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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个人，弄个书号，租间民房，然后以某个作文大赛组委会的名义向全国各地广发征文信函。凡投稿的基本上都能被选中，然后就告诉你作文已获几等奖，获奖作品将结集出版，每本多少钱，至少需要购买几本等。家长把钱寄过去以后，大部分确也能收到登有自己孩子作品的书，只是书很厚，里面的字排得又小又密，从目录来看，获奖的人非常多，找半天才能找到自己孩子的名字。这种作文选的质量可想而知。
如果说上面一种掏钱买发表的事在盛行一段时间后，已显得有些笨拙，下面一种新兴的掏钱买发表就显得比较高明，更容易忽悠得家长和教师动心。
我听一位小学老师对我讲了这样一件事。某国家级教育科研所向她所在的小学发出共同做课题的邀请。所谓“课题”内容，就是小学要征订至少五百本该所办的一份杂志。这份杂志专门刊登小学生作文，全年十二期，每本六元。教科所给每个合作学校的回报是，每年每所小学可在杂志上发两三篇学生的作文，或一个有关学校的彩色封面。合作校在合作期间可以邀请教科所的专家来学校进行讲座，费用另计。个别教师将来还有机会在教科所的“课题”上署名。杂志不发表非合作校学生的作文，也不对外公开发行（因为没有对外发行刊号）。
这能不能叫“课题”且不说，我们单从学生的角度上看看孩子们收获的是什么。
每个学生一年花七十二元买这本小学生作文选，每校至少得有五百名孩子订阅，那么一所学校一年就要给这本杂志贡献至少三万六千元。然后只有两、三名学生有机会在这本并不公开发行的杂志上发表作品——这还不是最不合算的地方，最不合算的是，这样的杂志孩子们不会有兴趣去读它，七十二元钱购买来的基本上是一堆废纸。
这位老师感叹说，如果每个孩子用这个钱购买两本小说，然后把所有的书汇集到一起，各个班办个图书角，那是多么有价值啊。据那位老师了解，教科所这个“课题”不仅和小学合作，还和中学合作，合作单位还真不少。
我奇怪地问她，现在不是不允许向学生指派课外辅导资料吗，学校怎么可以组织学生订杂志呢？
这位老师说，学校确实不强迫，总是强调“自愿”。但老师们经不住学校负责人的动员，学生们经不住老师的动员，家长经不住孩子的要求，再加上“课题”“教科所”这些招牌，一所千人以上的学校想纠集起五百个订户很容易。
我能理解这位有良知的教师的忧虑。用读作文选或作文杂志取代日常阅读，是一种对阅读的误解，反映了人们对如何培养学生写作技能的浅薄认识。并非操作者都对此认识不清，社会各方都有自己的利益计算，急功近利可以让人变得既冷漠又盲目。可怜的只是孩子们，他们不光浪费了钱，更浪费了学习机会。
这位老师感叹说，不光是成人，孩子们现在也变得功利了。很多孩子不喜欢课外阅读，又想找到一个写作文的捷径，也以为看作文杂志就能提高作文水平，所以对订这份“国家级教科所”办的杂志很有热情。事实上经她观察，这些杂志到了孩子们手中，他们只是大略地翻一下，看看有没有本校的东西，至于内容，几乎没有人认真地去读。
孩子没有选择能力，这可以理解，“国家级教育科研所”的行为我们也管不着，但家长和教师有责任给孩子介绍一些好书。在阅读书目选择上，至少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本好看的小说和一本作文选摆在面前，问一下自己爱看哪个，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在这里我首先想强调的就是，作为常规阅读材料，作文选没有意义。
还有一种情况。有的家长虽然没买作文选，却只给孩子买散文精选、短篇小说集等。他们认为孩子小，功课紧，适合读篇幅较短的东西。每当我看到家长为孩子挑选诺贝尔奖获奖作者散文精选集之类的书，心里总是由不住怀疑，孩子看吗，尤其是小学阶段的孩子？
考虑到中小学生阅读的延续性和量的积累，我认为应该重点读长篇小说。首先是小说比较吸引人，能让孩子们读进去；其次是长篇小说一本书讲一个大故事，能吸引孩子一口气读下去几十万字。中小学生对散文，尤其是翻译散文大多不感兴趣；而短篇小说讲得再精彩，读完了也最多只有一万字。孩子们可以一鼓作气地读完一个大故事，但很少有人能一篇接一篇地连续读二十个小故事。经常读长篇小说，更容易养成孩子大量阅读的习惯。好的短篇作品可以给孩子推荐一些，但不要成为主力和唯一。
