静,静得叫人想喊出来。

    突然间,我听见他像在舞台上唱戏那样长叫一声,然后就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把地上的灰用手一把把捧进一只小布袋里,然后出了家门。我跟着他,来到他跟戏友们经常聚会的那棵树下。只见他在地上挖了个坑,把那个装了灰的布袋埋了进去。树下一片黑暗,从人家里屋窜来的几星灯光,只是加重了这黑的颜色。

    现在我每每回想起这一幕,就会贸然想起在一本什么书上目的地到的一句话:“一个成熟男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的男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可养父并没有成就某种事业,但他依然那么勇敢,那么卑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