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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这么个小故事，读来让人心生太多感慨：
无锡盛磐有时名，小试必列前。一日至苏州，坐书肆阅书，有白衣老人继至，立书柜旁，盛视之蔑如也。既而久不去，盛乃问：“欲买书乎？”曰然。又问：“有子读书乎？”曰然。盛曰：“是可佳也。”老人问：“先生何姓？”盛傲然对：“无锡盛磐。”老人拱手曰：“仰之久矣。”盛道：“若固知我，益可佳。汝何姓？”老人曰：“不敢，太仓吴梅村也。”盛愕然，踉跄而别。
这样的一出戏，在现在的社会里只怕是很难上演的了。这倒不是现在的社会就缺乏这样一报名号就让先前洋洋自得自命不凡的“无锡盛磐”式的人物“愕然，踉跄而别”的“太仓吴梅村”吴梅村与钱谦益、龚鼎孳号称江左三才子，就算现在这个文学凋零的时代缺乏他这样的大家，但在文化界中处于他这样的地位的，却也不是没有。然而在现在这个通讯高度发达的时代，任何一个多少有点文名的阿狗阿猫整日盘旋在脑袋中的念头也不过是如何让自己的那张脸孔在报纸电视等等媒体上多多露面，一天见不到关于自己的新闻就浑身上下不舒服，硬是要折腾得全国上下天天能见到他的嘴脸方肯罢休。这样的人物倘是到了哪个书店里——甚而至于就算不是进书店，而是“破帽遮颜过不闹之市”那后面也是一定要跟随着一堆记者摄象机的，就算有那么个“有时名，小试必列前”的无锡盛磐敢于在心里洋洋自得自命不凡，那时候也一定是要收敛收敛心思屁颠屁颠地跑上去点头哈腰久仰久仰的，何至于会戳穿自己的假面具而“愕然，踉跄而别”的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位盛磐先生实在是可怜，只因为早生了那么几百年，没有看过多少报纸电视，以至于不大认识这位江左才子而掉了大面子，真是可怜哉，文人面子可是价值千金的呢。
然而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一切信息都要靠翻山越岭的口耳相传的时代，这个无锡盛磐能够知道太仓吴梅村，这也就从某个侧面说明了吴梅村的名气之大。这样说也许会被现代的朋友们指责，以为以吴梅村在明末清初文坛的影响，无锡盛磐能够知道他是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其实不然。那个时代就是这样，不能将现代这样信息高度交流的社会作比的。这里就有个例子存在。袁宏道徐文长传小序云：“盖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噫，是何相识之晚也？”相比于吴梅村，徐文长文名未必就有逊色；而相比于盛磐，袁宏道可就是真正大家的了。然而袁宏道“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用现在的话说这不是因为他孤陋寡闻就要归因于信息传达之不方便了。从这意义上来说，无锡盛磐能够知道他，也就可以想见吴梅村这个江左才子在当年的文坛上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不是现代社会中的靠着记者摄象机哄抬出来的，而实实在在是靠了自己的那支笔所创造出来的。前者的影响力大半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离开了哄抬便会渐渐消逝而至于乌有；惟有后者，才有可能成为永恒。
而在事实上，吴梅村确实应该有着那样的永恒的影响力。
二
吴梅村，名伟业，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学者。字骏公，号梅村，早年号鹿樵生，人称吴太史，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生，清康熙十年（1671年）死。江苏太仓人。
