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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岂为我辈设也！
魏晋士人对自由思想的向往
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和阮籍都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流的人物，但是他们各自有不同的个性。
颜延之把嵇康比作龙，“龙性谁能驯”。的确，嵇康在历史上的形象就像是一条无人可以驯服的龙，他昂然地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意志、高尚的人格，而决不向虚伪、残忍的司马氏做半点妥协。有一次，司马氏的爪牙钟会带着一群人，一个个衣着华丽，乘着高轩驷马到嵇康家来看他，正好碰到他跟好朋友向秀在门前打铁。嵇康竟不屑于抬起头来跟钟会打个招呼。等了半个小时，钟会觉得实在无趣，起身离开，这个时候嵇康才冷冷地说了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意思是，我知道你是奉了主子的命来这里察看的，你是听到些什么流言蜚语跑来的？你又看到了什么去向你的主子报告呢？钟会气得要死，回答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意思是，我听到了我听到的东西来的，我看见了我看见的东西离开的。嵇康问得犀利，钟会答得阴险，两个人都是高手，高来高去，针锋相对。钟会从此便恨死了嵇康，对嵇康的鄙视耿耿于怀。后来嵇康因吕安的事情被捕入狱，钟会向司马氏进的谗言“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是使司马氏最终下决心杀嵇康的一个重量级砝码。
这件事如果发生在阮籍的头上，情形大概会相当不同。阮籍虽然跟嵇康一样痛恨司马氏，痛恨司马氏的爪牙，但是如果钟会带一群人来看他，他至少还会站起来跟钟会假意寒暄一会儿的。这当然只是一种推测，不过并非没有根据。阮籍和嵇康内心想法一致，而性格气质不同，阮籍他对司马氏如嵇康一样地厌恶，但他没有嵇康那样刚烈，缺乏正面针锋相对的勇气。有一次，他游览广武，广武是楚汉之争的古战场，他长叹一声，发出了引起后世无数人共鸣的感慨：“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这话含义很深，也很模棱两可。他说的“时”可以解释为“当时”，也可以解释为“现时”。如果是“当时”，就是感叹楚汉之争的时候没有真正的英雄，居然让一个小混混刘邦成了名，当了皇帝；如果是“现时”，就是感叹此刻没有像刘邦、项羽乃至萧何、张良、韩信这样的英雄，结果竟然让司马氏这样的浑蛋成了名，当了皇帝。这就是阮籍，愤世嫉俗，指桑骂槐，厌恶当时的现实，却只敢以一种十分含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悲愤。
在现实生活中，阮籍更多是以一种装糊涂的面貌出现的。他本来是一个熟读儒家经典、积极进取、有心用世的人，但是看到司马氏整族整族地屠杀自己的政敌，当时许多名士都被杀害了，担心自己也落得同样的命运。他在《咏怀诗》（第三十三首）中说：“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于是整天喝酒，把自己扮成一个酒鬼，好像对世事全不关心，这样来避开司马氏的屠刀。史书记载，他有一次听说步兵校尉厨中有三百斛好酒，便向司马昭要求做步兵校尉的官，摆出一副不问政事只顾喝酒的样子。司马昭立刻答应了，他正是要你不问政治。后世常称阮籍为“阮步兵”，就是这样来的。