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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里面还牵扯到洛水源头洛南县的龙潭沟地段，那是一处十里地的山涧地段。
由此北上河道相当狭窄，不将那十里河段扩宽，即使那二百六十余里完全贯通，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洛水就是后来的洛河，起源处就是洛南县西陲洛源镇境内秦岭深处的龙潭沟，是唯一流入黄河的河流。
隋朝大运河就是以洛阳为中心，洛阳盆地的洛河自然成为御河和运河之中枢。
洛河的水路交通历史悠久，漕运更为发达，早在西汉时，每年从洛阳运往长安的粮食多达400万石。
但发自洛阳的漕运，就在龙潭沟北端河段截然而止，剩余不到三百里，就需要人工肩挑力扛，搬运过一段山势，才能送至外间官道车马之上。
往往自洛阳运来的漕运船队，驶来龙潭沟也不过两天两夜，但仅搬运过一段山势，就需要大量人工下的七天七夜。
由此可知，那一段山势的地形之复杂。
若能将那十里狭窄山涧扩宽到可容船只通过，再有二百六十余里支流贯通，就可直接抵达长安城内的渭河河段。
这样一来，困扰上千年的长安城的缺粮窘态，就会完全化解开来。
就是那十里河段，却属于朝廷的职责范围，且因难度之大，具体花费或许还要远超余下来的二百六十余里的开凿。
于是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就因此而被无限期地拖延下来。
如今李之甘愿用一只巨轮的航运资质，来换取此条水路的贯通，这就是边炯内心敬佩李之的原因所在。
“我也知道龙潭沟河段的扩宽不易，但继续拖延下去，受灾的还是长安城百万百姓。宝昌兄，我的打算就是通过主动开凿余下的那二百六十余里，来促使朝廷对于此事有所作为，你认为有几成把握？”
不用边炯回应，一旁的淞王就在大声疾呼：
“原来还能如此解决？正文，这样一来，就等如给朝廷省下来数万两的开支，不然两段河道的贯通共需耗费约十万两，我想朝廷没有理由再行推诿！”
淞王的职权之下，并不与漕运有直接关联，但也拥有统筹管理的垂询资格。
较之于他，八王建成王就直接负有直管权限，虽然说有工部水司这个直管部门，但漕运有军方的大部分直管权。
而且他还掌握着国家钱谷的保管出纳，更深知其中门道：
“所言极是，这么优厚的条件，朝廷理应再是银库紧张，也要竭力完成这个历史遗留问题。长安城又是大唐首府，更应当早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唐门面，解决掉粮食短缺问题，无疑势在必行。于朝廷而言，这可是个重大机会！”
淞王接言：“有民间力量全程辅助，不仅是单纯的政绩问题，还是具有相当意义上的官民佳话，是足以载入史册的团结奋进典型例证！”
李之大笑着摆手：
“算了吧，什么全程辅助，淞王大人少拿这些隐晦词汇，诓骗我们这些老百姓。边家仅负责余下来的二百六十余里，龙潭沟的十里拓宽，可不在民间资本之内！”
“资本？又是个新鲜词汇！”建成王同样大笑不止，“淞王也就是随口一说，该朝廷的负责部分，一两也不会少了，你李正文倒是听得清楚！”
边炯却是撇嘴辩驳：
“正如李先生所言，二位大人少来这些模糊用词，到时候一句朝廷划拨银两遇到暂时困难，你们先行垫付上，一等国库回补完成，定然及时回返！大人们，我这话不是强词夺理吧？更非妄自揣测，而是你们固有的行事手段吧？”
淞王强忍着尴尬笑意：“其实数万两已经是国库年收入的三到四成了，一下子......”
