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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悠闲的我，因为过早的知道了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不得不让自己陷入烦恼，苦苦思索着如何应付那该死的方田均税法。直到有一天传来消息，说《清议法》已经颁布，我才暂时从这种烦恼中解脱出来。
然而等到我看到那道诏书的时候，却发现事情永远不可能如我想的那么美好，便如这《清议法》，首先三十到五十年后解密军机大事这一条就取消了，也就是说这些事情皇帝和大臣们没兴趣让天下知道；这个倒还罢了，让我哭笑不得的是拟议中的《枢密院旬刊》变成了《月刊》，而《皇宋月刊》变成了旬刊。至于让儒生到指定场所辩论朝政，更是没影没踪了。看着这个被从中间砍断的《清议法》，我才知道对于没有言论自由意识的人们来说，提倡言论自由是多么的困难。不过在诏令中，有一些句子暗示朝廷虽不提倡但也不追责儒生议论朝政，我想这可能也政治斗争的一种妥协吧。说真的，我还很怀疑发行这两本杂志和诏书，还是皇帝和王安石想挣钱，才做出妥协的。
本来我想在大坝上捅个眼，没想到这个眼又被堵上大半，只剩个沙漏了。也罢也罢，尽人事，听天命吧。我安慰着自己说，这总是聊胜于无。
正在那会做声不得的时候，石福来报，沈括大人来访。
我连忙到客厅相见，却见厅中站着一个中年人，脸微胖，长得也算眉清目秀。这人就是沈括？我嘀咕着上前，寒喧起来。
两人客套了几句，就分宾主坐下，我就问他来意，原来他是读了书院的几本教科书，一直想见我，没想到我却去了湖北炼铁，又听到炼钢有成……总而言之，就是他很佩服，就想来见见我。
我倒没想到沈括居然会成为我的追星族，肚子里暗暗得意，嘴里却不得不谦逊几句，又说了些沈括修水利，制礼仪的得意事迹，然后就开始闲扯起来。
据历史记载，这家伙几乎是个全才，数理化不用说，连生物天文地理全都懂，还会打仗，造兵器，炼钢，所以他一问问题，我就头痛。那几本书我编得多累呀，还有多少人帮忙才整出来。这一年多的时间我东奔西跑，心里想的不是赚钱就是政治斗争，怎么可能和这个被后世数学家称为“全世界数学史上找不到的，仅中国出了一个的”数学家谈数学呀，别看我是现代人，他一和我说算体积，我头都会变大多少倍。我高数早就扔了，初中数学当然也有他闻所未闻的，但是他擅长的地方我同样也不怎么灵光。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最差的情况，我东扯西扯，故意找一些自己懂得多的地方说，一会说到化石，说到地壳运动，让沈括非常有兴趣。我看着他那高兴样，心里暗暗好笑：“我能不知道你的痒处吗？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注意到化石的人呢。”我又和他说太阳历，简直让他感动得认我为知己，沈括主张废除太阴历改用太阳历，以适应农时，谁不知道呀？当时人们不采用，他还说以后一定会被采用，结果到九百年后英国人开始用了。这么出名的事我能不知道？不过我不傻，现在就算我是皇帝跟前的红人，我也不会帮你去主张什么太阳历的，采用新历法可是古代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包括礼制、传统、实用种种因素都要考虑，而且采用新历法实际上也是一种象征，象征着政治上的一种新气象，再怎么联想过份的都有，我这时候要帮你整这个，那不是告诉天下，我石越想变革旧制吗？
因为我地位比他高，知名度比他大，学问看起来也似乎比他强，他倒是蛮佩服我的。本来还觉得我这么年轻怎么知道这么多，见到我后才相信原来真有“生而知之者”，我猜他把我当圣人都有可能。我则一面肯定他对太阳历的认识，一面指出历法的改易是朝廷大事，需要极度慎重，他也只有点头的份。
留着他用膳之后，我们又说到计时的机器，他发明的漏壶很出名的，我却向他提出现代钟表的原理以及一种现代的计时方法，他蛮有兴趣的听着。完了我又让他改日去看我的印书坊的机器……总之种种新奇的东西和想法，我都一反平时的低调，在他面前口若悬河。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议论，一直谈到日薄西山，他才依依不舍的告别。