阮家是一个大族，阮籍和他的父亲阮瑀（建安七子之一）都是大名士，所以司马昭想和阮家结亲，阮籍不愿意，又不敢直说，就故意喝得酩酊大醉，居然一连醉了六十天都不醒，弄得司马昭没办法提亲，只好算了。司马昭晋封魏王，想借用阮籍的文名为自己写劝进文，阮籍不想写，又不敢直接推掉，于是又喝得大醉，但这一次最终没能躲过，人家把他弄醒了。他没办法了，只好提笔一挥而就，居然写了一篇富丽堂皇的劝进文。我猜测他或许做了两手准备，一面把文章琢磨好了，一面却装醉，能忽悠过去就忽悠过去，实在不行就把琢磨好的文章写出来。这就是阮籍的性格。所以说如果钟会来看他，尽管他心里很不情愿，应该还是会周旋一阵子的。有学者说，阮籍根本是跟司马氏一伙的，却又不想担司马氏帮凶的恶名，才有这样的表现。我觉得这批评太苛刻，阮籍对司马氏的不满与厌恶本质上跟嵇康是一样的，只是他性格比较软弱一点，厌恶痛恨又不敢像嵇康那样畅快发泄罢了。
正因为嵇、阮在性格气质上有这样的差异，他们留在历史上的形象便有了不同。嵇康更多表现为一个为维护自己独立意志和人格而宁折不弯的烈士形象，阮籍则更多表现为一个在沉重的现实里努力追求思想自由的痛苦灵魂。阮籍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大人先生传》，借大人先生之口，讽刺那些凡事谨守礼教、言行中规中矩的“君子”，说他们犹如“群虱之处乎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虱子在裤裆，躲在深缝里，藏在坏絮中，自以为住的是豪宅；走路不敢离开线缝，行动不敢跑出裤裆，自认为很守规矩。）他内心并不反对儒家，但是讨厌那些表面上循规蹈矩、骨子里却败坏儒家真精神的伪君子，可是没有办法，话语权被那些人把持了，于是阮籍跟嵇康一样，激而走向反面，提倡道家，而且常常故意跟儒家礼教对着干，以发泄他对那些伪君子的不满。阮籍公开宣称：“礼岂为我辈设也！”表明自己就要跟礼教对着干。
例如，儒家礼教最讲究丧礼，一个人如果死了父母，按丧礼的规定要守孝三年，守孝期间要穿破烂的衣服，衣服上只系一根草绳当衣带，不能喝酒吃肉，不能听歌作乐，不能与妻妾同房，等等。在宾客吊唁的时候，孝子必须先哭，一天必须按时哭几次。阮籍就很讨厌这些规矩，宾客来吊的时候他偏偏不哭，甚至照样喝酒吃肉，以表示对礼法的不满与反抗。其实阮籍是很孝顺母亲的，母亲死了他是很难过的，客人一走，他想起来很悲痛，大声号啕，结果把刚刚吃进去的酒肉都吐出来，最后连血都吐出来了。所以说，阮籍反抗的并不是原初儒家的孝的精神，而是后世儒家造作出来的种种规矩。这些规矩被一些虚伪的人利用，变成了表演，变成了作秀。这种表演和作秀与内心真正的悲痛并不相干，有些明明不孝的人也可以有同样的表演和作秀，以此博取尽孝的美名。汉末就有个著名的假孝子赵宣，父亲死了，别人守孝三年，他却在父亲的墓前的墓道一住就是一二十年，显得特别“孝”，一时名闻遐迩。后来陈蕃来做太守，接见他，问他家里的情况，他一下子就露了马脚：他的几个孩子竟然是在守孝期间生的。按儒家丧礼的规定，守孝期间不能跟妻妾同房，那么他的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呢？经过陈蕃一番拷问，赵宣只好供出了实情。原来他挖了一条地道，白天守孝，夜里就通过地道回家去享乐，喝酒吃肉，莺歌燕舞。可见赵宣的“守孝”完全是骗人的，内心并不悲痛。司马氏及其同党本质上就是赵宣这样的人。阮籍所厌恶的正是这种表演和作秀，他以反抗这些表演和作秀来曲折地表达他对司马氏及其党羽的厌恶。