在读什么的问题上既要给孩子一些引导，也要尊重孩子的意愿，一个中心目的就是尽量调动孩子的阅读兴趣，先考虑有趣，再考虑有用。
我女儿圆圆最早读的长篇小说是金庸的武侠小说。我之所以当时建议她读金庸的书，是因为金庸的小说悬念重重，情节有趣，能吸引人读下去；而且他的文字非常规范，笔法老练，读来感觉通俗流畅；里面充满爱恨分明的情感，符合儿童的审美心理；有一些爱情描写，但都有着不食人间烟火的纯洁和干净。所以我后来也向很多人建议，让孩子去读金庸吧！
其实我自己并不是金庸小说的爱好者，假如中学时代看到他的作品，可能会很喜欢，但我看到他的小说时已工作多年，阅读口味已不在这里了。后来读了两部，也只是为了带动圆圆的阅读。
圆圆一接触这些书，果然就被迷住了，用不到半年的时间一口气把金庸十四部武侠小说全部读完。我本来以为她读完这些书后应该读更好的书，就给她推荐几本名著，但发现她兴趣不大。
有一天我们在书店里看到卖《还珠格格》成套的书，她当时正热衷于看这个电视剧，眼睛一亮，就忍不住翻起来，发现里面情节和电视剧基本一样，有些兴奋，就买了一套，这样她就可以在电视剧播出之前了解到故事情节了。我记得那个书一套有很多本，她很快就看完了，因为她对这个故事太感兴趣了。到圣诞节，我又买了整套《还珠格格Ⅱ》作为礼物送给她，圆圆喜欢极了，又一口气把那么多本看完，而且不止看了一次。她经常会随手翻开哪一段，饶有兴趣地读上一会儿。
很多人在批琼瑶小说浅薄，批《还珠格格》没有“品位”，仿佛让孩子读这样的书就是给孩子指歪道。我是这样想的，有没有品位要看针对谁来说。琼瑶的作品确实不是黄钟大吕之作，但琼瑶的文字也非常规范、老到、干净，对于一个八岁的小女孩来说，她喜欢可爱的“小燕子”，喜欢里面起伏有致的情节，这个书就是适合她的。至于“经典”，我相信只要她有足够的阅读基础，终有一天会对一些经典作品感兴趣。
我见过一位家长，她很注意孩子的阅读，从孩子在幼儿园时就开始讲安徒生童话，孩子上小学识字后让孩子读插图本的安徒生童话，孩子上初中后，她又买来了厚厚的一本纯文字的安徒生童话全集和诺贝尔奖获奖作家散文选。结果可想而知，孩子“不好好读课外书了”。
还有一位家长，他一考虑到孩子需要读些书，就直接买来《安娜·卡列尼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结果是他也很直接地把孩子吓住了。
这些家长为孩子提供着“经典”，旁人对他们的选择可能也提不出什么批评。孩子们虽然不知道自己需要哪本书，但他们知道不需要哪本书，对于没有兴趣的东西，他们只有一个态度：拒绝。
所以，在给孩子选择阅读书目时，要了解孩子，然后再给出建议。不要完全用成人的眼光来挑选，更不要以“有没有用”来作为价值判断，要考虑的是孩子的接受水平、他的兴趣所在。
我还见过一位家长，她发现自己正在读初中的孩子爱读韩寒、郭敬明等一些少年成名的人的作品，大惊失色。其实她自己从没读过这些人的作品，不知为什么，就主观地认定这些作品不健康、没意思，总是阻拦孩子去读。结果因此和孩子常发生冲突，凡她推荐的书，孩子一概拒绝，凡她不让看的，孩子就要偷偷去看。
我的建议是：家长自己如果经常读书，心里十分清楚哪本书好，可以推荐给孩子；如果家长总能给孩子推荐一些让他也感到有兴趣的书，孩子其实是很愿意听取家长的指点的。但如果家长自己很少读书，就不要随便对孩子的阅读指手画脚，选择的主动权应交给孩子。
2000年教育部颁布的语文教学大纲规定出了中学生必读的三十部名著，中外各十五部。我不清楚近年有没有修改。这三十部书都是经典之作，可以作为选择参考。但是否适合全部推荐给中学生，恐怕还需要斟酌，毕竟有些作品离当下孩子们的生活太远，而可读性又不是很强，也许它只是适合孩子们长大了再读。
真正适合孩子的东西他一定不会拒绝，他拒绝的，要么是作品本身不够好，要么是和他的阅读能力不匹配。
在这里提醒家长的是，一定要让孩子到正规的书店买书，不要在地摊或一些不三不四的小店里买，以防买到内容低俗的书刊。凡在正规书店里买到的，并且孩子感兴趣的图书，应该都是适合他看的。
即使对成人来说，持久的阅读兴趣也是来源于书籍的“有趣”而不是“有用”。
不看“有用”的书，不是说不给孩子选好书，而是在选择中要以孩子的兴趣为核心要素，不以“有用”为选择标准。
事实上“有趣”与“有用”并不对立，有趣的书往往也是有用的书。一本好小说对孩子写作的影响绝不亚于一本作文选，甚至会超过作文选。陶行知先生就曾建议把《红楼梦》当作语文教材来使用。所以，我在这里说“不读有用的书”是一种矫枉过正的说法，目的是强调关注“有趣”。只有“有趣”，才能让孩子实现阅读活动，只有实现了阅读活动，才能实现“有用”。
