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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那顿饭，冬子有时还误以为，自己离精英人士很近。这顿饭是孙总要请那几个打球认识的专家们，当然，这次是冬子付账，因为彭总交代过，孙总在西安的一切消费，都由公司负责。
而他们聚会的地点，却是另一位篮球伙伴提供的，在西安交大的某外宾楼。因为，那家伙，就是西安交大的副教授。说是那里有一个日式餐厅，岛国菜很好。
冬子有些不明白，一伙大老爷们，篮球场上，技术与性格双粗糙的逼近中年猥琐男，头发不多，爱好还很独特。
当然，冬子自己也没吃过岛国菜，不知道日式餐究竟是些什么样子，只是在电影上看过。在街头，偶尔只是吃过几块寿司或者生鱼片，对它们不是太感兴趣。
寿司这东西，在冬子这个中国式厨子来看，就是海苔包冷饭。而生鱼片，就是生鱼片，切得薄一点，加些芥末而已。表面上清淡，但始终因为生冷而腥的味道，有另外的一种刺激。这种刺激，不太协调，比较生硬，不是冬子心中的美味。
他和孙总作为主人，当然是先到的。在一楼大堂喝咖啡，听那位交大的副教授谈天。原来，这里是给外籍老师住宿地，当然，因为他们的饮食习惯不同，西餐与日餐，也就成了餐厅供应的主流。
交大作为国内著名的高校，有大量的外籍教师，不到这里来，你就不明白，什么叫科学无国界。这位教授电子工程的教授，他就是从美国回来的，但他在美国读书时的导师，却是一个日籍教授。
而孙总的导师，是英国帝国理工毕业的博士，他的导师，也就算是孙总的师爷了，却是在英国教书的以色列籍犹太人。
此时，电梯间出来一个岛国女人，大约四五十岁的样子。当她突然出现时，冬子还是觉得被震撼了。和服，这个只在电影电视上看到的东西，突然出现在面前，这种繁琐的有点复古的装束，穿戴在一个脸上画了浓妆的中年妇女身上，她勾头弯腰的样子，好像要准备给人行礼鞠躬，但她身边却根本没有人。
夏天穿着这一身行头，虽然一手提包一手拿着个折扇，虽然那和服看起来是丝绸质地，但你总觉得，她看起来太热，毕竟她后腰上，背了一个没用的包袱，那只是和服的一个装饰与款式。脚下穿着的拖鞋，居然还穿了白色的袜子，“嗒嗒嗒”地走过前厅。就是厚厚的地毯，也抑制不了那清脆快速的脚步声音。低眉顺眼的她，回头看了看电梯，停顿了一下，然后，转身走向门口，出了大门。
冬子他们三人中，孙总与交大的副教授，都没太注意这个岛国妇女，当然，也都看见了。冬子认为，他们俩不在意这个女人，估计是见多了的，见怪不惊。
过了几分钟，出现一个老头。如果不是他的神态，任何人也猜不出他是岛国人。通常的衬衣与西服，在这个夏天不算出格，因为出席正式场合的人，肯定只穿件衬衣是不太合适的。但他迅速在大厅，低着头寻找着什么的样子，他那略显瘦小的身材配合他那滴溜乱转的眼神，都知道他在找人。
他最突出的特点，是那略微躬起的腰与那灵活的脖子，就好比一个压抑不往跳动的心，被五指山压住了身子。冬子对孙总两人脱口而出：“这是齐天大圣的队伍吗？”
谁知副教授马上对冬子做了一个嘘的手势，冬子马上就不说话了。那位岛国人在门口迅速张望了一下，也出门去了。出门时，回头看了冬子一眼，冬子没敢跟他对眼神。
“那是一位岛国教授，教微电路及芯片制作的，很厉害的人。前面走的是他夫人，两人在交大教书已经有十几年了。小陈你刚才说的那话，我不知道他听到没有。人家是用中文上课的，你的，明白？”
最后，这位副教授借用了我们平时常见的抗日神剧中所谓日本人说中国话的风格，有些幽默。
冬子却笑不出来了，自己把人家当猴子，并没有故意伤害人家的意思。但人家如此听到并且听懂了，就伤害到人家了。所以，他离开前最后看自己那一眼，究竟有几个意思？
冬子从小在班上是以开玩笑而闻名全班的，插科打浑，一直被冬子自认为是自己的强项，但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此时，冬子第一次觉得，自己连开玩笑的资格都没有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老外懂中文。