又如儒家最讲究男女之间的避嫌，所谓“严男女之大防”，甚至有“男女授受不亲”“叔嫂不通问”这样很不近人情的规矩。比如“叔嫂不通问”，小叔子跟嫂嫂明明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天天都会见面，按礼教却连互相问好都不被允许，这哪里是人之常情？阮籍就偏偏在嫂子回娘家将要出门的时候，故意站在门边跟嫂子聊了半天，让周围邻居都看到。又比如“男女授受不亲”，意思是男女之间给对方东西时不能直接给，要用一个托盘来完成这个“授受”（“授”是给，“受”是接），免得男女之间有手碰手的危险。其实只要心里没有鬼，有什么必要防得这样严呢？阮籍的街坊里有个买酒的，老板娘长得很漂亮，阮籍就常常去打酒，喝醉了就睡在店里，老板慢慢知道他没有邪念，所以也不介意。有一个出身兵家（当时认为兵家是下层阶级，而阮籍是贵族）的女孩，长得很漂亮，又有才，却不幸早死，阮籍并不认识她的家里人，却独自跑到女孩的坟上大哭一场，伤悼这个美丽少女的夭亡。在阮籍看来，叔嫂是一家人，互相关心是应该的，只要没有邪念又有什么可避讳的呢？美不仅是可以欣赏而且是应当欣赏的，爱美、追求美是人的天性，只要心里没有邪念，为什么遇到美女偏偏要装出一副没看见的样子呢？有些人刚好相反，明明心里存着邪念，而且背地里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却偏偏在人前装出一副对女色无动于衷的样子。司马氏及其党羽就是这样一批虚伪无耻的“君子”，他们在儒家礼法招牌的掩护下，做的尽是不忠不孝、寡廉鲜耻的事，例如前面讲的吕安哥哥吕巽的所为。还有一个有趣的对比，就是阮籍对嵇康和嵇康哥哥嵇喜的不同态度。嵇康是阮籍的好朋友，他们理念一致，而嵇喜却跟吕巽一样投靠了司马氏。阮籍对他们两兄弟的态度就截然不同。阮籍丧母的时候，嵇喜来吊唁，阮籍不理不睬，还故意翻出白眼珠对着他，弄得嵇喜很不高兴。过一会儿嵇康带着酒拿着一把琴来了，阮籍这时候才把白眼珠翻过去，用青眼高高兴兴地看着嵇康。青眼就是黑瞳仁，“白眼”“青眼”这两个词我们现在还在用，比如“某某人得到上级的垂青”，“垂青”就是用黑眼珠看人，即欣赏之意，就是从阮籍的故事来的。
虽然阮籍不满礼教，做出种种时人看来很反常、乖僻的举动，但是他在嘴巴上却从不指名道姓地评论别人，既不说好话也不说坏话，这叫“口不臧否人物”。他也不谈论时事，就是不议论政治，不批评当局，所以人家抓不到他的辫子，连司马昭都称赞他是“天下之至慎”（天下最谨慎的人）。即使偶尔说出在别人看来很奇怪的话，他也总能自圆其说。例如他在司马昭那里做从事中郎（官名）时，有人报告一个地方发生了儿子杀死母亲的事件，阮籍脱口而出，说：“嘻，儿子杀父亲还说得过去，居然连母亲都杀吗？”在座的人都认为他是失言，司马昭也说：“杀父亲是天下最罪恶的事情，你怎么说‘还说得过去’呢？”阮籍回答说：“古人不是讲过吗，禽兽只知有母，不知有父，儿子杀父亲是禽兽，现在居然杀母亲，那就是禽兽不如了。”大家听了没有话说，只好说他说得有理。
总之，阮籍本来是一个很有志向、很想做一番事业的人，又是一个非常追求思想自由，凡事都有自己的见解，也很不满意恶浊现实的人，但他性格较为软弱，被司马氏杀人的行为吓怕了，怕自己被卷进去，所以处处谨慎小心。但是即使这样，他还是常常遭人忌恨。例如司马氏的党羽何曾，就曾经抓住他在母丧时喝酒吃肉的事大做文章，要司马昭把阮籍流放到海外去，“以正风教”。所以阮籍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他给后世留下的八十二首《咏怀诗》，今天读起来仍然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他那说不出来的矛盾、担忧与恐惧，但是如果真要指出哪首具体指什么，却又说不出来。所以唐朝的学者李善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阮籍在乱世做官，常常担心被人诽谤遭到灾祸，因此常常会发出生命无常的感叹。尽管诗的主题是讽刺，而文字每每隐晦不明，隔了若干世代的人们要想猜测他的真意，是很不容易的。）（《文选》注）阮籍由于格外谨慎，总算避免了被司马氏杀头的厄运，但在嵇康被杀后第二年，他也去世了。如果他活得久一点，会不会落得跟嵇康一样的下场，实在还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