有清一代，没有发展成熟的各种文学样式几乎都得到了登峰造极的发展，可谓琳琅满目。至于诗文，则颇有中兴局面。清代诗人喜言宗派，康乾年间此风尤烈。诗家多各立门户，以尊唐宗宋相标榜。吴梅村才华横溢，诗词文字风雅；由于时逢国乱，阅历兴亡，诗句颇多激楚苍凉，风骨傲然，被誉为一代词宗。乾隆皇帝曾经亲批其诗曰：“梅村一卷足风流，往复搜寻未肯休。秋水精神香雪句，西昆幽思杜陵愁。裁成蜀锦应惭丽，细比春蚕好更抽。寒夜短檠相对处，几多诗兴为君收。”对于其诗作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正是乾隆皇帝的这八句，奠定了吴梅村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
吴梅村一生写诗千余首，取法唐诗，但不墨守成规，所创七言歌行自成一体，世称“梅村体”四库提要以为其“格律本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事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这个概括精辟而准确。所谓“四杰”即王骆杨卢初唐四杰，香山即白居易。白居易与元稹七言长篇叙事歌行，后人呼为“长庆体”而吴梅村“梅村体”正是师承于此。清袁枚语录云：“梅村七言古，用元白叙事之体，拟王骆用事之法，调既流转，语复奇丽，千古高唱矣。”沈钧论诗绝句论吴梅村诗云：“风流白傅集先传，独有梅村许并肩。最是永和词一曲，后生端不让前贤。”如此“不让前贤”的评价，清人颇多道及，甚至有以为清凉山赞佛四首“凄沁心脾，哀感顽艳，古人哀蝉落叶之遗音也。非白香山长恨歌所及”者（见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五）。但也有以为比之前贤尚有不如者，如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三以为“其诗以七言歌行自成一体，事固足传，而吐辞哀艳，善于开阖，读之使人心醉。然以拟元、白，则不免质薄而味醨。”这里略谈其诗风，至于诗词成就，旨不在此，自有评说存在，不论。
三
明天启四年（1624年），大名士张溥创立复社，十四岁的吴梅村即成入室弟子。其时张西铭阅其文章就叹息以为“文章正印，其在子矣！”张溥眼光果然了得，崇祯三年（1630年）二十二岁的吴梅村乡试中举。次年会试，主持考政的周延儒被政敌乌程党人诬陷，以为偏袒吴梅村，尚未放榜即高中首元，正闹到沸沸扬扬不可开交时，崇祯皇帝亲自出面，阅其试卷之后，御笔亲批“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字，一语平定风波。更大的恩赐还在后面，崇祯皇帝知道吴梅村尚未成婚，于是乎恩赐新科榜眼持节还里门，合卺完婚。中国传统士人所梦想之“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在吴梅村身上得到了奇迹般的实现。
这场皇帝特准的婚礼在当时几乎轰动整个江南，甚而至于以大隐闻名的明代书画家陈继儒都禁不住写下了送吴榜眼奉旨归娶这样的颂诗：“年少朱衣马上郎，春闱第一姓名香。泥金帖贮黄金屋，种玉人归白玉堂。北面谢恩才合卺，东方待晓渐催妆。词臣何以酬明主，愿进关雎窈窕章。”他的老师、同榜题名的张溥也写下了送吴骏公归娶诗：“孝弟相成静亦娱，遭逢偶尔未悬殊。人间好事皆归子，日下清名不愧儒。富贵无忘家室始，圣贤可学友朋须。行时襆被犹衣锦，偏避金银似我愚。”
崇祯皇帝对于吴梅村的恩赐远不仅此。崇祯九年，年仅二十八岁的吴梅村被任命为湖广乡试主考官；十年，为东宫讲读；后升迁南京国子监司业、中允、谕德，从九品小官成了正六品。期间，大名士黄道周遭弹劾被杖系狱一案，吴梅村素仰黄道周之名，特派监中生员涂某前往营救。结果此人到京上书崇祯，颇有不敬之辞而惹下大祸。崇祯皇帝极为恼怒，严旨责问事件的参与者，七个人中六个受到处分，惟独吴伟业被免于追究，不能不说崇祯皇帝对于吴梅村有大恩惠。这一切恩惠是吴梅村至死也不能忘记更是在他仕清之后深深触动他内心良知而悔恨万分锥胸泣血不能原谅自己的，直到他的遗嘱与子璟疏中还在反复地提及。