8 学“语文”不是学“语文课本”
如果不关注阅读，死抱着教材学语文，那么学生进入中学后就会越来越力不从心，到头来，在最关键的高考考场上，恐怕也难以获得好成绩。
前几年有一位叫李路珂的女孩一度被人们关注。她两次跳级，十五岁就考上了清华，二十岁攻读清华大学建筑学博士。当人们都用看待天才的目光看她时，她父亲却说，女儿并非智力超常，她与别人的区别只是在于：当别人的孩子正在拼命去读去背一些无关紧要的、最多只能供翻翻而已的文字（主要指语文课本）时，我在让孩子读《论语》《孟子》《古文观止》等经典作品。
李路珂的父亲坚持让女儿有大量的课外阅读，认为最好的少年时光应该去读经典作品。他对现在的学校语文教育很不满，认为“在无关紧要的文字上喋喋不休、浪费过多光阴只会毁掉人的一生”。由于他的这种想法与学校教育有矛盾，他让孩子休学三次，以便女儿能无拘无束地自由阅读。大量的课外阅读给李路珂带来了智力和学习上的飞跃，带来生命的早慧和成长的轻松。
李路珂父亲的做法可谓离经叛道，与当下很多教师和家长把语文课本奉为语文学习的圣经形成对比。由此不能不欣赏他的勇气和见识。
看过一本书叫《我们怎样学语文》，里面有当代七十多位知名科学家、学者、作家等撰写了自己早年语文学习的经历，按作者们出生或求学的年代，全书从二三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分为四个部分。我从书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凡五十年代以前的学界泰斗们，他们对自己当年的语文学习全都充满温情的回忆。他们的语文学习内容，基本上都是中华文化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经典名章；他们几乎都遇到一个或几个学养丰厚的语文教师，从最初的语文学习中获得了完善的语言和思想的滋养；都肯定地认为早年的语文学习为他们一生的事业及做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例如，有人问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先生，为什么能成为院士，有什么个人因素。他回答说：“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人文文化，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语文起了重要的、直接或间接的作用。”[9]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七八十年代接受中小学语文教育的这些人，他们对自己所经历的语文教育充满批判，认为教材选编质量不高、教学方法陈腐、思想启蒙贫乏。而他们之所以后来“成才”，在于侥幸获得一些课外读物，正是这些课外读物成全了他们。[10]
当代著名作家毕飞宇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他上中小学的时间应该在七八十年代。他在《我所接受的语文教育》一文中说，“如果让我给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语文教育打分，我不会打‘零分’，因为它不是‘零分’，而是负数。我之所以这样说，一点都没有故作惊人的意思。我们在接受了小学、中学的语文教育后，不得不花上很大的力量再来一次自我教育和自我启蒙。”[11]
他批评的是当时的语文教育。可时过境迁，这么多年了，我们的语文教育依然故我。这种糟糕状态，到现在尚未有结束的迹象。
从教材的编排看。现在小学语文大致还是采用先学拼音、生字，再学词汇、句子这样一个逻辑框架。
拼音真的需要放到语文学习的最前面吗？生字真的需要那样一个个独立地去学吗？
这里有一个貌似合理的逻辑推理：会读文章就得先认字，想认字就得学拼音——事实上，这个表面合理的逻辑并不符合儿童的认知顺序，逆反了人类学习语言文字的天性。颠倒了语言学习的顺序，充满反认知的内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