我知道对付沈括这种人，让他对你死心塌地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佩服你。沈括是个聪明人，他能想出许多技术发明，并注意到许多的细节，都证明他是比较开通的人。所以他不是那种恪守古制的人是有理由的，他支持新法也是有理由的。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沈括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他懂政治，关心民生，实际上他的许多发明就为了改善民生而发明的。他也是一个军事家，一个出色的外交使节，当然这些这时候别人是不可能知道的，不过我却可以从这些推测到他的为人——我相信沈括本质上，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支持新法，是因为他认为新法可以帮助大宋富强，当然，我不排除有可能是王安石对他有知遇之恩，但这种可能性只能是一个促因。
当我出现在这个世界后，他的人生将会改变，特别是在他主动拜访我之后，我已经决意把他收到我账下。政治上的事情，他不是傻子，他现在还没来得及站队，至少没有陷入政治太深，他应当很明白我的政见较之王安石的政见孰高孰下……
当我决心要把沈括收归账下之后，我突然发现，我的面前一片开朗——在之前，我虽然自觉的参预历史的进程，努力改变着历史的方向，却从来没有想过，我不仅仅可以主动改变大历史的方向，也可以改变一些个人的命运……在北宋的历史上，有一群人，当新党当权时，他们被视为反对者而被贬斥；当旧党当权时，他们同样被视为反对者而被贬斥。这些人，并不是为反对而反对，他们反对新法，是反对新法在执行过程中的变样与新法敛财的本质，所以当新党当政时，自以为是的当权者听不见任何的意见而视他们为旧党；当旧党执政时，对于新法风声鹤唳的旧党敏感的反对着一切新法，拒绝任何改变，从而把他们视为意志不坚定者。这些人是历史的寂寞者，却也是当时士大夫阶层当中真正的精英，务实而理性，能够坚持自己的操守，虽然在政治立场上不够灵活，但是对于政策的理解却相当的灵活。从某个方面来说，正是因为这些真正的精英长期被打压而居于政治金字塔的中下层，才导致了北宋最终的覆灭。
这些人现在被视为旧党而遭受新党的打击，我相信凭我目前在政治上的表现，这些人应当是旧党中坚定支持我的一派，也就是说，这些人才是我真正的盟友，因为我们在政见上更加合契。而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大部分都不在京师，我现在要做的，就是用更巧妙的方法，把这些人聚集到京师来，让他们能够在朝廷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也许他们，才能更好的理解并实现我的意图。
当我想通这一节之后，我甚至觉得方田均税法都不那么让我烦恼了，如果王安石要闹，就让他去闹吧。我在方田均税法没有显示出它的危害时加以阻止，不仅会加剧我和新党的矛盾，而且也不会得到下层民众的有效支持，因为他们不会知道方田均税法的危害，甚至有一些有正义感的书生，可能还会认为方田均税法是良法，我的反对，反而会让我丧失掉这一部分原本支持我的儒生对我的信任感。
我一个人在那里带着坏意的微笑，婢女们在一旁窃窃私语，猜测她们的主人今天为什么会这么高兴，几个侍女远远的跟在我身后，望着我轻快的走出大厅，在院子里大喊：“石福，备马车。”
当时比较流行的交通工具是轿子，很舒适。不过我觉得那会让我变得软靡，也会让我慢慢的习惯高高在上的感觉，所以我一般不会乘坐这种玩意，我宁可骑着个驴子四处游玩……当然我并没有骑驴的机会，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坐马车，结果就导致我家的轿夫是最轻闲的，而马夫则是最累的。
我的马夫叫石安，名字是我起的。虽然我并不想给他起名字，但是事实上我不这样做反而对他是一种伤害，而任何人如果伤害你的车夫，都是一件不智的事情。
做为一个现代人，当然知道马车没有轿车舒适，不过如果赶车的是个老手，那么马车坐起来还是很舒服的，而如果要加急赶路的话，虽然颠颇，却也别有一种风味。
石安的动作很快，我才走出大院，他和他的马车就停在我前面等候了。我提起衣襟上了车，两个小厮跟上来坐到石安的身后，我轻轻吩附一句：“去汴梁城。”
刚听到石安恭声应答：“是，老爷。”马车便挥鞭绝尘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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