崇祯十二年（1639年），三十岁的吴伟业任职南京国子监，处在他人生的最好时期，功成名就，无忧无虑。在人文气息极浓的南京，他呆了六年之久。综观吴梅村一生，这六年怕是他六十三年的生涯中最值得他追忆的年月了。在不算曲折的生活阅历中，多了一份与晚明风流人物钱谦益、侯朝宗、冒襄等人，以及如卞玉京、寇白门、董小宛等秦淮名妓交往的过程，甚至还一度与卞玉京同床共枕。
关于吴梅村与卞玉京的那段来往，读来实在让人大为叹息。吴梅村自幼体质不佳，据他自己记述“禀受尪羸，素有咯血之证，每一发举，呕辄数升，药饵支持，仅延残喘。”因之而极得亲人庇护，生性懦弱，优柔寡断。这种性格不仅影响了他一生为人，同样深深地注入了他的爱情生活。
明末清初名士与名妓交往，乃成社会风气，如钱谦益与柳如是等更成就一代佳话。而“秦淮八艳”之一的卞玉京早就想许身吴梅村。崇祯十六年，吴梅村与卞玉京相见。当时，他已是名满天下的诗人，而卞玉京身为秦淮八艳之一，诗词书画都很好，吴梅村曾赞美她“双眸泓然，日与佳墨良纸相映彻”两人一见，相互倾情，但可惜的是，吴梅村优柔寡断的性格起了作用，不知道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而佯装酒酣而清高自负。秦淮八艳本非一般风尘女子，颇多决绝刚烈之气。便因吴梅村这一误，后来卞玉京屡屡拒绝与他的相见，这在琴河感旧•序与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序中都有记述。
也直到顺治七年（1650年），卞玉京在钱谦益家里看到吴梅村的琴河感旧四首，方知吴对她的思念。数月后二人在太仓终于相见，卞玉京为吴氏操琴，吴感怀不已，写了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见本文篇末附录）赠之，诗中道出了卞在这十年中的情景，点出了清军下江南、卞玉京“弦索冷无声”一派凄凉状况。作为缠绵悱恻、悲切哀婉的艳歌，这首千古绝唱与圆圆曲一样，代表着吴梅村诗歌创作的最高峰。所谓“十年同伴两三人，沙董朱颜尽黄土”是说沙才、沙嗽以及董小宛们没能逃脱被清兵蹂躏至死的下场。而吴梅村也没能拯救卞玉京，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嫁与会稽郑建德，失意后又“乞身下发”沦为道人，终于遁入空门。因而，吴梅村在有负于卞玉京的情感世界中背上了爱情的十字架，以忏悔的心情写下了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这首悼亡诗。吴梅村晚年生活孤苦，处于自己的灵魂的深深的深深忏悔之中，还道义和良知的债。这段时期的生活也成了他晚年自况、回忆的诗作题材和基本内容。现在想来，倘是当年能够和卞玉京终成良缘，晚年的吴梅村怕也就不至于孤苦至此，甚至会成为另外一个千古传唱的“钱柳姻缘”吧？
四
1644年，甲申巨变：3月，农民起义军闯王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4月，马士英、阮大铖拥立福王朱由崧偏安南京，建立南明小朝廷；5月，满清多尔衮入京；10月，爱新觉罗•福临抵京，登基成为清朝入关后第一代皇帝。
崇祯帝自缢煤山之后，由于他对自己的大恩惠，吴梅村本待以死相殉，但一念之差“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苟活了下来。接受了南明小朝廷正四品少詹事的官职，两个月后他发现阮大铖马士英等奸佞把持朝政，便决然辞官回家与侯方域（即侯朝宗）相约终隐。
1644年4月22日，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初闻消息时，吴梅村一腔悲愤地写了有名的长诗圆圆曲（见本文篇末附录），这首长诗后人评价极高，比之于白居易长恨歌，甚而至于到了因诗代史的地步。如“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一句，直到今日人们还分辨不清，吴三桂之引清兵入关，真的是为了陈圆圆？而这长诗本身也可以算得吴梅村对于满清入关的政治表态。
