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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朝廷清廷最激烈的一场权力斗争，却是以一种表面和平的方式展开的，肃顺和慈禧双方都有礼有节。
两宫太后的回京队伍，由胜保亲自率大军护送，从热河启程后不久便遭遇大雨滂沱，道路泥泞无法前行，两宫太后无奈，只好于峡谷中寻找避雨歇脚的地方，衣食与住宿也没有提前安排，她们几乎成了落汤鸡。
此时，护送咸丰皇帝灵柩的队伍也因为下雨，行进迟缓，落后她们大约有十英里。
慈禧此时依然不忘礼节，以两宫的名义，派了几个人返回梓宫歇脚处，询问咸丰皇帝灵柩是否安妥。
怡亲王、肃顺及诸位赞襄大臣回复称：“灵柩已经安全抵达第一个休息地。”
接到消息，慈禧从自己的俸禄中拿出一千金赏予搬运者，以示对他们辛劳的肯定和赞赏。
怡亲王载垣又犹豫不决了，对肃顺说：“本王看慈禧没什么异常，要不取消行动，等我们回京后再看她的表现吧，大行皇帝刚逝，我们这么做，会不会授人以柄？况且皇太后是无辜的。本王看胜保会坏我们的事！”
“我们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肃顺虽清楚，只要慈禧太后活着，自己的危险便会时刻增加，便劝说怡亲王载垣。
怡亲王载垣没有说话，他仍然不忘职责及大清礼仪，派人回奏两宫太后，感谢她们对咸丰皇帝遗体的担忧挂念。
慈禧也回复怡亲王载垣，赞其忠心耿耿，尽职尽责。就这样，在一路的生死较量中，两方始终保持以礼相待。
两宫的太后队伍到了古北口。古北口是山海关、居庸关两关之间的长城要塞，位于密云区东北部，距离京城约二百四十里，为辽东平原和内蒙古通往中原地区的咽喉。这里就是肃顺打算除掉两宫太后的地方，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曾纪泽。
曾纪泽对肃顺说过，杀慈禧最好的时机，是在咸丰皇帝死后，当时可以立即伪造要慈禧陪葬的诏书。但是肃顺的心不够狠，也没说服怡亲王载垣。
在古北口杀两宫太后，嫁祸捻贼，这是一个相当愚蠢的决定。此时，两宫太后有胜保的大军护卫，小股的捻贼根本靠近不了两宫的轿子。
天已经快黑了，荣禄离开了送葬队伍，带上自己的一小队人马，快马加鞭赶去古北口营救太后，并在她们到达古北口前赶上来了。
曾纪泽需要做一个艰难的决定，在肃顺集团和慈禧集团之间。
这个抉择对曾纪泽来说，并不揪心，他在等父亲曾国藩的决定。
而曾国藩的决定，要比曾纪泽揪心得多，他面对的选择，是要不要反清。
曾纪泽在湘军拿下安庆之后，就跟曾国藩写了一封带暗语的密信，说1861年底，是湘军反清的最佳时机。曾纪泽知道，一个人的思想很难转变，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知识分子。他认为“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但曾纪泽还是要试试，他劝曾国藩先反清，占据江南，和大清王朝以长江为界，分而治之。
当时确实存在着改朝换代的机会，咸丰死后，以肃顺为首的朝臣势力、以恭亲王为首的帝胤势力、以慈禧为首的帝后势力互相倾轧，不能形成对外的合力。此时，湘军如果造反，确实是有机会的。这也是曾纪泽为什么选择带兵北上勤王的原因，他要保持肃顺集团和慈禧集团的平衡。
当时咸丰驾崩、幼帝即位，京城里的人心比较浮动。这种时候举旗造反，民众不会对清朝绝对忠诚。而江南大营覆灭，僧格林沁、胜保率领的八旗兵也兵败八里桥，清朝的正规部队遭受了重创，湘军起义是有可能会成功。
曾纪泽不认为曾国藩反清应该在攻陷江宁后，举兵北上。他觉得湘军最好的举义时间，只能是攻陷安庆后的这段时间。当时湘军将领对曾国藩的推戴，几乎全部发生在1861年前后，而在1864年湘军攻陷江宁后，反而没人提反清的事了。
为什么湘军不能等攻克江宁后再起义胜呢？当时慈禧太后的地位已经相当稳固。1865年，她罢免恭亲王奕议政王与军机大臣之职，恭亲王毫不敢反抗。从这件事情中，就可以看出那时的慈禧太后拥有怎样的权势。这时候的清廷，在慈禧太后的领导下，已经拧成了一股绳。老百姓对清廷的信心，也有所恢复。这个时候的清朝，不太容易被推翻。而且当时洋人也比较认可清廷。而且1865年，曾国藩对于湘军的统摄能力已经下降了许多。
反而是攻克安庆后不久，胡林翼病逝，这时候曾国藩成了名义上的湘军的唯一统帅。此时的曾国藩，对于除了刘长佑、刘坤一一系湘军以外的各路湘军，都有着比较强的统摄能力。左宗棠羽翼未丰，也听曾国藩指挥。
然而，从1862年淮军建立到1864年湘军攻克江宁的这段时间里，左宗棠、李鸿章都自立门户。如果曾国藩在攻克江宁后造反，左宗棠、李鸿章很可能不会跟从，甚至会帮助清廷消灭曾国藩。此时的曾国藩，真正能够控制的部队，只有曾国荃的吉字营以及彭玉麟的湘军水师。以这点实力争衡天下，无异于蚍蜉撼树。
而且，等到1865年，曾家嫡系部队的战斗力会下降许多。吉字营攻克安庆时，只有一万多人，基本上都是精兵。但之后为了迅速攻克江宁，盲目扩招到五万，士兵的平均战斗力下滑。这时候的吉字营，已经没有了刚开始时的那种冲劲，都指望着攻克江宁抢掠一番，然后回湖南老家过好日子，战斗力早已不能和攻克安庆后的那段时间相比。靠这样的军队争夺天下，是不行的。在1865年，曾国荃对曾国藩说：“你是两江总督，加上闽浙总督左宗棠，四川总督骆秉章，江苏总督李鸿章三个现任总督，还有五个现任巡抚全是湘军嫡系。大哥手里握着20万湘军精兵，再遣李秀成收纳10万太平军降兵，这样30万精锐之师，即可攻破京师，恢复汉家江山，大哥将成为一代帝王。”