冬子听网友们说过，也有几个海外留学的网友，吹嘘着，在外国人眼中，中文是多么的难于上青天，这给冬子一个错觉，以为中文，老外中只有那些有语言天赋的人才学得会。想不到，一个资深的岛国电子学专家，居然用中文给中国的学生授课，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
等要请的客人们，陆续开始来喝咖啡时，冬子更觉得自己与他们是生活在两个世界。因为他们说话时，虽然是以普通话为基础，但也夹杂着自己许多的地方口音。那位打球穿红运动服的教授是福建人，他明显的h与f不分，但自信自己说得自然。
优秀的人，就是有缺点，也不需要解释。大家好像并没有对他的地方口音提出异义。但是，他们讲话的过程中，倒是对某个专业名词，借用了什么英语单词，甚至有的单词不像是英语的，有舌头打嘟噜的腔调，估计是俄语吧。
等到大家都到齐了，进入包厢，其实就是被分隔的塌塌米式的地方，大家都盘腿或者跪着坐在地板上，虽然地板上有地毯，并不硌膝盖，但冬子却很不适应。毕竟，这种类似于跪的姿势，在冬子看来，有点类似于中国最特殊的礼仪，自己父母去世后，就有体会，跪总与拜相联系的。
好在，有几个不羁的伙计，伸脚箕坐的，姿势随便，不那么严肃。菜上来后，都是一人一份的那种，摆盘精致，颜色对比鲜明。
冬子对颜色有一种天然的敏感。他看出来，岛国菜，对于颜色的掌控，有他独到的地方。一般来说，用相邻色是最安全保险的。比如我们用的酱油与醋，暗紫色与淡黑色，就是相邻色。再比如，雪白的鱼肉上用白色的葱根，也算是颜色相邻。在色系中24色谱里面，画成一个圆，如果这两个颜色与圆心的连线夹角小于90度，就算很相邻了。但如果大于90度甚至接近180度，那就是对比色。
在中国菜系里，用对比色最严重的，莫过于川菜了，比如红色的辣椒配上绿色的葱花，这就是严重对比。但这种对比是非常冒险的。要不然，别人怎么会说：红配绿、丑到底。
而岛国菜系，运用了大量的对比色，而且，运用得很好，很夺目，但并不冲突，这是他们颜色运用上的成功。冷盘与热菜兼搭，清酒用热水温过，这种氛围，适合于长谈。怪不得，请他们到这里来吃，这根本就是一个长谈会。
这话题居然很集中，在不同专业的三四十岁油腻男中，大家居然可以找到共识，那就是工业党。
话题当然是交大那位副教授先发起的，这算是他的主场。“孙总，你是在工业第一线的，你说，中国算是陶瓷大国吧，怎么，你们原来最开始的品牌，怎么是意大利的呢？如果按传统产业算，这最好的瓷砖工业，应该产生在景德镇，对吗？”
“当工业革命产生之后，小作坊的命运，只有靠手工延续，只有靠艺术包装，无法成为大众的消费品了。”孙总这一段话，让冬子听起来，就比较复杂。
于是，大家开始对这种现象各抒已见。有的说，中国是世界传统的瓷器大国，但因为错过了工业革命的机遇，一直在手工业的规模里打转，所以扩大不了产品规模。
另一位提出，这不光是规模问题，还是一个标准化问题。要知道，人工车出来的器物，是无法做到尺寸与规格上的标准化，也就造成了一个师傅一个样，根本无法进行标准计量。
冬子知道，所谓标准计量，这个词，与工业革命有关，其实在历史上，秦始皇统一文字，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也有将计量标准化的内容。但，这种革命，只是初步的，在农业社会里，它无法进一步深化精细。
交大副教授延伸了这个话题：“中国在两千年前秦始皇就在今天的西安发布政令，统一度量衡，但是，统一的精细度从那以后，就没有进步了。为什么？因为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计量是粮食，而粮食就从我们最小的颗粒为单位，所以，长度的精度，只需要达到毫米这种级别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后面更精细的单位。”
冬子一听，这说得真有道理。人民当时最需要的精度，也就是一颗粮食。达到这种精度，就可以了，所以，缺乏了继续发展的必要与动力。