在这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吴梅村没有作品对清兵的暴行表示愤怒。扬州十日后，清兵七月初四屠嘉定，初六屠昆山，十二日屠常熟，吴郡七州六邑皆受屠戳。在太仓，他不仅听到了这些惨烈的消息，还亲身经历了兵乱的苦痛，率百口之家避难礬清湖历时两月有余。当时，与太仓毗邻的昆山，遭受屠城最惨，年龄与吴梅村上下的顾炎武等晚明士子正与清军浴血奋战，吴梅村却在此时写了一篇长诗礬清湖。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或云江州下，不比扬州屠”“而我游其间，坦腹行徐徐。见人尽恭敬，不识谁贤愚”一副身处世外桃源的悠然心态，真是“月出柴门，渔歌四起，杳然不知有人世事”现实当然不是吴梅村所描绘的那样，用他自己的话说：“每东南狱起，常惧收者在门，及诗祸史祸，惴惴莫保。”他其实也在过着心惊胆颤的日子。这样的日子，他在家乡过了整整十年。十年里，多经世变；而吴梅村以他的赫赫威名而隐逸，气节一时为天下宗。
顺治十年（1653年）春，吴梅村参加了复社在虎丘的又一次集会。复社在江南士子中的影响极大，崇祯六年的虎丘大会后，精神领袖张溥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不幸夭殂，就再没有在此大规模地活动过。时值又有两个小团体同声社、慎交社的团结合盟问题，九郡人士不下千余人前来赴会。就在这个会上，大家推举吴梅村为宗主。是年秋天，因顺治九年的“诏起遗逸”作为复社领袖的吴梅村与周廷鑨、姚思孝、朱明镐等人被两江总督马国柱将名字报上去，清朝廷下令征召入京。好友侯朝宗急忙驰书提醒吴梅村不要接受征召出山，他几乎未多考虑就斩钉截铁地回答说：誓死不出。他上书马国柱，以“清羸善病，即今在京同乡诸老共所矜谅”为由，陈述少年咯血，久治不痊等等困劣之状，婉言相辞，但未获准允，经过一番剧烈的思想斗争，他妥协了，接受了征召。而周廷鑨、姚思孝、朱明镐等人却以不同的理由加以拒绝。这个出仕清朝的决定，在以后成为了吴梅村终身的恨，多年以后，侯朝宗去世，他作怀古兼吊侯朝宗，忍不住这样叹息：
河洛风尘万里昏，百年心事向夷门。
气倾市侠收奇用，策动宫娥报旧恩。
多见摄衣称上客，几人刎颈送王孙。
死生终负侯赢诺，欲滴椒浆泪满樽。
五
关于吴梅村的仕清，后人出于各种考虑一直在为他寻求着各种可能的解释。其实，在表面看来，他的行为确实是难以索解的。这样的一位文学大师睿智学者，身受前朝如许深恩，何以不能成为另外的陈子龙夏完淳，另外的顾炎武黄宗羲呢？
在后人为吴梅村惋惜的同时，对于这样的文学大师是心怀着颇多的敬仰的。因之对于他仕清的解释或多或少其实也都成了善意的辩护，于是便根据了他自己的记述“荐剡牵连，逼迫万状。老亲惧祸，流涕催装，同事者有借吾为剡矢，吾遂落彀中，不能白衣而返矣”而将这原因归结到了两个方面：一、清廷的压力。相比于明代的汉族文明，入关后的满清文化本来的极其落后的，因此在武力征服汉人的同时，满清一直极度在意于文化征服。笼络和倚重汉族大知识分子，即是其文化征服的最为重要的手段。正由于有这样的手段，吴梅村这样的汉族知识分子的代表，满清是不会不管不顾任由其为明逸民的。便为此，当年的吴梅村所受的压力确实是可想二知的。二、“同事者“的劝诱。这里所谓的同事者多半是已经为新朝效命的前明官吏。吴梅村与钱谦益、龚鼎孳号称江左三才子，而钱龚而人都是在江山易姓之际几乎迫不及待地效命于新朝了，他们又岂肯任由吴梅村独为隐逸而成其名节？倘用现在的话说，那两位，以及此外的还有很多的钱谦益、龚鼎孳这样的人，无论如何也是要拉吴梅村下水的。
平心而论，这样的解释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正如前所说，这只是“善意的辩护”真实的情况我相信并不如此。吴梅村所谓的解释“荐剡牵连，逼迫万状。老亲惧祸，流涕催装，同事者有借吾为剡矢，吾遂落彀中，不能白衣而返矣”公正地看来，其实也就是为自己的辩护，试图稍稍减轻自己的“罪行”龚鼎孳所谓“不惜一死，只是小妾不肯尔”的托词，将自己降清的责任推到“小妾”身上，正是和吴梅村一样的手段罢了。