李之摇头，望向边炯：
“那这等交换方式，我们就换做其他办法解决，尤其是目前的局势下，没见到洛阳城内正大兴土木？那也是国库的一部分，我之前是有些理所当然了！”
不同于建成王的一口答应，淞王这般讨价还价似的忽悠手段，是因他直接具体负责很多项目的执行。
像是洛阳城内此时的大兴土木，也是他职权的一部分，武则天正是用这般借口，将之滞留在洛阳。
而建成王就不同了，他只管签署与调拨，实际执行就与他没多少关系了。
淞王因手下用银子处太多了，总数就是那些，厚此薄彼也是无奈之举，能坑到边家的时候，他是绝不会手软的。
因而李之很快通过边炯的不忿，察觉到此种关键，才会明确表达出自己的意愿。
眼见得二人极短时间内就形成同盟，淞王顿感一时头大，却万万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很明显难得有民间资金这么主动参与到河道建设中来，在任何一任朝廷来说，若取得成功，都是件利国利民的丰功伟绩。
更难得的是，官府在其中的付出仅是原本计划中的一半，即使国库再是紧张，也绝不肯放过这个良机。
也就是说，此个项目的通过机会极大，且在如今这种诡异的局势之下，各个派系都有可能临时联合起来，就为了在可能改朝换代之前，为自己捞一份功绩。
毕竟在这个年代，真心做事之人还是很多的，一心为皇上效力，来换取信任的思想还占主流。
因而不需淞王开口，李楷王已在急匆匆阻止道：
“李先生，宝昌，此事要从长计议，其实我们在场人都说了不算，不妨奏报与皇上，由圣意来做最终决断！”
即使目前的是傀儡皇帝，正常流程是不能逾越的，尽管明知奏折还是会落在太后的手中。
事关大几万两的重大工程，更需要这位太上皇一般地人物来定夺。
李之与边炯视线频频交流，此刻两个人的心思是一样的，这么大一笔支出，又是可能要几年才可完工的紧要工程，一旦呈奏上去，关乎于自家利益的条件提出，就会面临重重压力。
于是下一刻二人同时纷纷摇头，由李之首先讲出来理由：
“我们双方还没拿出个具体计划，更没有朝廷相关工程的丝毫保障前提，我不认为此时奏报会有结果。”
边炯也是紧接着开口：“至少三万两银子的支出，纵是不需要头一年凑齐，也是个天大压力，此事慎重为先，不宜过早轻下结论！”
事实上其他人均知他们两人的内心顾虑，尤其是建成王，对于淞王的近乎无廉耻地大唱高调，产生了一脸无奈：
“淞王，我知你手边工程众多，更是早有先后，再有如此重大工程立项，会有导致国库亏空之危。但总不能因此而令此事半途夭折，有时候实际困难与高调颂扬无一点搭接，毕竟来自于民间的银子，更首先看重朝廷的公信力。如你这般仅一点征兆现出，就给人套上什么利国利民的偌大顶戴，只会把民间积极性吓跑了！”
他与淞王私人交情是不浅，能做到目前职位者，又有哪个不是头脑精明之辈，当然借由裙带关系上位的，如暴发户一般地武家某些人就另当别论了。
尤其是经由高宗而并非当时的武后一手提拔之人，更是一心为公的佼佼者，遇到重大事宜，私人情分是会自动跌落至第二位的。
淞王又哪里不知自己的确有些操之过急了，相对而言，资格更老的李楷王思虑得就更全面些。
他针对淞王提出质疑在先，面对这般重大事宜，更是嘴不饶人：
“八王说的是，一王的未奏先决可是极大不妥，况且如此浩大工程，也就注定了工期的延长，所耗银两决不能与一次性调集相提并论。此事完全可以以谏议的方式奏报上去，而不是在群策群力之前你的自行决断！”
他的语气尽管舒缓，话意里却是充满了批评，直教淞王额头生汗。
而且此时的指责中另有深意，一旦类似言论传递到太后那里去，不管后果是大是小，一个言辞过失罪责是避免不了的。
李楷王选择在此时讲出来，或许不怎么中听，也总比反馈到太后那里的影响要小太多。
即使淞王的出发点，出于朝廷的根本利益角度，但因此而导致的民间资本推出的罪过可就大了。
于是淞王第一时间对李之与边炯提出歉意：“是我考虑不周在先，险些打击了二位的积极性，在这里给二位陪个不是！”
随着他一口闷掉杯中酒，李之呵呵乐道：
“事关公事，却是由私人掏银子，尤其是这笔数目很有可能很是惊人，淞王大人的那套官方说辞可就显得很没诚意了。往少了说，一条远洋货轮成本价就在一万三千两到五千两之间，二百六十余里河道开凿的大体费用在两万两左右，他边家一年的收益又能有多少？再像之前那样，找个名头，把那十里拓宽