而孙总是这个话题的总结人：“其实，不光是产品无法精准计量，而且生产也无法精准计量。比如中国瓷器几百年前传入欧洲后，曾经也风靡一时，但后来，法国人发明的低温瓷器，样子新颖、图画鲜艳、价格便宜，就迅速占领了市场。而中国，只知道高温瓷器，总在手工艺的摸索之中，无法得到革命性的进展，甚至到了嘉庆时期，连仿制元代的青花，都没办法复原了，技术反而退步了。为什么呢？计量与数学是一切工业的基础，温度控制多少，釉彩配方的精准比例与元素，温度变化导致的窑变，微量元素的比例，模具制作的标准化操作，这些都无法突破。仅凭口传心授的经验，有可能导致一代不如一代。”
冬子的厨艺，就比不上父亲，这也算一代不如一代吗？
“所以，我们今天进入工业化，是一个补课的过程。当这个课补完了，我们就进入大规模探索阶段，所以，我到西安来做试验，算是摸索中的一环。哪怕失败了，也可以证明我这个方案不行，让后人不再重复我的错误，也是有价值的。”
孙总这一番话，很有高度。冬子想起那段不知道真伪但有道理的故事。有人问爱迪生，试验了九十多咱材料，还没找到合格的电灯发热丝，是不是这些试验都没有意义？爱迪生答到：我证明了九十多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这就是意义。
当失败也变得有意义时，这个科学的发展就变成了自然而然的过程。
此时接话的，是西北工业大学的一个军械专家，据说他是搞炸药的，也算是化学中一个特殊的门类。他讲了一段历史，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抗战。
冬子心想，这恐怕有些滑稽，因为这是在日式餐厅，况且，刚才冬子自己也遇见了岛国人。仅凭这两点看，今天大家早就交融在一起了，不应该只有仇恨。
但他讲的角度稍有不同。我们以前老说它小，其实是说它国土面积小、人口没中国多。我们以此来激励自己，我们一个地域面积与人口数量大一个数量级的古国，是可以战胜他们的。
但是最开始的事实，却让人灰心，装备最好的国军一败涂地。其实，这个事，在北洋海军的甲午海战中就显示出来了，仅有装备，是远远不够的。
按他的道理讲，北洋海军凭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打不过岛国海军，后来的国军以人数的巨大优势，也打不过岛国军队，其实原因不是什么政治腐败、也不是什么官僚主义。最主要的原因，是农业国打不过工业国。因为生产组织与发展能力，工业国对农业国，就是降维打击。
其间有人问：“最好的武器装备，不就是工业化的产物吗？”
“对，那是别人工业化的产物。仅有武器是远远不够的，还得要有支持这些武器的工业基础，从维修保障到补给。更重要的是，军队的编制训练与作战方式，以及政府民众为战争提供的支援与配合方式，这些都是工业基础决定的。这就好比，你有一辆好车，可以跑得很快。但与别人进行达卡尔拉力赛时，你总是输给比你还差一点的车。为什么？”
这个比喻很奇怪，冬子也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导航员看不好地图，走了冤枉路。你的维修站设备不齐，换胎的速度慢了。更关键的是，你没有沿途建起加油站，或者应该加98号油，你的加油站只有92号油。没有强大的后勤保障作支撑，没有先进的科学导航作指引，你能快一时，能够快多久呢？”
这个比喻太恰当了。
他又举了一个例子：“当年，岛国战败的原因，是因为他虽然是个工业国，但他工业国初创，积累的优势并不是特别大。在面对我们这个庞然大物面前，他消化不良。我们巨大的战备纵深消耗了他的国力，他最后，失败在自己的成果之中。比如占领县城分了兵力，却占领不了农村。当然，这与他工业能力不太高有关。而当他面对工业能力更高的对手时，他所有一切的努力，全是白费。”
冬子对那段历史比较熟悉，所以想加入谈话的热情比较高，他问到：“你是说，他对鹰酱国吗？”
“那倒不典型，当然，鹰酱国是当年工业能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初期鹰酱国有些不适应，但工业化煅造出的自动适应能力，弥补了缺陷，最后，它那些无穷无尽的消耗能力，让岛国根本看不到胜利的机会。这是个大话题，包括苏军为什么首先摧毁的不是德军的兵营，而是德国的工业基地。我倒是要讲一个更为典型的例子。”