文人，尤其是中国的享有大名的文人，所最在意的，相比于生前，其实还是身后的名声。这辈子他可能会不大在意，但身后后人的评说却是关系到他将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的大问题，他就不能不在意了。吴梅村的与子璟疏是相当于遗嘱的文字，他不论怎么地忏悔，这个时候也不能不为自己开脱一下了，所谓“蒙先朝巍科拔擢，世运既更，分宜不仕，而牵连骨肉，逡巡失身，此吾万古惭愧，无面目以见烈皇帝及伯祥诸君子，而为后世儒者所笑也”这个“为后世儒者所笑”才是他所真正担心的，也正是他终于决定要为自己开脱的原因所在。
正为此，吴梅村的仕清我愿意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去解释。清人王曾祥有论云：“惜哉，梅村迹乍回而心染也。”我以为这“心染”二字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文人，除了真正陶渊明式的隐逸者外，大半都是有着强烈的入世之心的。局限到吴梅村的身上，复社宗主的威望加之自己的抱负与自负，都决定了他不是位自甘于寂寞的人物，尤其不会在政治上自甘于寂寞。早年在崇祯朝所受恩遇所享盛名，固然会在良心上有所谴责，成为他与新朝合作的阻力，但论者往往忽视了，正是那些恩遇盛名那些炙手可热，让他在寂寞了十年之后终于耐不住了，终于生发了要再度进入统治集团的强烈的欲望。
另外的一个很大的原因，这个时候的明朝已经灭亡了了整整十年了。在这十年里，他或许深深地期待着反清复明势力的最终得势，然而事实却是，清兵铁骑一统江南，各地义师纷起却一次次地被迅速扑灭，恢复大明统治眼见已经无望，他等了十年，已经没有了再等下去的必要了。就这样，他终于决定了要迈出那艰难的一步了。这一步迈出，毁去的是他的一生名节半世青誉，然而在他的心里，或许在想，能够以这点代价换取更多的名利呢？因此，说白了，他的仕清，在他，其实也就是一次政治投机罢了。
关于吴梅村的这次仕清，还有这么段小小的插曲。据清刘献廷广阳杂记记载：“顺治间，吴梅村被召，三吴士大夫皆集虎丘会饯。忽有少年投一函，启之，得绝句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举座为之默然。”然而，不论有着多少的讽刺，这个优柔寡断了一辈子的文学大师，这一次真的是豁出去了。
六
然而，实在是事与愿违，并且不是小“违”而是大大地违了一次。吴梅村彻底地失望了，他的这次政治投机也彻底地失败了。他背主失节，毁去了一世声名，换来的，却是清廷的冷遇和猜疑。清廷封给他的，只不过是秘书院侍讲，充修太祖、太宗圣训纂，做做教育和文字整理工作；到后来也只委任个国子监祭酒，从四品的官职，与他在南明小朝廷被授予正四品的少詹事相比，还低了半级。他什么也没有得到的同时，整个的人的一生，几乎全成了零。前朝会元榜眼、宫詹学士、复社党魁等等全没了，反倒成为了对他自己的绝大的讽刺。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在京三年，吴梅村失望了三年，也悔恨了三年。最后终于忍受不了内心的巨大失落所带给自己的巨大痛苦，顺治十四年（1656年）二月以奔母丧名义，辞官不出。这一年，他四十八岁。
在吴梅村生命的最后十五年里，所有的，只是对于自己这三年仕清的绝大的悔恨和忏悔。这可以从他的几乎任何一篇诗文中找到佐证：
自叹
误尽平生是一官
弃家容易变名难。
松筠敢厌风霜苦
鱼鸟犹思天地宽。
过淮阴有感
登高怅望八公山，琪树丹崖未可攀。
莫想阴符遇黄石，好将鸿宝驻朱颜。
浮生所欠只一死，尘世无由拾九还。
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
清康熙十年（1671年）夏，江南酷热，吴伟业“旧疾大作，痰声如锯，胸动若杵”因作贺新郎•病中有感：