曾国藩回答道：“共患难时大家可以是朋友;同富贵时往往成了仇敌。就说那个左宗棠，他做师爷时便不甘居人之下;如今同我平起平坐，他肯对我俯首称臣?再说李鸿章，我若平稳安泰他就是我的学生;我若不顺，李鸿章必然反戈一击。还有那个李秀成，他投降了，就是一只丧家犬，谁还听他的?再说，朝廷防我之心令人枕席难安。”
这一番话，是无奈的事实，叫曾国荃无话可说。而且，当时湘军兵力在江南数省虽占优势，但清廷的官文据长江上游;富明阿、冯子才分守扬州、镇江;增格林沁屯兵粤皖，这表明慈禧对湘军早有防备。
反不反清，1861年底，曾国藩也不是没考虑过。安庆破城不久的一天晚上，曾国荃率湘军高级将领30余人突然求见曾国藩。见面后，所有将领齐刷刷跪倒，一言不发。须知，在当时，劝进是成则王侯、败则诛九族的举动，这无言胜有言的场景只能靠曾国藩慢慢体味其中的奥义。见大哥面无表情，按捺不住的曾国荃递上一张纸条。打开纸条，映入曾国藩眼帘的赫然是“东南半壁无主，涤公岂无意乎”两行字。
见此，曾国藩大喝一声：取纸笔！纸笔到后，曾氏挥毫疾书，完后把笔一掷，一语不发，从容退入后室。众将不知所措，屏息良久，才趋至书案前，见曾写了14个大字：“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这幅集句联上联出自苏轼的诗，下联出自王安石的诗，在这里，曾国藩明确向众将表示：我崇尚清高、淡雅的圣贤，称王称帝，成就一方霸业并不是我终身的追求。
其实，早在安庆劝进之前，李元度、左宗棠、彭玉麟、王闿运等众多湘军将领和社会名流都对曾国藩有过或明或暗的示意。湘军攻克安庆后，曾的幕僚李元度撰成一联呈给他，其联为“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见后立即将其撕毁，并斥责了李。在《曾国藩日记》中，也有多处戒勉李审慎的记载，虽不便明记，但大概应指此事。不久，左宗棠又托湘军二号人物胡林翼为曾送来一联，其联为“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国藩看后，立即将“似”字改为“未”字，以表明心迹。
曾国藩的脑袋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作为饱受儒家传统文化浸染的理学大家，“名份”观念是曾氏内心无法迈过的一个坎。整日标榜“忠孝”，却一朝谋反作乱，这无异于自己狠狠抽了自己一记耳光，对于视名节如生命的曾氏而言，天下人尤其是天下士人的骂声会把自己“淹没”。况且，按照曾国藩推崇的老庄之道，“花未开全月未圆”方是人生最佳状态，自己能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走到位极人臣的高位，“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这已经不是什么好兆头了。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不敢越雷池，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曾国藩也有自己的野心。
曾国藩心想，湘军要想起义成功，必须首先处理好和太平军之间的关系。如果湘军能和太平军达成谅解，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帜下实现联合的话，推翻清朝易如反掌。如果湘军能够稳住太平军，虽然不联合但也不相互攻击，则湘军北伐推翻清朝的可能性是有的。如果湘军完全不能和太平军改善关系，则难以两边作战，推翻清朝。
曾国藩和洪秀全不共戴天，他是不大可能向洪秀全那种落地秀才妥协的。所以，第三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前两者。
湘军要想北上推翻清朝，还必须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军饷的问题。关于湘军军饷，我在下一章中将会详细叙述。大家会看到，军饷的筹集是多么的困难。
就攻陷安庆前后这个时间段来说，曾国藩所能依仗的军饷来源其实只有湖南一省。但即便是湖南，也因为石达开的两次袭扰，经济受到重创，能够提供给湘军的军饷不会太多。
湖北在胡林翼逝世后，成了官文的天下。湘军要造反的话，他不但不会帮助，反而会成为镇压湘军的急先锋。江西官场与曾国藩关系一直很僵，所以不可能为造反的湘军提供军饷。安徽刚刚经历大的战乱，根本没有可能提供军饷。至于其他省，更不会提供军饷。
没有军饷，湘军不可能打胜仗，这是曾国藩最担心的问题。
曾国藩觉得攻克安庆前后虽然存在着造反成功的时机，但并不成熟。强行去做可能没有好结果，舍生取义固然可嘉，但自己必须活着。只有活着，才能为家族、为民族做出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曾国藩给曾纪泽送去回信，说国内动乱频仍，列强环伺中华，内忧外患之中，不想再度置民于水火，不想让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又会经历更多磨难。
曾纪泽看到曾国藩的回信，曾国藩的态度，在他的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他已经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他骑在一匹高大的黄马上，双腿一夹紧马肚子，带人往古北口方向疾驰而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