冬子此时觉得，这些观点是他以前从来没听过了，集中了注意力。当然，其余的人，也好像很尊重这位火药专家，都在安心地听。
“号称东亚最强悍的关东军，五十万精锐，从未受损失，几十年的防御工事，天下第一的战斗牺牲精神，久经战场的战斗人员，按当时的估计，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强的陆军战队了。他们为什么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就完全消失，根本没有反击战胜的机会呢？”
对于冬子来说，这也是他这个二战爱好者最大的疑问。毕竟，这么厉害强大的武装，怎么会败得不明不白？要知道，他看历史时就知道，那些关东军，全是不怕死的。到今天旅游的人到当时的前线，也知道，那些工事，叫百年工事，还真不是吹嘘。
“朱可夫并没什么伟大的战术，只打力量。打什么力量？打工业力量，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打钢铁打火药。当你看到从地平线那边，突然冒出几百辆坦克出现的集群时，你用一切办法，包括人体炸弹，都是无济于事的，况且，这样的集群不是一个，而是几个几个地反复压上，你怎么办？当你抬头看天上，几十架一个机群的轰炸，一天来十几波机群，那炸弹的重量，比你修工事的钢筋混凝土重要还要大时，你怎么办？实力辗压，就是工业实力。前苏联开动了他巨大的工业机器，全面为战争服务时，人类的血肉之躯，就是一个笑话。”
孙总笑话到：“你这个还真是哪行离不开哪行，钢铁与火药，你们西工大的强项。”
那位也回应到：“当然，还有导弹与航空，我们也在进步。”
大家哈哈大笑，互相敬酒，说些酒话。这个清酒的好处是，它是热的，好下口，容易上头，也就容易让大家激动起来。更大的好处是，它度数并不太高，还可以让酒局维持更长的时间。
孙总看到冬子总是在挪屁股换姿势，关心地问到：“身体不行还是酒量不行？”
冬子解释到：“这岛国的坐法，我还真不太适应。”
谁知道，这话被身边另一位听到了，他大声说到：“这可是我们老祖宗的坐法啊，你得适应。”
冬子感到很吃惊，对方就给他解释了。“我是西安人，要知道，我们最兴盛的朝代是汉唐，出土了无数的文物，挖过了无数的古墓，但从来没有出土过椅子，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冬子并不知道。“我们有椅子坐，是唐代以后的事情了。因为，我们的老祖宗，是席地而坐的。”他继续解释到：“出席，就是出现在朝会或者宴会上的意思，古人很实在，不骗我们。因为他们就是像今天的我们一样，坐在席子上的。礼记把这些细节记得很清楚。而今天的主席，就是你们孙总。”
“你们在说什么？好像我们是个什么组织似的，还什么主席之类的话都出来了？”
孙总提出这个疑问后，大家都在笑。
而那位火药专家发言了：“我们只是些松散的篮球爱好者，算不上组织。毕竟，今天你跟我一队，明天你或许在球场上，是我的对手。但是，如果要说我们有组织的话，那也可以算，因为我们的某些观点是相同的。道不同，不相与谋。”
这些话有些不逻辑了，反正，喝了酒的人，说话都这个味。
“那你小子说说，我们有什么相同的？”孙总的洒劲也不小。
“我不是说，我们的职业，都是搞科研或者搞技术的，或者如同今天，那些网友们嘲笑的不懂风情的理工男。”
“那些人的话不要听。他们只是键盘侠，而我们才是造键盘的人。”交大副教授也加入了讨论，大家也被这个话题所吸引，停止了各自的私下交流。互诉衷肠的低语，被慷慨陈词的火药专家所打断。
“我们有一个共识，我们都承认工业革命，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所以，有人取了一个新名词，叫工业崇拜，这只是一个技术共识，与政治无关，大家觉得，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