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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公开招标怎么看？”我的大学同学、天行健公司董事长梁刚问我。
“什么事情都有利有弊，对于公开招标来说，有两件关于公开招标的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回答说。
“哪两件事啊，什么印象？”梁刚问。
“记得我在省发改委工作的时候，我们要买一辆工作用车。单位领导要我具体办这件事，我跑到采购中心，查了一下采购目录，就到采购目录对应的公司去谈价格。”我说。
“我明明白白跟这家公司说，如果不便宜，我们就换一家公司去买，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谈的购买价是23.3万元，直接购置不符合规定，需要通过采购中心才行。”我说。
“我就跟采购中心商量，请求他们支持办一下手续，但采购中心坚决不同意，说我们只能报品牌，报车型，怎么购车，向谁购车，购车价格多少，统统要通过他们谈，他们负责购置车辆，我们只负责给钱提车。”我说。
“结果，同样的车型，同样的公司，最后，我们花了28.8万元，比我们自己谈的贵了23.6%。我跟领导汇报时，心里愤愤不平。”我说。
“领导很无奈地说，没办法啊，只有走这个程序才合法啊，我们花的钱才经得起检查啊。公开采购招标的东西，比我们自己谈的还贵。所以，我心里对公开招标没什么好感。”我老老实实说。
“那还有一件事呢？”梁刚继续问。
“那就是省科技大楼公开招标了，你应该知道。当时负责具体办事的是省科技厅办公室的一个副主任，跟我很熟。他们制定了很详细的规定，尤其禁止转包，希望通过公开招标，找一家信誉好的公司，顺利完成大楼建设。”我说。
“省科技厅委托的是一家在业内很有名气的招标代理公司，具体负责招标。一套程序下来，确定了中标的公司。从表面上看，中标的公司倒还说得过去，价格也说得过去，不是最高，也不是最低。”我说。
“但具体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中标公司的具体施工人员不是中标公司的人，这个人业内很熟悉，是借中标公司牌子中的标。中标公司除了收取几千万元的所谓管理费之外，几乎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干。”我说。
“在具体的施工过程中，具体施工人总是扯皮拉筋，并且找各种借口加价。科技厅找中标公司理论，中标公司就推给具体施工人，找具体施工人，施工人就推给中标公司。”我说。
“每一次加价都要履行各种复杂繁琐的手续，工期也一再延期，省科技厅烦死了。最后的结果是，经过审计最终确定的价格，比当初最高的报价还高。”我说。
“我记得，当时省科技厅的那位办公室副主任，满腔怒火地对我说，他妈的，这是什么世道？国家的钱也是老百姓的钱，也是纳税人的钱，国家的钱也是钱，不能这么瞎折腾啊。”我说。
“通过这两件事，我对公开招标并无好感。公开招标再好的‘经’，也会被‘歪嘴和尚’念歪。推而广之，我们国家再好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总是在部分执行者中打了折扣，走了样，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我们国家执行、落实层面的问题，不能忽视啊。”我说。
“你是一名县委书记，但本质上是一名学者。你能不能从理论角度上，谈谈对公开招标的看法？”梁刚说。
“我哪有什么理论啊，我只能就我自己的了解和理解说一下，公开招标是世界各国通行的一种做法，能基本实现规范运作及管理，避免暗箱操作，截断利益输送，打破市场垄断，实现公开透明，保证公平公正，无疑是一种进步，肯定也是一剂良药。但却有不可避免的缺陷。”我说。
“什么缺陷啊？”梁刚问。
“缺陷大体上表现有三点，一、公开招标实行一次性报价，没有通过充分的竞争。有竞争实力的公司没有充分竞争的机会，不一定在投标中能中标。这容易挫伤公司的投标积极性，不利于招标市场秩序的建立。”我说。
“二、公开招标多以低价竞争为基础，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中标公司会找多种借口加价。就是说先低价中标，然后再端着盘子讲价钱。省科技厅科技大楼公开招标就是鲜明的例子。”我说。
“三、公开招标评标存在一些主观因素，可能会导致评标不够公平。一是评标强调价格是第一位因素，而低价格往往会左右评委的倾向性。二是评委受知识结构、专业技术程度的局限，势必会影响评标的公正性。”我说。