万事催华发，论龚生、天年竟夭，高名难没。吾病难将医药治，耿耿胸中热血。待洒向、西风残月。剖却心肝今置地，问华陀解我肠千结。追往恨，倍凄咽。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沈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灸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决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
这首词“沈吟不断，草间偷活”几乎可以算得吴梅村下半生生活的写照，而“一钱不值”等语，更是对自己的一生做了彻底的否决，直到三百多年后的今天读来，仍是能够感觉到诗人愁肠千结的苦痛。
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吴伟业病逝。临终前做绝命诗一首云：
忍死偷生廿载余
而今罪孽怎消除。
受恩欠债须填补
纵比鸿毛也不如。
同样否定了自己的一生，甚而至于“纵比鸿毛也不如”然而，他毕竟还是死了，死于病，也死于没完没了的惊惧和灵魂的忏悔。或许，只有这样的死去，才能算是这个伟大的忏悔者最终的解脱吧？
据清史稿记载：吴梅村“临殁顾言，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死后殓以僧装，葬我邓尉灵岩之侧，坟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起祠堂，勿乞铭，闻其言者皆悲之。”读书至此，不能不为他的苦心孤诣落泪。
关于“殓以僧装”后人颇多解释，有以为“吾闻先生遗命，殓以观音兜、长领衣，殆将返其初服、逃轩冕而即韦布乎”者，认为吴梅村觉得到另外那个世界去，或许会再见到崇祯皇帝和顺治皇帝，那么穿明朝官服和清朝官服都不合适，只有穿儿时或未入世之前粗陋衣裳更得体。若果真的如此，也实在让人慨叹了。这个吴梅村，临死尚在彷徨，尚没能原谅自己。
七
有人评价中国人，以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不知道忏悔的人种之一。客观地说起来，正是如此。中国人不忏悔，越是大牌的中国人就越不忏悔。因此我越发佩服这位吴梅村，就因为他如果不是中国文学史上惟一的也就是极其少见的一位真正的忏悔者。
大概就为了这些，时隔数百年，这位半世忧危于自己身后名声的吴梅村终于可以瞑目了。因为他的行为，已经得到了太多人的谅解。当年的对于这位所谓“两截人”的嘲笑，现在几乎也已经找不到了。而之所以能够得到谅解者，正是与他的这种灵魂的忏悔分不开的。这一点，可以从世人对于吴梅村和钱谦益的不同的评价中找到作证。
清人宋翔凤洞箫楼诗记卷十有诗云：“诗歌少激切，遇变乃迟疑。身非宇宙材，吁嗟难自持。试求郁郁意，亦动深深思。颠蹶但自怨，圣贤谅其心。始知有学集，惟听鸟兽音。其人不足取，其诗何足吟？”这里以为钱谦益“其人不足取”倒也罢了，而以为“其诗何足吟”多少就怕是过分之辞了。但无论如何却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这两位同是仕清的江左才子，由于二人心迹行迹的不同，得到了后人截然不同的评价。这其中，实在是与吴梅村后半身灵魂的忏悔分不开的。这才是吴梅村所以值得后人纪念的原因所在。
类似宋翔凤这样的诗句在吴梅村死后可以找到太多。直到现代，人们还是没有忘记这位深深地忏悔的吴梅村。2007年3月31日，南京和太仓等地的作家、学者们汇聚吴梅村的家乡太仓，对长篇历史小说梅村遗恨：诗人吴伟业传进行了研讨，无论这作品写得如何，能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出现和存在，总算可以稍稍慰藉吴梅村那颗孤独了数百年的心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