“三是评委的情感因素和道德水平因素也会影响评标的公正性。四是制定标书人员受专业技术水平限制，所制标书不尽完善。五是用户和评委的关系处理不好，也会影响公正评标。……。我对公开招标没有什么研究，主要是凭一些感性认识说说，我说完了，该你从实践的角度说说吧。”我说。
梁刚说：“我们既是同学又是朋友，我不隐瞒你。我们主要是从决策层面、技术层面、操作层面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首先，我们在决策层面，就开始广泛联络人。对公开招标有影响的人，按照不同的类型进行联络，有针对性地做工作。希望有关方面、有关人员能施加影响力，以增加中标的机会。”
梁刚说：“其次，我们还在技术层面进行了多种努力，譬如，在价格、信誉、财务状况、业绩、技术、服务、响应招标文件程度等方面进行完善，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尽量做到完美无缺，不给话别人说。”
梁刚说：“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让你眼花缭乱。也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说来听听，怎么操作法？”
“譬如说围标，通常说，就是对同一个项目，通过跟自身有联系的多个公司进行投标，东方不亮西方亮，以增加投标的命中率。”
“还有呢？”
“买标，就是支付一定的费用，把参加投标的其他公司的标买过来，也可以把自己的标卖给其它的公司。别小看买标卖标，如今却发展成了一个灰色的产业链，发达得很呢。”
“继续说。”
“串标，投标人之间的串通、投标人与招标人或招标代理人之间的串通，还有投标人与评标专家的串通等等，就是通过各种串通，使招标结果向自己有利的一方倾斜。”
“名堂真多啊，还有吗？”
“当然有。挂靠，这你应该知道了，自身实力不济，挂靠一个有实力的公司投标，通俗地说，就是借牌子。大树底下好乘凉嘛。”
“还有吗？”
“有。转包，自己中标后，转包出去，赚取一点转包费，或者说，提取一点管理费。或者，别人中标后，再转包给我们。”
“还有没有？”
“有啊。弃标，就是说服竞争对手放弃竞标。或者，被竞争对手说服，自己放弃竞标。当然，无论谁说服谁，一般是有经济补偿的。”
“还有吗？”
“有啊。绑标，就是在投标的过程中暴力介入，采取恐吓、胁迫、暴力等手段，以达到中标的目的。一般不常见。”
“还有吗？”
“有。霸王标，就是无论怎么努力，无论合理不合理，都是内定的那家公司中标，其它参加竞标的公司，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换句话说，就是做做样子，逗你玩的。”
“还有没有啊？”
“有啊。陪标，就是陪‘太子’读书。所谓陪标，就是在某项目进入招投标程序前，招标单位已经确定了意向单位，然后由意向单位根据投标程序要求，联系关系单位参加邀标，以便确保意向单位达到中标目的的举动。”
“还有吗？”
“还有其它种种方式，我就不一一说了。总之是，通过多种途径，多种方式的综合运用，尽量提高中标率。”
“你说的好复杂啊。”
“是啊，不进这个门，哪能知道这么多门道呢？”
“还有什么门道？”我问。
“总之，投标人会通过种种办法争取中标。如果中标后，如果是我们的公司中标，我们最主要的事，就是要保质保量完成任务，绝不偷工减料，绝不以假充真，绝不以次充优，这是信誉问题，也是我们的底线，绝对不容许有半点马虎。”梁刚说。
“有时，明知道项目赚不了钱，我们也要这么做。我们是真枪实刀干事创业的，不是江湖混混，不是江湖骗子，必须按照招标单位的要求，必须按照协议或合同，把项目做完，做好。”梁刚说。
我们喝着茶，梁刚问我：“你对凌河大桥重建工程怎么看？打算采取什么方式确定建设单位？”
我回答说：“凌河大桥肯定要重建，你的重建想法很符合我的思路，我希望由你这样信得过的人来干此事，我希望必须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完成重建工作。至于如何确定建设单位，我还要跟我的同事们商量一下。”
我说：“我个人的看法是，不走原来的由市委直接确定建设单位的老路，也不走我的前任书记向全国乃至世界公开招标的旧路，看能不能走邀请招标的新路，就是有限竞争性招标。”
我说：“这样做最大的优点是，需要的时间短，费用低。不管走什么路，必须保证程序上合规，能拿到桌面上来说。你可能要按相关职能部门的要求，提供各种资料，我们也要走完各种程序……。”
“行啊，我保证按县委、县政府的要求办，尽快还你一座月光县人民通向美好未来的金桥。”梁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